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是一部关于人类政治演化的作品，主要关注的是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脉络及其背后的逻辑。换言之，本书试图回答两个主要问题：从古至今，人类政治演化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促成这种人类政治演化的原因又是什么？

政治的起源及其演化脉络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这样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1]但卢梭可能错了。实际上，谁第一个对众人说“我要统治你们，你们应当服从我，我是你们的王”，而且找到了一些居然服从了他的人，谁才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

这样说恐怕会引来不少争议。这样说的理由是，“这是我的”，是一个财产权的问题。问题是，今天有人可以指着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明天另一人也可以指着同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在自然状态下，如果前者跟后者的体格相当，难免会引发一场恶斗，结果要么是一方击败另一方，要么是两败俱伤；如果后者的体格明显更加健壮，更孔武有力，前者或许暂时就只能忍气吞声，但这并不会妨碍他继续寻找机会，伺机报复，把他认为本来就属于他的土地夺回来。但在这两种情形下，一个人自我宣称的土地财产权都是靠不住的，而当不同的人同时宣称拥有同一块土地的财产权时，难免会引发冲突。

如果超越自然状态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任何财产权都是依赖于法律的。没有法律，就没有所谓的财产权。而没有国家，就不会有法律。尽管人类经验世界中的法律有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之分，尽管惯例在许多社会包括前国家的远古社会扮演了提供社会规则的重要角色，但从根本上讲，任何法律的执行都必须依赖于某种稳定的强制力，也就是依赖于国家的力量。一般来说，人类的早期国家不仅是由王统治的，而且是由某个王首先创立的。

由此，逻辑链条就变成了：没有王，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就无所谓法律；没有法律，就无所谓财产权。因而，仅仅有第一个人说“这是我的”——这意味着人类创立财产权的首次努力，还远不是文明社会的开始；只有当第一个人说“我就是你们的王”——也就是人类创立国家的首次努力，或者说国家诞生的时刻，才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开始。

据考古出土、记录了古代巴比伦王国的法律和政令的泥板文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约前1792年至前1750年在位）曾做出这样的“宣言”：

我，汉谟拉比、完美的王。我未曾忽视贝勒赐予我的黔首，以及马尔都克授予我的牧养之任。我为彼等寻找安全之地，战胜了极其严重的困难。我使正义之光泽被彼等，我以扎马马（Zamama）及因南纳（Innanna）赐予我的有力武器，以埃亚（Ea）赐予我的远大眼光，以马尔都克赐予我的力量，驱逐了北方与南方之敌。我结束了他们的掠夺行为。我增加了全国的福利。我使人民安享太平。我不许任何人骚扰他们。

伟大的诸神授命于我。……我将苏美尔、阿卡德的人民揽入我的胸怀，置于我的保护之下。我使他们的兄弟得到安全，我以智慧保护他们。……

我是王者中最杰出的国王。我的言辞是金口玉言，我的智慧举世无双。……奉我主马尔都克之命，我的法律无人可以废除。[2]

泥板文书中的这三段文字，核心意思除了颂扬汉谟拉比的功绩，他同时要宣称：“我要统治你们，你们应当服从我，我是你们的王。”

古代波斯帝国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年至前486年在位）也留下了类似的铭文：

我是大流士王、伟大的王、众王之王、万邦万民之王、这辽阔大地之王，希斯塔斯普之子、阿契美尼德族人、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血统的雅利安人。……阿胡拉·马兹达见这些地区一片混乱，互相混战，遂将其赐予我。他命令我统治他们。我成了国王。靠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使它恢复了原状。凡我给他们的命令，他们都按照我的旨意执行了。[3]

实际上，大流士留下的铭文跟汉谟拉比的泥板文书文字在寓意上非常相似，同样强调大流士是统治者，而众人应当服从，即“按照我的旨意执行”。

古代中国第一位建立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皇帝——秦始皇——的政治意志，被记录在几篇石刻碑文之中。其中的碣石刻石碑文有这样的表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4]会稽石刻碑文则这样说：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长。……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5]

