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 曲半岛 (公元前2300—前1300年)

丹麦地处北欧,纬度在北纬55度及以上。丹麦的领土包括德国以北的日德兰半岛,较大的岛屿如西兰岛、菲英岛、洛兰岛,以及许多较小的岛屿。这个国家几乎被水包围——北海在西,波罗的海在东。相对于农业繁荣的中欧及文明发达的地中海沿岸,丹麦常处于边缘地位。由于对于水生资源的有效利用,此地的中石器时代人群很晚才接受农业 (约公元前3500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丹麦同时也是北欧的商业及政治中心,对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及低地诸国(1)、不列颠群岛等在内的广泛区域造成了深刻影响。中世纪早期,城市中心开始于此涌现,维京商人、强盗及殖民者也从丹麦出发远航到纽芬兰及拜占庭等地区。

我选择开展研究的区域是曲半岛,地处日德兰半岛的西北边缘(图1.1).曲半岛的面积不大,约为2100平方千米。其地平整而狭长,被西部的北海及东部的利姆水道所包围。此地起伏不大 (海拔最高为74米),其上有一些小溪、湖泊及沼泽。地表以下分布着白垩纪地层,地面上覆盖的则主要是晚更新世的冰碛土,土质肥沃,包含有燧石及冰川漂砾。西边强劲的向岸风及海浪持续侵蚀着陆地,并将沙砾吹向内陆。曲半岛原本是独立的岛屿,但冰后期发生的隆起活动抬升了其与北部文叙瑟尔地区之间的海床,并将它们连为一体。冰碛土与原先的海床区域现在被用来种植作物,畜养猪与奶牛。捕鱼活动则在海岸边持续兴盛。同时也有一些荒地被作为空地重新保护起来。该地的气候相对寒冷,极限气温主要受周围的水体影响 (2月平均气温为0.3摄氏度,7月平均气温为16.3摄氏度).总体降水量较为稳定 (年均降水量约为750毫米),秋季降水量最大,冬季常会下小雪。由于地表缺少较大的径流及灌溉设施,夏季的干旱对农业收获影响很大。

丹麦的案例将集中关注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 (公元前2300—前1300年).这一过程长达千年,且我们并没有可资利用的文献材料。但我们或许能根据稍晚的铁器时代的情况做出一些相关推理。这一时期从不列颠到阿拉伯世界的许多有文字的社会都留下了关于北方入侵者的记录 (Hedeager,1994).斯堪的纳维亚的口传历史也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其中最有名的是叙事诗《贝奥武甫》(Beowulf)(Huppé,1987),一项重要的古英文文献。该文献明确成书于公元8世纪,并记载了发生在公元6世纪丹麦的故事。后续的冰岛文文献同样大大增强了我们对于晚期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理解 (如 《尼亚尔萨迦》[Njal's saga][Magnusson and Pálsson,1960]、 《埃吉尔萨 迦》 [Egil's saga][Pálsson and Edwards,1976]及斯诺里·斯图鲁松 [Snorri Sturluson,1966]记下的诸神话诗篇)。

这些早期文献记载中的世界归属于一支狂傲的民族,他们在各个地区的 “王”及其麾下战士的治下。吉尔曼 (Gilman,1995)曾指出,日耳曼社会普遍追求酋长间的平等关系,而只允许小规模不平等的存在。因为军事力量本身会不断被挑战,由此所建立的秩序也就不稳定。《贝奥武甫》的故事提到了三代丹麦霸主的故事,他们的政权最后传到罗瑟伽 (Hrothgar)手中。罗瑟伽因其在对外劫掠上的成功而获得了大量支持者,并在其统治期间修建了著名的 “鹿厅”(Heorot).在那里,他举办宴会,并向其盟友和支持者分发财物。他麾下的战士酋长们也于此休养并时刻准备着为保卫其领主而战。

一如往常,

留守大殿的无数勇士

收拢凳板,铺开被枕……

他们将闪闪发亮的椴木圆盾搁在枕边,

身旁长凳上,整整齐齐一字排开

久经战火的头盔,

铁环织就的胸甲,

威名远扬的长矛。

他们早已习惯随时准备战斗,

无论在家在外,无论何时何故,

只要首领要他们效力。(Huppé,1987:67－68)(2)

