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保护铜奔马的党寿山

一、齐家文化遗址的发掘与展览

李元辉：党先生，您好！您是挖掘、保护武威文物的历史见证者，今天我们就采用聊天的形式，把您平生经历中，鲜为人知的文物故事给我们讲一下。先请您讲讲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的经过。

党寿山：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在凉州区金羊镇宋家窑村邱家庄，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50米。在这个范围以内，蕴藏着很丰富的齐家文化遗存。1960年前，省博物馆曾经有过3次发掘。1975年4—5月又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参加的除了省博物馆专家以外，武威地区文教处、文化馆也参与了，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发掘。这四次发掘，发现了齐家文化的房屋遗址、墓葬、窖穴、灰坑，种类比较多，出土的文物也比较丰富，主要是石器、陶器、铜器，还有玉石、木器等。

武威齐家文化遗址里，特别重要的有两项：一项就是在这里出土了红铜制的小铜器，主要就是刀、锥之类的。这是齐家文化里，武威首次发现的铜器，说明那个时候我们武威的先民已经开始使用铜器了。第二项就是这里发现了三人合葬墓。这个三人合葬墓，它的葬式是中间是男子，仰身直肢，旁边是两个女子，是侧身屈肢，面向男子。男子的身上有象征权力和财富的石币、玉币，一共有80多件，数量相当丰富。这一种葬式或这一种随葬器物的摆放，应该反映了当时男子已经是居于统治地位，女子只能屈从依附于男子。大量的石币、玉币都放在男子身上，说明当时贫富已经分化，阶级已经萌芽。所以，发掘简报发表以后，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我看到有一份杂志说，我们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发现的三人合葬墓，已经编进历史学科的教材里，因为它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的意义。

所以，甘肃省博物馆搞历史文物展览的时候，首先就把我们齐家文化的三人合葬墓陈列出来。我们武威市这几年办历史文物展览的时候，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提出来，一定要把这个放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武威发现了4 000多年前这么重要的、能够说明我们武威历史文化的珍贵的文物，一定要放到展览里。博物馆陈列的时候就放了这三人合葬墓。

李元辉：当初您亲自参加挖掘，这一过程肯定很辛苦吧？

党寿山：辛苦是肯定的，但收获更让人高兴。在这个齐家文化遗址里面，还发现一件石器。这个石器周围有齿轮，中间是圆孔。当时，我觉着这个是很重要的发现，这应该是当时一种半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当时负责的是省博物馆的魏怀珩先生，他当时没有表态。之后他写发掘简报的时候，称作多头斧，我觉着这不确切，应该是什么机器上转动的齿轮，安装上以后，也就像纺轮一样，一捻就可以转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件，就是在这个三人合葬墓里，发现了一件比较大的石币，或者叫玉币，象征权力财富的石币玉币。这件玉币特别大，直径起码有四五十厘米。我记得有一次黎大祥让我看一份报道，说这是世界最大的货币，是世界之最，但这个没有公开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这个三人合葬墓，整个清理是我一手参加的，包括最后的绘图也是我绘的。我能参加这一次发掘，发现这么重要的三人合葬墓，我也感到很荣幸。

李元辉：我听说齐家文化挖掘之后，在武威文庙进行了一次展览，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件事情。

党寿山：第四次发掘完之后，我们把所有发掘出土的文物都拿到文庙里，搞了一次展览。展览比较简单，把东西一类一类排列起来，让地、县的领导来参观。按说，省博物馆来发掘，我们武威地区文教局、文化馆只是配合而已。展览期间，我让魏怀珩先生讲解，毕竟人家知识渊博。但他非常谦虚，他非要我给大家介绍。我就根据当时自己的水平和认识，每次来人参观我都给大家讲解。那次简单的陈列展览效果非常好，引起了武威地、县领导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

二、铜奔马的发现

李元辉：提到铜奔马您肯定是激情澎湃，因为您是铜奔马发现、保护的历史见证者。您能否给我们讲一下，当时发现铜奔马的曲折故事，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党寿山：1969年9月，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在挖地道，也就是防空洞。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十三生产队选择在雷台下面挖防空洞。雷台，原来叫灵钧台，明朝时候，上面修了雷祖观，所以以后人们都叫这里雷台。防空洞挖到10米多深的时候，在右侧发现了墓葬。当时领头的会计，就让其他挖地道的人都出去参加学习班，他安排三名社员继续挖。这三人把那个砖角（jue）子挖开以后，咚的响了一声。他们用电灯泡照下去看里面是啥东西，猛一看是一片绿锈色，仔细一瞧是铜车、铜马、铜人。

这时候有一个叫王明的说，啊，我们挖到雷坛里了（因为上面是雷祖观），这是镇物，赶紧叉（ca，堵）住吧。这个会计不听，说再把洞口往大里挖。王明一听，就说他不黏手（参与）了，借故头疼出去吃药，就走了。另外的几个人就继续往大里挖，洞口挖大以后，那个会计带头下去了，紧接着其他的两个人也下去了。

下去以后，他们发现这个墓很大，有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前室里面有左、右耳室，中室里有右耳室。里面的文物非常丰富，不但有铜车、铜马、铜人，还有大量的铜制用具和陶制用具。他们挨着参观了一下，说就是些坛坛罐罐，再就是车啊、马啊，另外就是些麻钱子（铜钱）。