这些以不同方式颂扬秦始皇功德的文字，除了满足当时尚健在的秦始皇的虚荣心，另一个重要功能则是向全国民众宣告：秦始皇用文治武功平定天下，制定法度，是天下人的皇帝，即所谓“秦圣临国”，而天下众人应当服从他，即所谓“庶心咸服”“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实际上，这些石刻碑文也就是相当于秦始皇昭告天下：“我要统治你们，你们应当服从，我是你们的王。”

在这几篇文字中，古代巴比伦、古代波斯和古代中国的君主们不仅对众人说“我是你们的王”，而且还强调他们自己在控制叛乱、征服敌国、创造和平方面的非凡功绩。实际上，从古到今的每一个王，如果要创造这样的功绩，从来都要借助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一个运转有效的官僚系统。一个人无论个人能力与武功多么了得，只要是孤家寡人，不依靠军队与官僚系统，是成不了王的。一旦成了王，无论实际上他是一个怎样的统治者，他至少要在部分程度上为他的臣民们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亦即汉谟拉比所说的“结束……掠夺行为，……安享太平”，大流士一世所说的终结“一片混乱，互相混战”，以及秦始皇所说的“平一宇内……始定刑名”。就此而言，王所代表的国家，乃是安全的保护者、法律的执行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唯有这样，开篇提到的财产权，以及更重要的生命权，才可能获得基本的保障。历史地看，任何君主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为社会制定法律或规则，以便提供基本的安全与秩序。

公元前13世纪到前12世纪，古代埃及的《纳乌瑞敕令》《赫尔摩坡里斯敕令》和《埃利芬提尼敕令》等，都规定了埃及人享有财产保护权，杀人、盗窃、纵火、强奸、盗墓等均属不法行为。[6]公元前3世纪，古代中国最著名的法律，就是刘邦的“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跟复杂和细密的现代法律体系相比，许多古代君主只制定了极其简明的法律，但这些法律体系的核心乃是对民众的生命安全（不得杀人、伤人）和财产安全（不得偷盗）提供基本的保护。这也证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财产权，乃是古代的君主与国家凭借其创设的法律建立起来的。没有君主、国家与法律，就不会产生有保障的财产权。

按照卢梭的观点，正是财产权的观念与制度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罪行、战争和杀害”以及“苦难和恐怖”。[7]但实际上，在自然状态下——可以把自然状态视为一种无财产权和无国家的状态，人类并不能免除“罪行、战争和杀害”以及“苦难和恐怖”。而正是君主与国家的诞生，恰恰帮助人类免除了某些“罪行、战争和杀害”以及“苦难和恐怖”。所以，那位第一个说“我是你们的王”的人，才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当然，毋庸讳言的是，君主与国家的诞生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某些自然状态下所没有的新的“罪行、战争和杀害”以及“苦难和恐怖”。

如果说早期国家的兴起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开端，那么人类其实是历经了相当多的磨难，用了相当漫长时间的演化才走到这一步的。按照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估算，现代人的祖先起源于40万到25万年前。但有文字可考的人类早期国家出现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据此推断，人类演化至今98%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国家，早期国家兴起以来的历史只占全部人类历史2%左右的时间。而恰恰是国家的兴起给人类进化带来了一场根本的革命。正是因为国家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防止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制定人与人互动和博弈的规则，至少部分地保护了人们的财产权与生命权，以及创造了人与人进行大规模合作的条件等，使得人类社会的演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国家的兴起本身是人类进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政治革命，即“国家革命”；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所提供的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国家的兴起也使得人类后续的经济增长与技术革命成为可能。

自早期国家诞生以后，它就成了人类政治演化或政治进化（political evolution）的基本载体。以演化论或进化论视角来看，人类5000多年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政治演化史或政治进化史。演化论或进化论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查尔斯·达尔文的研究，他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确立了演化论的基本框架与理论范式。[8]其基本观点包括：（1）复杂多样的生物界是物种不断演化或进化的结果；（2）物种演化或进化的两个内在机制是遗传与变异（突变）；（3）物种与物种之间、同一物种内部需要为生存而进行竞争；（4）那些更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有更大的生存概率，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机制。简而言之，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面临生存竞争的物种借助遗传与变异，经由自然选择的机制，实现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过程，进而造就了生物界的多样性。自《物种起源》出版以后，达尔文的演化论或进化论思想就逐渐扩散到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诸领域。