由于罗瑟伽的鹿厅受到 “残忍的恶魔”葛婪代 (Grendel)的袭击,贝奥武甫来帮助这位遭遇危机的国王,并最终收到了黄金制品作为回报。战场上的无畏也使贝奥武甫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此时的丹麦由多个竞争中的酋邦所组成。等级更高的 “王”并不强势,他们的权力与威望建立在大量的掠夺与对罗马帝国遗留财富的继承上。赫迪格 (Hedeager,1994)指出,理解早期维京时代的关键是 “礼物”经济。酋长们会在每年的春秋时节前往南方大肆掠夺,以获取通过用于礼物交换与展示来提升个人威望的战利品。最近一些关于中世纪冰岛的研究生动地描述了维京酋长们是如何在寒冷的北大西洋地区定居,建立阶层社会,并对抗挪威诸王试图加之其上的政治控制的 (Byock,1988;Durrenberger,1992;Miller,1990).斯堪的纳维亚的酋长们并不循规蹈矩。某个当地酋长可能会向一位 “王”宣誓效忠,但也会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轻易转变态度。

以上的历史文献提供了一个可与青铜时代的丹麦相比拟的政治模式。但只有依靠考古材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曲半岛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300年时期政治情况的动态变化。丹麦是欧洲考古学研究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而曲半岛的考古资料尤为丰富。从19世纪末开始,丹麦政府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系统地记录了此地区的史前遗址 (Ebbesen,1985).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曲半岛有着数千座丹麦地区保存情况最好的新石器及青铜时代的土堆墓。在法律上,所有被发现的金属制品都属丹麦王室所有,曲半岛出土的超过一百件的金属剑和其他青铜或金制品因此得以被妥善保存在哥本哈根的国家博物馆中。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们还发掘了曲半岛一些保存良好的铁器时代土堆遗址 (Hatt,1935;Kjær,1928;Vebæk,1971)及面临海水侵蚀威胁的遗址 (Liversage and Singh,1985;Liversage,1987).本地的齐斯泰兹 (Thisted)博物馆极好地保存了地区考古遗址的档案及发掘报告,并收集了大量的出土遗物。在延斯G亨里克·贝克 (JensGHenrik Bech)的领导下,博物馆针对那些因农业活动、基础建设等事件而面临威胁的计划外土堆墓及居址开展了大量的抢救性发掘 (Bech,1985,1991;Bech and Haack Olsen,1985).(“计划外”指其并未被纳入丹麦政府的永久保护名单中)

在这些丰富的考古工作基础上,曲半岛考古项目于1990年开始进行。这一项目是多学科导向的,旨在调查从新石器时代到中世纪这一长时段中的景观变迁与社会进化。为对考古遗址展开保护与研究,丹麦环境部下属部门的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聘请了一支国际考古团队,包括延斯G亨里克·贝克 (齐斯泰兹博物馆)、迈克·罗兰 (伦敦大学学院)、尼克·索普 (温彻斯特大学)及本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西北大学).丹麦地质调查局地质植物学部门的斯文·安德森 (Svend Th．Andersen,1993、1995)对古孢粉展开了研究,以重建曲半岛的长时段环境变迁。通过对哈辛休斯莫斯 (Hassing Huse Mose)沼泽的深钻,他绘制了此地区的古孢粉情况简图。曲半岛考古项目团队则对沼泽周边的相关区域(10千米直径,总面积约314平方千米)展开了集中的考古调查。在过去三年里,丹麦、英国、美国的团队对两个市(3) (森讷哈[Sønderhå]与赫尔特堡 [Heltborg])开展了系统的田野调查,并发掘了五个新石器晚期和四个青铜时代早期的居址,以及七座新石器与青铜时代的墓葬土堆。我们的目标是获取曲半岛景观下聚落分布及家户活动的系统记录,以扩展当前的考古知识。

为了将我们研究的时段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让我们先来关注更早时期,即农业聚落初建之时的情况。新石器时代稍早阶段,曲半岛定居着以漏斗杯陶文化 (Funnel Beaker Culture)为主的农业社会 (公元前3500—前2600年).孢粉记录 (图1.2)显示这一时期为森林植被的持续发展阶段。森林植被孢粉谱系中的不同种属发生变化,表明存在植被被清理后的次生繁衍。此时期同时也发现了谷物孢粉的痕迹。一些本地树种显然被清除了,但也有一些仍被保留。安德森认为,此时人们的生业经济为强化的 “移动灌木农业,人们会利用生长着次生灌木的林地 (从榛树、蕨类及蒿类植物的增长可看出)短期种植谷物,之后在其中放养动物”(Andersen,1993:91)。