出来以后，会计把这一重大发现向生产队队长汇报。生产队队长当然也很好奇，在会计的带领下又看了一遍。下午5点钟左右，生产队队长安排几个人发掘这批文物。有个姓蔡的社员说，下午5点左右取这些东西，我就装，会计登记，还有杨发财㧏（gan，用铁锹铲物使其挪动）着哩，铜车、铜马、铜人这些大的东西都装上了；马上的鞍子这些东西碎得很，就装到麻袋里，放到库房里去。

当时的保管，原政治指导员，他到后室里，一揭开棺材板，一看下面是一层子灰，用铁锨一㧏，说有三个名章子；再一㧏，说是手枪一样的东西；再一㧏，是簪子；又㧏是砖头，挖了两块，又抽了两块，一摸下面是土。他说出去走走，斜里横里地拉了三架子车，就放到生产队的库房里去了。

这些文物放在库房里不是长久之计，第二天，生产队队长就召集队委会开会，商量怎么办。大家在会上提出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就是我们队里死了两匹马，这是天赐的，死了活马，又给我们送了这么多的铜马，我们可以用这铜马换活马，砸了买马。第二种意见，不要砸，给上面汇报，我们得些奖赏，然后再买马。第三种意见，也不砸也不汇报，放着库房里面，静观其变。如果上面不知道，我们就砸了卖铜买马；上面如果知道了，我们就要奖赏，再买马。大家一致同意第三种意见，说就这么办。但是当时定下了一条纪律，绝对保密，不能走漏风声。

就这样一直过了27天，快一个月了，我在北大街碰上了金羊区的张有同志。张有同志原来是公安局的干部，我是搞文物的，我们应该说是老搭档了。闲聊以后，他突然问我，说雷台发现了金马驹子，你知道不。我当时听了非常惊讶，我是搞文物工作的，这雷台离城又这么近，金马驹子发现了，我竟然毫无风闻啊。出于工作的责任感，当时我就约这个张有，说我们一块去看一下。张有同志非常好，一点推辞都没有，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了雷台。

生产队的办公室就在雷台旁边。我们问了队长，又问会计，金马驹子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到外面捡了些废纸，就钻到里面去了。里面漆黑一片，没电灯根本看不清。纸点着以后，我们一看墓里面是一片狼藉，砖也翻了，棺材板子七零八落地扔在一边。墓室那么大，铺地钱那么多，我们蹲下一捧就是一大捧。这么多的铜钱，我搞了10多年文物工作，还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墓葬，没有见过这么多铜钱铺地的，我马上意识到，这绝对不会就这么几件陶器、这么点铺地钱，一定有更重要的文物被转移了。

我们两个商量以后，立即到公社找大队负责人和公社领导。公社里面正好有社革委会的副主任王德喜在，我们把情况汇报以后，王德喜主任非常关心，说这还了得。我们路过大队时又请上大队的书记李民会。有了公社的领导，有了大队的领导，我们就一起找生产队的队长。我们反复动员，说文物归国家所有，不能私藏，这可是国家有规定的。当时我没有拿《文物工作手册》，全凭记忆给他们一条一条地讲这个道理。

这时候队长才让会计接通了电源，陪我们和公社大队的领导一起进到墓室里，仔细地查看。我们之前看的时候，点的是纸，看不清楚，这时候有了电灯就看得很清楚了。之后，会计又领我们开了库房，看到那么多的铜车、铜马、铜人和其他的一些铜制用具，全部挤压到一个压榨食用油的油箱里放着哩。看到这些文物啊，我的惊喜之情是溢于言表，十多年的文物工作中，我没有看到这么多、这么精美、这么丰富的文物在一个墓里同时出土。当时，特别是这个铜奔马，那时候我不知道是这么珍贵，总觉着这个铜奔马在这些马里面比较特殊，蹄子下面有鸟儿，造型又非常优美。铜奔马、铜车马、仪仗俑，我一一做了登记。

这时候我提出把这批文物拉到文物收藏地文庙去保管。我当时想得很简单啊，但生产队队长挖了一趟，就这样让你白拿去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队长就说，这样吧，社员挖了一趟，也不容易，叫大家看上一眼，然后你再拉，行不行？我觉得这样说也合情合理，大家看一眼，可以趁机向大家宣传党的文物保护政策，这是好机会啊。我说好，那就立即召集社员，叫大家看一下。他说这会儿社员都在地里忙，明天吧，行不行？我说可以。这样我就和公社、大队的人以及区上的张有同志都回去了。

实际事情并不这么简单。第二天、第三天，甚至第四天，我反复跑了多次，守候了几天，根本看不见队长的影子，你找谁，谁也不知道。我找不着队长，偶尔碰上队干部，被告诉说保管人员不在，到城里交电费去了。第四天我去以后，仍然还是这个样子，我已经意识到不对，公社、大队的领导不出面，我是根本拉不走的。这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到10公里以外的金羊区，仍然找到张有同志。张有同志确实非常负责，二话不说，两个人骑上自行车就往公社走。到公社以后仍然找到王德喜副主任，路过大队，书记不在，找到队长梁德，我们一起来到生产队。这时候，生产队队长再没话说了，派了一名社员，我们一块对文物详细地进行登记造册，一式三份，就在那个库房里。哎呀，在那种情况下、那种条件下，造出的文物册子还是比较规范的，编号、名称、规格、数量等项目都有，这个文物册子我一直保管到现在，去年我捐给武威市博物馆。这是最原始的，这个册子上除这些名目以外，最后还有交接人。交付者是生产队队长王红上，接收者就是我，我代表宣传站接收，还有监交人，区上的、公社的、大队的，还有贫下中农代表，这些手续都很齐全。