这项研究试图以演化论或进化论视角来理解人类政治的发展与变迁。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人类政治的发展与变迁被视为一个演化或进化的过程。不同政治体与政治模式可以被视为一个个的物种，这些物种内部有一套复杂的遗传与变异机制，并需要为了生存而展开竞争与斗争，即不同政治体与政治模式之间需要为了生存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角逐，然后以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决定着一个个“政治物种”（political species）的生存概率与发展空间，进而塑造了人类政治的演化过程。

实际上，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已经为人类政治进化的诸种具体问题提供了许多理论，回答了诸如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近现代国家为什么兴起、政治现代化为什么呈现出不同路径、民主何以首先发生在某些国家等关键问题。[9]这些理论固然能解释人类政治进化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却无法在整体上解释人类的政治进化史，或者说无法为理解人类政治进化的基本逻辑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应该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在静态上解释人类政治进化的关键方面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第二，在动态上解释从一个时点到另一个时点的人类政治进化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本书关注的并不是人类政治进化的全部细节，而是其基本脉络。或者说，本书关注的是人类政治进化史上最重大的政治现象，特别是人类政治进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分析框架概述

由于国家是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载体，所以，理解国家的变迁就是理解人类政治演化的核心。如前文所述，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与尼罗河流域首先兴起了人类历史上的早期国家。自此，国家成了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载体，是人类政治史的真正开端。自古代早期国家诞生以来，人类政治五六千年的进化，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从古代政治到中古政治再到近现代政治的演化，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纵向变化；从空间上看，人类不同地区的政治进化，既呈现了相当的相似性，又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从发展阶段看，人类政治经历了王权政治时代、封建政治时代、立宪政治时代与民主政治时代的变迁。

本书将人类5000多年的政治演化主要归结为国家在两个维度上的演化。一是国家类型的分化与演化。这里的国家类型，可以用国家规模来定义，即同一种政治权力控制领土的地理疆域范围。在早期国家诞生之后，国家出现了城邦国家、一般国家与帝国的分化和转换。这里的分化是指，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统治规模或国家类型。这里的转换是指，有的国家经历过从城邦国家向一般国家或帝国的转型，有的国家则经历过从帝国向一般国家或后来的民族国家的转型。二是政体类型的分化与演化。这里所指的政体类型，主要是政治权力在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分配与分享方式。综合来看，政体类型，既是指统治者是否直接掌握了国家所辖各个组成单位的政治权力，又是指统治者的政治权力是否受到其他政治行为者的正式制约或法理约束，还可以指主要政治权力是如何在统治者、统治精英与平民之间进行分配与分享的。这样，人类政治演化史上的政体可以区分为若干类型：一是中央集权政体与封建主义政体的分化；二是有限国家与无限国家的分化，君主制国家则是有限君主制政体与无限君主制政体的分化；三是君主制（统治者一人统治）、贵族制（少数精英统治）与民主制（多数民众统治或平民统治）的分化。人类5000多年的政治史，既是不同空间条件下的人类群体在政体类型上的分化，又是同一空间的人类群体在不同政体类型上的演化。

另外，如果借鉴塞缪尔·芬纳的理论视角，我们可以把人类政治演化视为一个人类群体的政治需要与人类不断创造各种政治发明的互动过程。各种政治发明的出现，还是为了适应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需要。芬纳把人类政治史的各种新事物区分为“政治发明”（inventions）和“死胡同”（dead-ends）——前者是延续下来的政治发明，比如官僚制与民主制，而后者是消失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政治发明，比如城邦政体。[10]从演化论或进化论视角看，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可以被视为政治体——在国家或政体意义上——的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产生的。当这些变异适应人类政治需要或者适应环境变迁时，就保留了下来，成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发明”；而当这些变异不能适应环境变迁时，就会被淘汰，成了芬纳意义上的“死胡同”。

就此而言，本书把人类5000多年的政治演化史视为两项或两类主要的政治发明。第一项政治发明就是塑造有效国家，包括在硬件上建设武力系统、税收系统和官僚系统，以及在软件上塑造合法性与国家认同，甚至还包括提升国家能力。第二项政治发明是有效约束国家，包括以立宪与法治、分权制衡、民主等制度和方法来对国家及其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约束。历史地看，人类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把所有这些重要的政治发明一股脑儿创造出来的。相反，这些不同的政治发明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人类群体分别发明出来的，而后又经历了长时间的彼此互动、竞争与融合的演化过程，最终形塑了今天人类社会在不同空间里的政治模式。