漏斗杯陶文化末期,丹麦的农业经济已能支撑一定人口数量的农民。此时新的农业基础促使了技术条件的变迁,其中包括驯化动物及谷物、用来清理森林植被的磨制石斧、简单的犁及精致陶容器的出现。丹麦发现的犁地证据都出土于墓葬土堆中 (Kristiansen,1990).漏斗杯陶文化中的人口分布能够明显地通过巨石纪念碑、堤道环壕、长条形土堆墓表现出来。聚落方面的证据反而不太多。在丹麦某些地区曾发现一些大型长屋,但大多数地区都并不存在居住的痕迹。在曲半岛,除了一个拥有两间疑似房屋的小型聚落外,仍未发现任何其他聚落。此前的抢救性发掘曾记录了一些分散的灰坑以及一处包含大量燧石废片的堤坝,这些也暗示了聚落的存在。图1.3展示了漏斗杯陶文化中薄柄斧及同时期墓葬纪念碑的分布。曲半岛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海岸,但由于居址较小且缺乏高强度建设,很难识别出具体的聚落。约公元前2700年,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一群相对密度较低、农业程度较高的人群开始在曲半岛定居繁衍,并向原有的荒野扩展。但相比于丹麦其他地区,如东日德兰半岛,曲半岛墓葬纪念碑的密度仍较低。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漏斗杯陶文化中已出现简单的社会等级,并存在类似其他头人社会中的简单领导关系 (Jensen,1982;Kristiansen,1984).纪念碑最能证明等级的存在,如巨石墓葬、围墙等 (详见第四章).举例而言,建造大型墓葬需要大量的劳力,在建造过程中很可能存在一定的领导与管理。同时,对于一个中央墓室而言,其中混杂的骨殖应来自多次的埋葬活动,每次都需要重复地打开覆盖其上的巨型冰川碛石。显然,当地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被埋藏于此 (Kristiansen,1984).这一实践或许代表了一种群体认同 (与偏个体化的相对),以将某些祖先与衍续群体相关联。对纪念碑的占有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 (参见Hodder,1990)。

等到公元前2600年的新石器中期,一场迅速而强烈的经济政治变动开始发生。

独墓文化 (Single Grave Culture)占据了日德兰半岛西南部,漏斗杯陶文化几乎于此绝迹 (Glob,1944;Kristiansen,1989).经过一段或各自独立或相互合作的共存时期,新来的牧人们逐步迁移至漏斗杯陶文化存在的丹麦其他区域。在曲半岛,独墓文化人群快速地改变了当地景观 (图1.2).森林的快速消退与人口增长证据的缺乏表明,这片土地已被开发为畜养牲畜的牧场。尽管高强度的田野调查发现了不少独墓文化的纪念碑式墓葬,但并没有辨识出此时期的聚落,而只在侵蚀海岸边发现了一座小型房屋(Liversage,1987).当时当然存在聚落,但其较小的规模和延续时间的短暂让其在考古学上难以被辨认。对牧业的强调或许确实使该地区的人口出现了下降。在丹麦其他区域,如各个岛屿或日德兰东部,森林并未快速消退,早期漏斗杯陶文化的农业生活显然延续了下来(Davidsen,1978)。

这些早期牧民反映的文化变迁相当曲折。不同于漏斗杯陶文化强调群体的丧葬习俗,独墓文化更凸显个体。低矮的墓穴通常只包含一具男性遗骸及战斧、陶杯,少数情况下则是一具女性遗骸及琥珀项链、陶杯 (Kristiansen,1984),分别强调了男性的战士角色及女性个人饰物的重要性。尽管不同土堆墓情况各异,但它们的大小规格较为统一,陪葬品也存在着一定标准,这表明并不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克里斯蒂安森 (Kristiansen,1984)将该文化阐释为一个分节社会 (segmentary society)(4),如游牧人群努尔人(Nuer).他同时相信,这一文化的经济中包含着一套威望物品交换系统,从而使财富能在各自竞争的文化实体中广泛地相互交换 (参见第四章)。