册子造好以后啊，我就提出把这些东西拉到文庙去保管。当时群众已经围了一大堆，要说看呢大家都看了，我趁着这机会，还拿出铜奔马，举得高高地让大家看，又拿出铜车让大家看多精美。我提出派三名社员、三辆架子车，垫上麦草拉，因为当时再没有现成的包装文物的东西。

大队的队长梁德命令式地说，队长啊，你还不派车子，等什么呢？这时候队长没有话说了，只好派人派车，麦草也有了。我在大家的帮助下，用麦草衬垫好、装好三辆车，就开始往城里拉。那时候路不像现在这么平整，田间的一些小道弯弯曲曲的，架子车行走时都是拐过来拐过去。尤其麻烦的是，前面堵着一条护城河。护城河虽然早已干枯了，但是河道很深，上下很不方便。这时候社员就牢骚满腹啊，特别是一个社员，扬言要把这些东西倒到护城河里去。我当时没有公社大队的领导撑腰，又一个人，拗不过他们三个人，当然不敢说大话，又是给人家递烟，又是帮着给人家推车子，好说歹说总算拉过了护城河，走到通往进城的大道上。

虽然路是平顺了，但人一多，大家都围着看这些东西。这个很麻烦，当时在那种条件下没有遮盖的东西，我只好催着这三个社员快些走。走到北大街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驻地，也就是电影院，这时候我就放心了，到库房里取出“破四旧”收来的长袍大褂，拿出来盖在上面。一方面我向宣传站的领导就发掘墓葬的情况做了汇报，并且通过单位电话向省里的文物主管部门汇报。那时候还没有文物保护法，但已有文物保护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如有重大发现，要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这个就是重大发现，我得向上级汇报。

文物遮盖好以后，围观的人没有了，我很快就把文物拉到文庙文昌宫的西廊房保管起来。这时候忙活了几天的各级领导和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文物拉到文庙以后啊，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参观的人是络绎不绝，先是地委、行署的领导，紧接着是县委、县政府各部门的。那时候我既是保管员，又是讲解员，我为武威能发现一批这样重要的文物感到很自豪。当时的条件很差，西廊房里也没有方便陈列的柜子，这参观的人多，我害怕文物有损失，顺着柱子拉了一根绳子将其整个围了起来，铜车、铜马、铜人就放在地面上，唯有把铜奔马放在一个柜子里展示。

当天下午，我把这个发现的情况又向政治部黄克诚主任做了汇报。黄主任一听我的汇报，非常重视。当时我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些人是不是把东西全部交出来了，有没有隐瞒？那时候能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都不得了了，你还再能追问别的吗？现在我就得继续追问啊。我把这想法向主任一汇报，黄克诚主任马上就决定组织三人工作组，在公社、大队的配合下，到生产队去办学习班，政治部调寇永卓当组长，保卫部调张义生，再就是宣传站我参加。在这个学习班上，一方面就是学政策，谈认识，更重要的是追缴文物。三天学习班结束以后，紧接着，省革委会宣传组派省博物馆的魏怀珩到武威来。魏怀珩到武威后，直接选调了25件比较好的文物拿到省上去给领导汇报，进行再次鉴定。又过了一段时间，省上宣传组写了介绍信，博物馆的魏怀珩、张学正二位先生来到武威，一方面进行墓葬的清理，另外一方面把这批文物全部调走。

那时候，我看到介绍信，不敢做主，就向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领导汇报。我们宣传站的革委会主任叫杨志远，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他通过大家参观文物以后的评论，也意识到这里面是铜奔马最好。他没有别的要求，提出其他的都可以调走，踏鸟儿的那个马给我们留下。这个可能吗？这个不可能，这是主要的东西，能留下吗？我说我可以转达你的意见，能不能留下那还说不准，因为这件事情牵扯比较多。我又拿介绍信找县革委会的主任，这得县上领导决定。姬治国当时正召开会议呢，一看介绍信，也非常果断，下级服从上级，全部调走。然后开始包装。我在印刷厂找了一些废纸，到木工房订制包装箱子，做好以后，一切就包装好了。

魏怀珩、张学正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奖励生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当时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了省革委会宣传组的奖励决定，一户赠送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按当时的说法，这就是最高的奖赏啊。我在这件事上也受到当地群众的误解。

有一次省电视台来人，县委宣传部的王文明把我也叫上一块到雷台去录像。这时候要找队长啊，我们好不容易在人家的地里把队长找到。王文明就说了，王队长，这个是省电视台的，把意图给介绍了。这个队长说了个啥话，这个你问文化馆的党寿山去，傢（他）现在是升官了发财了，坐上小轿车了。我一听，简直是有苦难言，怎么说哩！王文明这时候说话了，他指着我说，哎，王队长，你认识这个人吗，他就是你说的文化馆的党寿山，他现在也没有升官也没有发财，也没有坐上小轿车。队长一看我啊，拿着铁锨一夹，撅撅撅（jue，生气而快走的样子），啥话不说就走了。我们又碰到旁边一个土堆上坐的一个社员，正是此前我说的那个拉了铜马车，扬言要倒到护城河里去的那个社员。老乡，你知道雷台出土的文物的情况吗？这个社员是同样的话，你问文化馆的党寿山去，那个不是个好倯（好人）。哎呀，这简直叫我怎么说哩！