简而言之，人类政治演化史既可以被视为国家类型和政体类型的分化与演化，又可以被视为塑造有效国家和有效约束国家的一系列政治发明缘起与变迁的过程。一部人类政治演化史无非是上述两个维度上的重大变迁。而正如前面提到的，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脉络，而不是所有细节。只有当某些关键细节影响人类政治演化时，我们才会对这些关键细节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考察。除此之外，一般性的政治史细节，并不是我们的关注对象。如果把人类政治演化比喻为一条大河，那么这项研究关注的就是这条大河的主流或基本流向，而非每一条支流或每一片河滩。总体上，我们旨在解读人类社会5000多年政治演化史的基本逻辑。

更具体地说，一方面，人类政治演化呈现出许多重要的共性或相似性。这里关注的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人类不同群体的政治演化都产生了国家这种统治形式？为什么不同人类群体的国家都呈现出类似的特征？为什么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与分享方式在许多地区都经历了一个从统治者到统治精英再到平民的不断下移过程？另一方面，人类政治演化呈现出许多重要的个性或差异性。这方面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人类早期国家首先在某些地方而不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兴起？为什么古代国家会呈现城邦国家、一般国家与帝国的分化？为什么中世纪欧洲为封建主义政体支配而人类的其他地方更多是中央集权政体？为什么欧洲特别是英国会首先兴起近代立宪君主制政体？为什么人类自古以来就有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分野，甚至这种差异一直维持到今天？

上述讨论总体上是静态比较分析，即在特定时间截面上或是不同时间截面上考察不同人类群体在政治演化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试图为此提供有效的理论解释。

仅有静态分析是不够的，本书还将引入动态分析视角。这种视角把人类政治演化大致分为两种状态：政治稳定与政治变迁。政治稳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或政治均衡（political equilibrium）的维系，政治变迁可以被理解为原先政治均衡的打破和寻求下一个政治均衡的过程。就演化论或进化论视角而言，政治变迁就是人类政治在演化过程中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换。

一般而言，一种既有政治格局或政治均衡得以维系是更容易解释的，更难解释的是政治均衡的打破。这就需要引入动态分析的视角，重点要解释政治格局或政治均衡从稳定到变迁的过程。而这是理解人类政治进化的关键。这里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国家会从部落社会中兴起？为什么城邦国家或一般国家能够成长为帝国？为什么规模庞大的帝国会瓦解？为什么作为一种全新政治模式的封建主义政体会在中世纪欧洲兴起？为什么有限或立宪君主制会从无限或绝对君主制的重重包围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自19世纪以来近现代民主首先在欧美、而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诸如此类的重大政治演化现象，都需要借助动态分析视角来进行解读，即要在理论上解释政治进化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

目标概述

基于上述讨论，本书的主要目标是为理解人类政治进化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首先，本书并非要重复、综述或运用任何已有的理论，而是试图要为解释人类政治演化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其实，关于人类政治演化已经出现了几项代表性的研究——即便它们没有用人类政治演化或政治进化的标题，比如，塞缪尔·芬纳对政府史或统治史的研究，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对社会权力的来源及其变迁的研究，日裔美籍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对政治秩序起源与变迁的研究。[11]此外，关于人类宏观政治分析框架，学术界早已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包括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关于文明兴衰的挑战—应战学说，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用自然国家—开放国家体系来解释人类历史演化，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用欧亚大陆的环境差异及其正反馈解释了人类长达13,000年的历史等。[12]所有这些理论当然各有其理论解释力上的优势，本书当然也借鉴了上述代表性研究的理论成果，但它并非是对已有研究的理论综述或理论运用，而是试图为理解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逻辑提供一套新的理论解释。

