内卷、躺平和扑腾

内卷、躺平、扑腾是职场上极为常见的三种困境。

内卷，是花费了过多的资源，去追求不相匹配的收益。付出太多，收获太少，就让人心生倦怠。社会学家项飙说，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空转，每天不断地自我动员。所以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非常耗能”[1]。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内卷。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规律：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超额利润的。经济学里还会讲到囚徒困境：追求自利的理性人，最终选择了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而不在囚徒困境之中。内卷就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别人在卷，你就得跟着卷起来。

于是你能看到，街道办、中学招聘，都要求博士学历，甚至是清华、北大和国外名校的博士；在政府机关、国企和互联网大厂里，名校研究生干着最基础的工作，比如填报表，甚至是点外卖；家政工、快递员这类岗位，也有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去应聘。我去互联网大厂做调研，亲见它们的办公楼晚上十点多依然灯火通明。大厂员工看上去忙碌了一整天，可能就是开了十几个会。有的企业搞末位淘汰制，使得员工人人自危，明争暗斗。零和游戏，就是得让别人倒下，自己才能站起来。于是，大家有事没事都要积极向领导汇报，搞好关系，甚至连领导孩子的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工作之余，各种考证：律师证、会计师证、心理咨询师证，甚至消防工程师证；各种报班：托福班、雅思班、法语班、计算机编程班。飞机刚落地，就有无数手机铃声响起，仿佛每个人都有上亿元的单子需要马上签署。我亲眼见过有个小姑娘在机场过安检，行李箱还在后面，笔记本电脑先从传送带上出来，她抄起笔记本电脑迅速打开，只为抓紧时间再做一页PPT（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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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是无法继续投入资源，转而接受更少的回报或是改为寻找其他的回报。躺平更像是内卷的影子，内卷到了哪里，躺平就跟到哪里。有蜗居和蚁族，就有逃离北上广；有“压力山大”，就有“只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有嗨，就有丧。

有时候，躺平是一种休息，调整之后，还会重新上场。一位互联网企业的员工说：“扛不住了，还不让人躺会儿吗？”在辽宁省鞍山市一家电力施工企业工作的李星举，对小伙伴们的行为非常不解：不是说好了拒绝“内卷”，放荡不羁爱自由吗？不是说“60分万岁”，天天冲德玛西亚[2]高地吗？怎么到了晚上十点还在主动加班，周末还不忘来做归档？

有时候，躺平是一种自嘲。最典型的是一群“小镇做题家”通过努力考入重点高校，却发现社会竞争是复杂的，名校的光环无法让自己一直保持赢家的地位，这让只熟悉“考试定终身”规则的他们深感挫败。嘴上说躺平，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慌张。曾经想“会当水击三千里”，如今人到中年，已经在生活中随波逐流。有娃的同事聊的都是儿女经，没有家累的同事聊的是怎么把人生乐趣搞成副业。

有时候，躺平是一种觉醒。上一代的观念无法再与年轻人产生共鸣。为什么非要出人头地？为什么非要成名成家？做个普通人不好吗？很多年轻人的奋斗轨迹，是从三四线小城市到一二线大城市，再从一二线大城市返回三四线小城市。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魅力，但回到熟悉的小城市，一下子没了生活压力，不是更自在吗？一位返乡的年轻人说，他离开大城市的动因，是发现早上没时间逛菜市场，到下班的时候，菜就不新鲜了。

有时候，躺平是一种反抗。曾经有一群年轻人，在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附近闲逛，靠打短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他们被称作“三和大神”。虽然其中有对人生“放弃治疗”的人，但更多的年轻人是因为梦想被现实击碎，才对曾经顺从的人生做出无声的反抗。他们把自己不想工作的理由描述为“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豆瓣上，一群年轻人在热议一部1975年拍摄的电影《决裂》。这部电影引用列宁说的话，呼吁大学要对工人、农民开放，而不能“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3]。不少年轻人看完电影，深刻共情：对啊，是该决裂了。

有时候，躺平是一种特权。有一位负责学生就业工作的老师对我讲过，她在进行毕业谈话时曾遇到一位女生，完全不给她劝说的机会：“老师，你不用催我找工作了，我妈都说了，不用着急。”有些孩子毕业之后会在家里待着，不慌不忙地准备考研。有些去企业上班的年轻人，开的车比老板的车还高级。他们风度翩翩地上班，毫无心理压力地摸鱼，不争不抢，不在乎考核，不接受加班。因为他们家境优渥，衣食无忧，不在乎那点儿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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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腾，是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仅能维持基本的回报。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一步步逆风前行。

这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在职场上的经历让人叹息。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几乎都是网课，有的学生连本班的同学都认不全。什么是大学生活？他们自己都恍惚了。听师兄师姐说，原来的大学生活是那样的，但传说中的大学生活，和疫情暴发时期的大学生活，似乎是两种毫不相干的生活。要实习了，遇到封校；该毕业了，遇到企业缩编。他们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疫情的“后遗症”中走出来？

比刚毕业的学生更扑腾的是30~40岁的中青年。对于现代人来说，30岁往往是事业刚起步的阶段。但人满30，迎来的不是而立，而是烦恼。比如，一位30岁上下的女性员工，可能需要认真考虑是否生育，因为，生孩子和职场发展怎么兼顾，一直都是共性难题。好，你是男性员工，就没有焦虑了吗？不是。不管男女，只要你进入30多岁这个阶段，都会面临一些公共焦虑：到没到职业天花板？要不要跳槽？虽然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但好像在职场上的竞争力还不如一张白纸般的年轻人。重活和累活都压在这个年纪的人身上。他们负重前行，如履薄冰，早上慌慌张张出门，像要去打仗一样紧张，晚上回到家里，家人都已经睡了。

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三年时，有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已经快要顶不住了。餐饮业、旅游业、服务业（理发店、健身房、培训班）有人去楼空的，也有咬牙硬扛的。交通行业更是充满辛酸事例：跑长途的卡车滞留在高速公路上无法通行；飞行员和空姐的收入陡降；一场震惊全世界的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让航空业雪上加霜。大疫之下，基层干部和医护人员成了世界上最辛苦的人，熬夜加班采样已成日常。在医院，卷起来的不只是呼吸科、检验科，骨科大夫都要上一线做核酸检测。有些行业，也许有主动选择躺平的空间，但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却是在疫情中被“摔”平的，摔倒后，还没找到爬起来的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