三、“马踏飞燕”的命名与受到重视

李元辉：您当时受了委屈，那以后情况有变化吗？

党寿山：我们虽然向省文物局提出过要求，是不是对生产队给些奖励，因为我自己一直感觉到，在那种情况下，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文物的认识并不是那么很清楚。在那种情况下，竟然能把这批东西，虽然位置搞乱了，有些东西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总体来说，还是保存下来了，应该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我以县革委会的名义向省文物局报告协商以后，最后的答复是，已经奖励过了，当时那是最高的奖赏啊，再不能二次给奖，给你这边奖了，别处怎么办？所以这个也有难处，就作罢了。

文物拉到省博物馆以后，一直过了两年，到1971年，郭沫若陪着柬埔寨亲王到新疆去考察，路经兰州的时候，郭老提出参观省博物馆。这时候省博物馆得把最重要的文物拿出来让郭老看。当然，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仪仗俑，博物馆专家们肯定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都摆出来。郭老一看到铜奔马之后，就大加赞赏。

当然，“马踏飞燕”的命名，也有人说是郭老当时给命名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马踏飞燕”的命名，是当时王毅先生确定的，他是我们省文物处负责文物的领导，当时也是博物馆的领导。根据初世宾馆长的说法，那时候给郭老介绍的时候，已经在标签上写上了“马踏飞燕”，郭老当时也没有反对，据说就是默认了。郭老看了这批文物以后，回到北京即大力地宣传，除向周总理汇报以外，还在那些参展单位的同志们面前宣传。因为那时候在北京故宫里办全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出土文物展，当时他们不知道我们甘肃还有这么重要的文物，没有列上。

郭老一去以后啊，就说如果把甘肃的文物拿到这里来啊，能压倒这里展出的一切。你看看，郭老这么一说以后啊，这批文物的身价就相当高，所以初馆长便拿到北京去展览。那时候，展览要求一个省出10件展品，10个省就是100件。当时提出雷台出土的这批文物是全部展出，光雷台出土的文物一下子就230多件，远远超过了人家一个省10件的数量。怎么展呢？别的省都已经摆好了，雷台的文物往哪里放呢？不能放到边角上去吧，得放在中间。但中间已经摆好了，怎么办？据说湖南省的同志风格非常高，把他们展出的地方让出来。

所以这时候，铜奔马的名声一下子就大起来了，特别是出国展览的时候，那更是身价倍增啊。我们没有参加出国展览，但是据参加的同志介绍，盛况空前啊，整个展览的海报就是这个铜奔马。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海报就是铜奔马，铜奔马就是这些文物的代表。在英国展出的时候，人家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的名字进行修改，提出要改成“天才的中国”。后来展览名称没改，人家在铜奔马的解说词里就把“天才的中国”整个意思贯穿到里面去了。英国的观众称赞说，简直是艺术作品的最高峰，这是一座灯塔。有人说，“四海盛赞铜奔马，五洲争说金缕衣”是郭老诗里写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没有看到郭老写的诗里有这样的话，这出自哪里呢？我当时到国家文物局去，因为文物局要复制铜奔马，要拍铜奔马的照片。国家文物局同志的桌子上堆着一堆报纸，这报纸上哪个国家怎样赞扬的都有记载，都拿出来让我看，这铜奔马是多么了不起。其中有人评价：当时形成了“四海盛赞铜奔马，五洲争说金缕衣”的这么一种热潮，是这样来的。所以说，我们当代著名的诗人臧克家说铜奔马是一条神龙，它以世界为场所，飞奔绝尘，它是中国灿烂文化的精品，它是优美的艺术杰作，它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它为社会主义社会大放异彩，这个评价是真不过分。

那时候不要说是铜奔马的原件到国外展出受到欢迎，就是铜奔马的复制品销量也是很高的。丹麦赛马协会的主席给我们文管会来了一封信。信上是这样说的，他带双亲到我们省博物馆参观，买到了武威县文管会复制的铜奔马，并且还买了好多铜奔马的说明书，赛马协会每次举办赛马大会的时候，把我们的说明书作为奖品奖给优胜者。可想而知他们对铜奔马多么的崇拜。但遗憾的是，你们把这么好的一匹马叫奔马，这个很不合适。世界上有五种马，有行走马，还有什么马、什么马，这奔马是最次的马。但他们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奔”是飞奔，他说的“奔”是走路时“奔奔奔”的奔，但这个措辞也值得商榷。这奔不是飞，是“奔”啊。他说有些国家买了铜奔马的复制品，每年奖给赛马会的优胜者，所以铜奔马的声誉是越来越高。

2002年国家文物局就决定把铜奔马列入禁止出国展览的名录里。在此之前，1983年铜奔马被确定为国家旅游标志；1986年，我们武威市也把铜奔马作为武威的城标，柳宏克市长还委托我为这个城标写了《武威市城标落成记》。所以以后铜奔马印在邮票上，设计成商标，这个不胜枚举，多得很。还有把铜奔马作为宣传画的，像我们的“天马行空，自在武威”之类的，铜奔马已经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种自豪。当然，作为保护了铜奔马的我来说，也感到非常荣耀和自豪。

四、铜奔马所属时代的争议

李元辉：您去年参加了“铜奔马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而且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您当时心情是怎样的？

党寿山：甘肃省博物馆对我们的铜奔马非常重视。去年（2019），在铜奔马发现50周年的时候，省博物馆和武威市联合举办了“铜奔马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省博物馆的馆长问我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参加，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可以，这样的会议我得参加。我当时提交了两篇文章，一篇就是《铜奔马是如何发现和保护下来的》，另一篇《铜奔马名称之我见》。参加会议时，这些论文已经印成书了，厚厚的一本。研讨会对我们武威很重视，对我的这两篇文章也很重视，第一篇、第二篇都是我的。我是两天会议坚持到底。所以从这件事情上说明全国的学术界对我们的铜奔马都非常的关注，有好多专家都发了言，并且兰州开完会以后，到我们武威来现场进行参观考察。