此后 (公元前2300—前1700年),新石器晚期的匕首时期(Dagger Period)延续了独墓文化的许多特征,并发展出了新的钟型杯文化 (Bell Beaker Culture),包含一些新的特色陶器及武器(新型箭镞、腕部护具、燧石匕首等).北日德兰成为文化 “中心”,通过向北欧出口本地制造的燧石匕首,向更远的区域出口琥珀来积累财富,同时从不列颠及爱尔兰地区进口铜斧 (Vandkilde,1991).从不列颠到波罗的海,再到中欧,丹麦似乎已经成为威望物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Shennan,1986).孢粉证据显示此时期自然景观变化不大,仍为宽阔的空地 (Andersen,1995).但这也可能是谷物种植快速发展的结果。此时期的浮选样品大多数都包含着谷物 (Bech et al．n．d．),且曲半岛考古项目发掘的所有青铜时代晚期土堆墓的底层地层中都显示出明显的定居、开垦痕迹。

农业的广泛传播可能带来了人口的增长。森讷哈市藏文物显示,曲半岛新石器晚期匕首及相关压制石片要比此前时期的特色遗物分布广得多、密得多。曲半岛考古项目在森讷哈市的田野踏查也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晚期到铜器时代早期压制石片。对遗址数量的简单统计也显示在此时期达到一个顶峰。在8平方千米的田野调查中便发现了23处应为匕首时期的聚落 (Bech et al．n．d．).别忘了,此前的独墓文化时期可从未发现过一处遗址。

试举一例,在森讷哈市高地的田野踏查中曾发现三处紧挨的新石器晚期聚落 (曲2756,2757,2758),其中针对曲2758的调查最为详细。它坐落于比耶纳 (Bjergene)山的冰碛高地之上,这种地形常见于森讷哈市东部。山丘较周边区域高出56米,是该市境内最高峰。通过均匀分布的密集石片碎屑可知,该遗址沿着一条山脊分布,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陶、石器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被证实为沿山脊零散分布的洞屋所在之处。

在曲2578遗址中发掘了三座房屋。如一号房屋 (图1.4;N45)所展现的那样,房屋面积不大,约13米长,3.8米宽,两段呈圆弧状,同时具有着约40平方米的屋顶区域。

这些房屋最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半地穴的营造方式,无需中心支撑,而只在周围施以矮墙。它们的屋顶很可能在后部及端部直接延伸至地面。这些特点是对新石器晚期曲半岛环境的合理适应,此时没有充足的高质量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同时在开阔地上持续存在着大风天气。狭窄的半地穴房屋深伏于地,能减小风阻与对材料的需求。丹麦其他缺少木材的地区也发现过类似的房屋 (Jensen,1973).有些地区则存在有平地起建的小型房屋,可能是因为当地拥有足够的森林资源。

曲半岛匕首时期的社会组织延续着缺少政治等级划分的地位竞争模式 (参见第四章).聚落的材料表明不存在明显的规模分化,大型土堆墓的修建也很少。对于一般的钟型杯文化社会而言,对社会地位的竞争可从墓地中随葬品的持续分布中推断出来 (Shennan,1986).曲半岛地位竞争的主要证据是仿中欧铜匕首的燧石匕首及特殊钟型杯陶器的普遍存在,这显然是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尽管这些威望物品在所有房屋的生活面或垃圾堆中都有发现,但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匕首和剑型打火石集中出土于曲2758遗址的一号房屋,这可能代表了杰出家庭的存在。尽管燧石匕首的分布显现出一定的分化,但并不存在社会地位高度结构化、集中化的证据。在整个丹麦范围内,新石器晚期的社会仍相对简单,显然未达到酋邦的组织化水平。

在青铜时代早期 (公元前1700—前1300年),曲半岛及丹麦其他区域的景观进一步消退,禾本科草类植物成为孢粉谱系中的主要成分。和独墓文化一样,持续的植物清理和创造广阔的草场显然与畜牧的增长有关。从曲半岛青铜时代土堆墓下采样的孢粉分析显示,此前的农田变为了牧场。此时的人口保持稳定,或者可能出现了一定的消退。

大量抢救性考古项目已揭露了不少青铜时代早期的房屋,但如匕首时期的房屋一样,它们的分布集中于特定区域。就整个丹麦而言,标准的青铜时代早期房屋通常较长,且具有由成对立柱支撑的屋顶。在曲半岛,这样的房屋主要出现在青铜时代的比耶 (Bjer re)遗址,位于汉斯特霍尔姆 (Hanstholm)白垩岬以南的隆起海床(Bech,1993).该遗址地处平坦低地,青铜时代其周围曾被耕种。平地中较高的一些 “岛”上分布着柱网结构。比耶遗址的大部分考古工作为抢救性发掘,由齐斯泰兹博物馆于1990年组织开展,其时便发现了青铜时代早期的居住区域。