我这里要附带说一点。对铜奔马的名称、对武威雷台汉墓的年代，我这两年也做过一些思考，我想简单地谈谈我的观点。多数人认为铜奔马是东汉晚期的，雷台墓葬也是东汉晚期的墓。但是，我们甘肃，特别是我们武威，好多人都提出来这座墓葬不是东汉墓，是前凉时候的墓葬，并且还有具体的人名，是前凉的谁谁谁的墓葬。我对这个观点，曾经也有赞同的时候，认为前凉的墓葬可能也是有的。我在《保护利用好武威王宫王陵》这一篇文章里谈到，前凉的王宫当然就在武威，前凉的王陵究竟在哪里，如果说雷台是前凉的王陵的话，这就更加值得研究了。

后来资料逐渐丰富，我觉着我的这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我曾经和省考古所所长岳邦湖交谈过，会不会是前凉的？岳邦湖非常肯定，说不会，原因是啥，出土的器物明显的不是魏晋时期的东西。我就想人家说的也对，不要说别的，拿三件文物来说就不是前凉的。第一就是奔马，雷台1号墓出土的铜奔马多么的精致，多么精神，多么醇厚；相反的，咱们西郊那里出土的魏晋陶奔马，也是奔马，也是三足腾空，右后足踏飞鸟，但非常粗糙，非常简单，明显不同，制作风格完全不一样，有天壤之别。这个墓怎么能成为前凉的墓呢？第二件就是陶楼院，雷台出土的墓里的那个陶雕楼院多么雄伟，多么壮观，而魏晋时期的墓葬里出来的陶楼院，不但周围没有二层角楼，只是放那么一个小小的一层楼房，而且中间的楼层也很矮，也是非常简单，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第三个就是出土的釉陶器。这釉陶器啊，反正我是在魏晋墓里没有发现过，都是在两汉时期的墓里才有。雷台出土铜奔马的这个墓里，还出土好多釉陶器，可是我们在其他魏晋墓里没有发现釉陶器。从这些资料来看，肯定铜奔马不是前凉时期的，这个墓葬也不是前凉时期的墓，而是东汉晚期的墓葬，这个没有问题。再往前推，剪边五铢钱是东汉晚期才有的。所以，这一点，起码我们武威本地的研究者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多数人没有搞过考古发掘工作，不知道用出土器物进行比较。前凉墓比东汉晚期的更加重要，也正如陈国灿先生讲的，如果是前凉墓的话比东汉的更珍贵，但出土文物无法证明。

关于铜奔马的名称啊，史学界说法比较多，有马踏飞燕，有马踏飞鹰，有马超龙雀，等等，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大家比较认同的，就是马踏飞燕和铜奔马这两个名字，我觉着这两个虽然很好，但我也提一点个人的想法。应该叫什么马呢？叫鹔鹴马，铜鹔鹴马。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铜鹔鹴马符合作者创作这匹马的立意，他的立意就是要塑造一匹飞奔的马。二是这个鸟呢，资料上介绍像燕子，但燕子是剪刀式的尾巴，这个鸟没有资料说尾巴是剪刀或不是剪刀，像燕子；鸟又比燕子稍大，它平常不落地，居住在林中。

五、智保武威文庙

李元辉：您曾任武威市博物馆馆长，对文庙有特殊的感情。您给我们讲讲文庙以及您保护文庙文物的故事。

党寿山：文庙，建于明正统年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在我们全省应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处文庙，被称为“陇右学宫之冠”，现在已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就是这样一座非常重要的古建筑，差一点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哪里找牛鬼蛇神去啊，这文庙里面有的就是“牛鬼蛇神”，一定要把他砸个稀巴烂。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都来了，当时形势是非常严峻啊！

当时作为文化馆的负责人，又是分管文物的我，怎么办？于是我急中生智。马上提起笔来，写了一封倡议书，前面是引用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梳理古代文化和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必要条件”，当然还引用了其他毛主席有关保护文物的几条语录。

因为那时候宣传站也要成立战斗队，当时说起个啥名字呢，这个名字是我提出来的，应该叫“孺子牛战斗队”，这是化用鲁迅的那句话：俯首甘为孺子牛。大家都同意，单位红旗上写的也是“孺子牛战斗队”，所以署名“孺子牛战斗队”。倡议书写了好多份，我和我老婆子（老伴）就住在文庙，四街八巷到处都贴，特别是人集中的地方都贴上。当时贴的目的就是保护文庙中的文物。

我们那些匾牌是怎样保护下来的呢？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庙作为开大会的一个场地，特别是开四级干部会议，人多没处住，就在那里住，大成殿就是会议室。在1956年前，武威成立了文物保管所，文昌宫的桂籍殿就是文物保管所的办公地，当时也是为了保护这些匾额，整个匾下面是用顶棚糊起来的。当然，那时候幸好这桂籍殿的前面安上了门窗，不开门还进不去。当时为了文物的安全，文物都在桂籍殿里面保存，我把外面的门窗都增加了钢筋。原来只有玻璃，很容易进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把感觉到有问题的匾赶紧摘下来，放在僻背的地方，别人看不见。第三个措施，就是外面的那些匾比如“桂箓垂青”“斯文主宰”“太和元气”等，那时候也可以算是四旧，被砸了怎么办？当时我就把匾额板上面，全部用白灰刷掉，字儿都看不清楚了。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再加上那份倡议书一贴以后啊，文庙文物、匾额就安全地保留下来了。当然包括在库房里面馆藏的四万多件文物。有些文物是非常珍贵的，也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了。

六、武威汉简的发现与研究

李元辉：下面请您给我们谈谈武威汉代三简出土发现的经过。

党寿山：我们武威发现的王杖简、医药简、仪礼简，这三种简在出土的简牍里面是比较重要的。先说医药简。1972年，柏树公社下五畦大队之外还有几个大队，要在旱滩坡开一条渠，灌溉那里的良田。那个时候是几个大队分段开凿。有一天，小寨湾大队社员挖出了一座墓葬，出土了陶器和其他器物，而最主要的是出土了一批简。简被发现以后，群众拿出来看，不认识这字，就扔在旁边，有的插到罐罐子里去了。

当天晚上，公社书记吴维文参加县上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后回到公社。他非常关心渠道的工程进展情况，马上找来水利干部王宝田同志，询问工程进展情况。当王宝田谈到挖出了一座墓，吴维文书记很重视，问挖出了啥，王宝田说出了些坛坛罐罐，再就是些木头板板子，上面写的字不认识。吴维文书记说，不认识的字就是西夏文。吴维文书记为啥说这话呢？这有其原因呢。张义小西沟岘群众无意中发现了西夏时期的一些经文和其他的一些文书。那里工作组的一个同志，当时在宣传组工作。他接过一张群众拿的纸，一看是西夏文，问是哪里发现的，（群众）说是哪里哪里发现的。

这件事情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曾经拿上其中一支到北京去找专家辨认这是啥东西。哎呀！这专家一看，这是《音同》书上的一页，这东西很重要。回来后，我把这个情况向政治部主任刘鹏生做了汇报。刘鹏生对文物非常重视，以后每次县上召开各种会议，他总要在会上说这件事情，说不要认为不认识的字就不是文物了。因为，吴维文当时参加了这次粮食大会，会上刘主任也讲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一听说是不认识的文字，认为这就是西夏文，并问这个东西在哪里。（王宝田）说就在那滩滩子上扔着哩。吴维文马上叫他连夜把这东西取回来。天气比较冷啊，路又不平，就颠颠簸簸地走到那里，一样不差地把那些简全部拿回来了，所以当时我说这件事的题目是“王宝田月下救国宝”。吴维文书记看了这些东西，也非常高兴，把这东西抢救回来了。他包得好好的，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搁好。

哎，正好不久啊，政治部的刘鹏生主任下乡检查工作来了，吴维文赶紧就把这情况向刘鹏生主任汇报。刘鹏生主任看到这些东西也非常高兴，他立即给政治部宣传组的张桐组长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这批东西很重要，让他一定要交到我的手里保管起来。刘主任派上开小车的马师傅把这批东西送到城里来了，交给宣传组的张桐组长。张桐组长也非常认真，马上派通讯员魏天喜送到文庙交给我，因为我在文庙住着。我一看这些东西非常重要，这是有关医药方面的简牍啊。当时，文庙里有省博物馆发掘磨嘴子汉墓后留下的一些化学试剂，我用这些化学试剂又对简进行了保护处理。紧接着我把这件事打电话向省文化厅做了汇报，没有几天，省文化厅就派博物馆的人来了。他们来以后对墓葬进行了清理，把医药汉简就带到省博物馆去了，之后又通知我也去整理研究这批文物。我当时就去了，但我想我这水平不行啊，能参加什么研究？我就只是把发现的经过写下来。当时确实我在武威这边有事情呢，就说让省博物馆的专家研究吧，我就先回来了。

以后这批医药简出了一本书——《武威汉代医简》，是由甘肃省博物馆和武威县文化馆合编的。这批医简非常重要，一共是92枚。新中国成立前发现的汉简也不少，但医药简寥寥无几。这92枚医药简，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所有发现医药简的总和。况且，以前发现的医药简大多被帝国主义分子盗走了，所以我们的这些简就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些简里面，有内、外、妇、儿古代医学方面的各科，记载了30多种治疗疾病的汤头，有百种以上的药名，而且还有医药的禁忌、针灸等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当时专家评定说，这是我们中国最原始的医学著作。因为在这之前确实也有不少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伤寒论》啊这些，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经过多次转抄，不是原始的，而我们这个就是当时记录的原始（资料），墓主人可能就是个医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显得非常珍贵。

《武威汉代医简》这本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以后，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好多地方就用这里面的各种药方治疗各种疾病。我在杂志上看到，有的疑难杂症就用这里面的药方治好了。特别是古浪的张延昌，是甘肃省中医院的大夫，这个人对我们的医药简非常重视，出了两本书，一本就是《武威汉代医简研究》，（我没有看到这本书）另一本《武威汉代医简注释》，他给我送了一本。我看他写得非常认真。我就想啊，我们武威出的医药简，但我们武威医药方面的专家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张延昌先生就显得非常认真和独特。

孙寿岭：我在这里插一句，张延昌和我关系也很好。这个人啊，他在研究武威医药简的时候，确实吃了苦、费了功。他是学中医的大夫，所以他呢，治好了好多人的风湿病。这风湿病用原来的医药方子不好治，用我们医药简的方子都治好了。