曲半岛考古项目于1993年发掘了其中一处青铜时代早期的房屋 (曲2999遗址).此房屋于当年勘探中被发现,保存良好,留下了完整的屋内活动面及外部工作区域、许多内部小坑、附属屋顶支撑柱洞和墙基,以及水平面以下常见的保存良好的木材。房屋 (图1.5)总长21米,且其屋顶区域约165平方米。这是北日德兰地区已发掘的最大的青铜时代早期的房屋,其内部面积是新石器晚期半地穴房屋的五倍。通过营造内部柱网以连接房梁,增加空间成为可能。

附近的其他建筑遗迹显示,房屋可能经过一次或两次的重建,并移动到新的位置。可能在同一时间里比耶遗址中居住着的家庭并不多。这一小型聚落显然与低地的农业活动有关,同时也可能是季节性迁移中的冬季居所。

在大多数土堆墓分布的海拔更高的地区里,建筑遗迹的延续时间则更短,我认为这可能代表了夏季放牧的临时居所 (Earle,1994b).暗示聚落存在的主要证据是日德兰及曲半岛西部集中分布的土堆墓群 (Kristiansen,1984).仅森讷哈市中便集中分布着250座土堆墓,年代大多数为青铜时代早期。但遗憾的是,田野调查中并未发现此时期的聚落,仅记录了五处曾发现不对称镰刀的地点(Bech et al．n．d．).我们试图根据土堆墓群的位置寻找青铜时代的聚落,如比耶纳山的情况那样,但最终我们的发掘只发现了匕首时期的聚落。

在森讷哈市内,我们并未找到标准的青铜时代早期的房屋,这可能是由于我们找到的那些聚落都只供夏季使用。尽管现有证据并不足以支持曲半岛存在人口增长的推测,但青铜时代纪念碑的密度却是惊人的,而这显然是需要被解释的。

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组织显然由等级制酋邦组成,其中的少量个体控制了大众,以及那些可用来彰显地位的物件。该区域的景观被大量覆盖着草皮的土堆墓所塑造,其密度在整个欧洲都是最高的。这些土堆墓集中分布在曲半岛最高、最容易被观测到的地区,尤其是森讷哈市中靠近欧维 (Ove)湖的地方 (图1.6).在该市范围内,不同地区土堆墓的数量和规格也呈现出等级分化。十米高的鲍内霍伊 (Bavnehøy)大墓显眼地坐落在森讷哈市的一座小山上,几乎在该市的其他所有地方都能被看到 (参见第四章).在这中心墓葬周边1000米范围内又集中分布着117座稍矮的土堆墓 (平均每平方千米37.6座).这种规模的土堆墓和如此集中的分布在森讷哈市仅此一处,该市每平方千米平均分布着11.4座土堆墓。

曲半岛的土堆墓曾发掘出丰富的青铜时代早期遗存 (参见Haack Olsen,1990).男性墓葬通常包含精美的展示用剑或更为简单的实战用剑。社会地位通过这些武器及其破坏力的象征反映出来(参见Kristiansen,1982).在蒙特留斯二期 (公元前1500—前1300年)的丹麦,评价男性墓葬中财富最明显的标准是剑及其他金属制品的质量。直到青铜时代稍晚,女性墓葬中才开始出现少量金属物品,如用于拴紧衣物的铜扣针 (Levy,1982),她们的社会地位分化并不明显。曲半岛青铜时代早期的社会保持着一种结构化的精英等级体系。

总结而言,曲半岛的人类活动造成了该地区植被及生业资源的长时段变化。森林被清伐并被替代,先是被农耕用地,后为大规模的牧场所替代。聚落模式显示出农业扩展期间人口的波动增长,随后则迎来青铜时代早期的稳定或下降阶段。人口和生业模式虽然相关,但并不遵循简单的S型增长和稳定发展。相反,人口的长期循环似乎反映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动态变化 (参见第二章).有趣的是,青铜时代早期政治复杂性的显著增长正好发生在人口稳定或下降的阶段。至少在这个时候,等级制度的进化显然是一个政治过程,而并不直接由对环境的适应或人口的增长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