党寿山：我再谈仪礼简，仪礼简是20世纪50年代省博物馆在新华磨嘴子墓葬里发现的。现在这批仪礼简已经定为国宝级的文物。这仪礼简最大的特点就是完整。第一，它有完整的9篇仪礼。第二，它不是散乱的简，是完整的一套简。以前发现的简虽然多，但比较散乱。第三，它是我们整个甘肃发现的简里面保存完好的，次序什么都很完整。现在我们看到简比较长，非常完整，字迹也很清晰，这个真是难得，所以说这最大的特点就是完整。

关于王杖诏书令简啊，我想多说两句。王杖诏书令简，那是1982年我们文管会征集回来的。那时候文管会刚刚成立不久，经费也非常有限。当时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文物征集工作，希望能征集多少是多少，能抢救多少是多少。我们分了三个组，黎大祥他们一个组，还有一个组下乡去了，另外一个组在城里征集居民家里藏的瓷器。我们馆里现在藏的好多瓷器，就是那个时候征集来的。黎大祥他们参加的这个组，到新华去宣传党的文物保护政策，有个叫袁德礼的就把家里收藏的王杖诏书令简交出来了。

这个简是怎么到他手里的呢？过程我不太清楚，党菊红写《武威文物背后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到现场去采访过。我们找到袁德礼的后代了解情况。袁德礼的小女儿叫袁玉梅，她说当时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袁德礼开着皮车到旱滩坡去拉土。那里的土比较肥，做煤又好，垫圈又好。袁德礼挖土的时候挖破了一座汉代的墓葬，里面有王杖简。简原本有17枚，但中间第15枚缺了，他就把这些东西拿到家里了。袁德礼是民办教师，有点文化。他一看这东西很重要，就放在门头上面的一个坑坑子里，一直放着没有管。我们文管会征集文物时，他就把这些东西交出来了，所以我想了个题目是“袁德礼门顶藏汉简”。

这的确不简单，这些好群众把文物保护下来了。王杖简拿回来以后，按以前我就立即向省文物主管部门汇报了。但这一次没有汇报，我想我们自己试着研究一下，看行不行。我们这里参考资料非常缺乏，图书馆哪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呢？非常困难，那时候又没有电脑。就是有电脑，我也不会用，只能手写。好在有黎大祥同志，我边写，黎大祥边给我誊写。省博物馆要编一本《汉简研究文集》，后来他们也知道我们有这批汉简呢。题外话就是，有一次刘毓汉书记到博物馆去，回来说老党，省博物馆说你发现重要文物不汇报，私自收藏。我说，刘书记，这可冤枉我们了，铜奔马发现以后，我没有拉到文庙，就先汇报了，这够及时的了吧；医药汉简拿回来，经过处理以后马上就汇报了。这一次，我们想自己研究它。刘毓汉说，对着哩，他也支持我。

省博编《汉简研究文集》，调全省有关的人去统一编写，把我也调上去了。去了以后啊，我首先找的是张学正老师，因为几次办学习班，他给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很尊重他。他看了以后说，这不行，你放下，我写，泼了一盆凉水。我心里想，不行你给我提出些修改意见，我修改，怎么又你写呢？我又找初世宾馆长，初馆长的态度完全相反。他认真看完后，提出了好多修改意见。我非常感激他。我写完以后，又请他审查，他说写得非常好。

特别是我总结了那几条，他说我总结得非常好。我说是，第一点，当时在汉代，尊老养老制度已经在全国推广开来了，不是当时有些专家说的，汉代的尊老养老完全是一纸空文，是骗人的，尊老养老只能是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回家后受到尊老养老的待遇，或者有亲属在朝里做官的，才能享受这些待遇。我就想王杖诏令简记载，有16个受王杖的老人被人欺辱了，最后欺辱老人的人要被杀头了。这16个老人都是达官贵人吗？都有亲属在朝廷做官吗？并且这些老人被欺辱不是亲属告发的，是老百姓告发的。欺负了老年人了，折断了王杖了。既然老人朝廷有亲属，用得着老百姓来告状吗？这不可能。这一点初馆长非常赞赏，给予了非常的肯定，说尽管别的专家是多么了不起，你提出你的观点。第二点，我总结了汉代尊老养老的三次大改革。第一次是惠帝时期减免老人的刑法，到宣帝时候，光减免刑法这一点还不够，提出给老人赐王杖等好多优待的措施，年八十以上授王杖。到成帝时候，觉着年八十以上授王杖有点太迟了。活到八十的老人太少，改成年七十以上授王杖，这优惠的条件是越来越宽。

初馆长对我总结的几条看法非常赞赏，他在对我的这篇文章的评论中说，我这篇文章是在王杖研究方面最权威的一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大庭脩教授对我的这篇文章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大庭脩何许人也？他是日本东西文化研究所所长，是教授，在世界各地讲学，被称为史学泰斗。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非常深，所以他说我的这篇文章观点是十分正确，见解颇为精当。他说，在我之前，他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以后，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感到担忧，但他认为之后的研究水平则令人吃惊，党氏的研究就是最好的实例。所以冯天民给我的书写序的时候，说能够改变像大庭脩这样的大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看法，你功不可没。这对我是最好的褒奖。

这个王杖诏书令里有五份皇帝的诏书，是成帝时候提出了三项对老年人的优惠条件，说老年人到了70岁以上，就可以授王杖。王杖啊就是木棍子上面刻一个鸠鸟，鸠鸟是一种不噎之鸟，象征老人是不噎。得到王杖的人，就相当于有一个凭证、一个信物，好像现在的优待证书一样。被授予王杖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他可以随便出入官府节第，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天子道别的人不能走，有王杖的人可以走，其社会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减免老人的刑法，授王杖的老人，如果不是亲手杀了人，其他的罪都不予起诉。你看这多优惠。在经济上也给予优惠，授王杖的老人，干买卖不收税，种田不收租。并且，老年人可以在街上卖酒，当时一般人不能卖酒，只能由官府卖，授王杖的老人才有这个特权。

因此，王杖诏书令简公布以后，有些地方很重视，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复制一套。特别是有个省的老龄委员会，要这些东西。但我们那时还没有汉简复制的想法。所以说到这里，我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国家对老年人非常尊重，也提出了好多对老年人尊重的措施，我们当地的人，我们凉州文化研究院带头，能不能在这方面也做些研究，把武威国宝级文物大力地宣扬宣扬。

当然，武威汉简在书法这方面的贡献也是非常卓越的。省博物馆的徐祖番先生出了一本汉简书法方面的书。他写道，从这些汉简的书法来看，写了这些汉简的人，都是中国楷书、草书的创始人之一。人家评价这样高，我看也不过分，的确这些都是我们书法创始人之一。我在网上看到兰州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书法班明确提出来就是学习武威汉简的。我也同样想到，我们武威也有几个书画研究院，能不能在这方面做些研究？别的地方能研究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研究自己的？关于汉简的我就谈这么些。

七、圣容寺《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碑刻》

李元辉：您最后再给咱们聊聊圣容寺《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碑刻》的事吧。

党寿山：1979年，十陆医院在原来护城河的地方修家属楼，无意间推土机铲出了半截碑，就放在医院的里院子了。1981年，武威县政协常委、博物馆的职工于竹山先生在十陆医院住院，无意中发现了这块残碑。他看了以后觉得很重要，马上向我们文管会报告了。我们文管会当时也很重视，就立即把这块碑拉到大云寺保管起来。后来敦煌研究院的孙修身看到了这块碑，提出和我们一起把这块碑介绍出去。因为这块碑非常重要，所以我就写了《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这篇文章，在《敦煌研究》上发表。

这块碑刻记述了当时永昌的圣容寺，包括我们武威大云寺修建的前后经过，并且用大段文字写了一个高僧叫刘萨诃的。他到各地区拜佛，走到永昌县之后停下来了，他说以后这座山上一定会有石佛出现。如果出现完整的，天下就太平了；如果出现残缺的，天下就大乱，生灵就要涂炭。到了北周时候，一阵风雨雷电过后，这山上真的是挺出了一个石像。但是石像没有头，大家就磕上头，请能工巧匠雕刻佛头往上按。但按上就掉下来，再按上还是掉下来，都不行。“凉州以东七里涧，夜有神光照像首”，有一天凉州东七里涧天降佛头，大家想到这个头一定是石像的头，就用八抬大轿把佛头抬到永昌县去，还没有到跟前，还有一段距离，这佛头就一下飞到石像上去了，非常合适，这就是后来的凉州御山瑞像。

到隋朝，隋炀帝西巡，来到那里。原来永昌县修了寺院，叫瑞像寺，取名为圣容寺，后由隋炀帝改成感通寺。我们武威大云寺里发现的碑，怎么突然又说起永昌县的瑞像寺了？实际上隋炀帝改名瑞像寺为感通寺后，凉州的大云寺就叫感通下寺，加了“下”字，与永昌县的进行区别。关于寺院有很多的神话传说，这碑上都有记载。宇文邕的时候，要毁这个寺院，放火以后啊，突然天降大雪。寺院虽然烧了，而石佛瑞像还在。因为石佛瑞像就在山体上刻下的，烧不坏，所以这就很神奇。这个石佛瑞像的姿态，在敦煌的好多洞窟里面的画像、塑像都有类似的，是一个手垂着，一个手在腰间放着。

到天宝元年以前，根据我的理解，感通寺已经改名为圣容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是天宝元年以前山的前后有唐代的佛塔，天宝元年的这块碑一定会记载这样一件大事情。可是碑文并没有记载，说明这是在天宝元年之后这个地方才修建的塔。这塔上有乾元二年（759）的墨书题记，写在砖上，应该是塔建了没多久就写上了乾元二年，因此我认为，这个塔一定是在天宝元年以后乾元二年之前这段时间修的。一般寺院重修以后，要改名字，这个时候把感通寺改成圣容寺，完全有可能。我们从旁边不远的地方发现西夏千佛阁遗址，佛阁底座上有题记，就有圣容寺的名称，圣容寺之后才是千佛阁，所以到西夏的时候叫圣容寺。圣容寺和凉州的大云寺，同属于一个寺管理。这大云寺的寺僧和圣容寺的寺僧互相可以调换，碑文也有记载。所以西夏时候修大云寺的碑里面护国寺感通塔碑上有记载，就有这既管圣容寺又管大云寺的僧官参加这个盛典，说明当时他两个都管着呢。

西夏时候的圣容寺规模更加宏大，塔的题记记有“番僧”1 500人，番僧指的就是党项僧，光党项族一个民族的僧人在那个寺院里面就有1 500人，那么其他汉族、藏族，这些民族加起来，起码在三四千人，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圣容寺旁边一个山上有50多个佛龛，就是高僧圆寂，在那里开个龛，里面存放他们的骨灰，都是一排一排的，可见当时寺院规模之大。所以，永昌县对这方面很重视，打圣容寺的招牌发展旅游业。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再能把西夏千佛阁遗址好好地整修一下，意义更大。

（李元辉、李文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