其次，本书既试图解释人类政治进化的基本脉络，特别是解释国家的兴起及其类型分化，以及约束国家的诸种发明的出现，又试图解释人类政治进化过程的重要细节，特别是对人类政治演化方向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细节，比如人类早期国家在大河流域的兴起、封建主义体制的兴起、从封建体制向立宪政体的转换、投票权的普及等。因此，本书既关注人类政治演化史上的重大现象，又关注其中的关键细节与关键时刻。在写作风格上，本书既要呈现人类政治演化在具体形态上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又要对所有这些重要政治事实及其差异进行简约化的处理。本书在内容上既非以过程和细节为重点的历史描述，又非以理论推演为主的纯理论探讨，而是要用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来剖析人类政治的演化，进而在结构上做到历史事实与理论解释之间的交汇融通。

最后，本书试图基于演化论或进化论视角来理解人类政治的变迁。[13]进化论强调的是，人类的政治发展是一个演化或进化过程，中间既有传承（如同遗传），又有变革（如同变异）。对任何政治体来说，生存是首要的法则，但它们如同物种一样，同样需要为生存而竞争与斗争。如同生物界，人类政治的演化过程也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个政治体都需要在自身的组织因素与不断变化的环境之间进行调适，以适应环境改变带来的挑战。在政治体为了生存而进行竞争与斗争的过程中，经济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些拥有经济、政治与军事优势的政治体往往能获得支配性优势，进而更有可能在生存竞争中存续。人类政治演化的路径，则往往取决于那些居于优势地位的政治体的特征。

全书体系与内容结构

在结构上，本书将用四个概念来勾勒人类迄今为止的政治演化过程，分别是：霍布斯问题、阿克顿问题、洛克问题与托克维尔问题。

这四位人物都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重量级思想家与学者。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论证了国家的必要性，所以，霍布斯问题对应的就是国家问题，有效国家、国家构建等都属于霍布斯问题的范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是英国19世纪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他这句名言实际指出的是国家产生以后所导致的诸种问题，或者说政治权力被滥用带来的政治难题。这类问题属于阿克顿问题的范畴。另一位跟霍布斯齐名的英国17世纪哲学家约翰·洛克则主要关注政治自由与约束国家问题。他认为，只有让国家权力受到宪法、法律与分权的约束，才能捍卫社会成员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如何有效约束国家，属于洛克问题的范畴。在1835年托克维尔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之前，民主很少能在知识界赢得好的声誉。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改变了这一切。在19世纪上半叶，他就不仅预见了政治平等与民主是人类政治演化的大趋势，而且还为民主高唱赞歌。民主及其相关问题，属于托克维尔问题的范畴。这样，霍布斯问题、阿克顿问题、洛克问题与托克维尔问题勾勒了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脉络。[14]

从时间上，本书大致把人类5000多年的政治演化拆解为四个不同的时代。从国家起源至今，人类政治演化大体上经历了王权时代、封建时代、立宪时代与如今尚在行进中的民主时代。对于这四个阶段的时间划分大致上是：

（1）王权时代：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19世纪上半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19世纪上半叶，并未给出一个确定的时间，但大体上跟三个重要的时间点有关：1828年美国半数白人成年男性获得了普选权，1832年英国开启了19世纪的选举改革，1835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这三个时间尽管略有差异，但大体上都属于19世纪上半叶的时间范围。

（2）封建时代：从公元7—8世纪到公元17世纪。公元7—8世纪即法兰克王国封建主义兴起的大致时间范围。而公元17世纪，大致上跟两个时间有关：一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逐步在法国建立起了绝对王权统治，他在1655年声称“朕即国家”；二是1688年英国发生的光荣革命，意味着立宪政体和议会主权的确立。

（3）立宪时代：从公元13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上半叶。13世纪早期是英格兰签署《大宪章》的1215年，而19世纪上半叶就是人类民主时代开启的时间。

（4）民主时代：从公元19世纪上半叶至今。

这是一项关于人类政治演化的宏观研究，既无意亦无法将人类政治演化的四个时期做精确到年份的划分，所以，上述时间段的区分只是一个大致概念。另外，由于人类不同地区——主要是欧亚大陆加北非——政治演化的路径与进度存在着多样性，所以，上述四个时期在时间上可能存在着较多的重叠。特别是，欧亚大陆与北非地区许多政治体的王权时代，在时间上覆盖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封建时代与立宪时代。这种重叠是由人类不同地区政治演化的多样性导致的，参见图0.1。

在体系上，全书共分为导言、概念性序言与后续十五章。

导言是对研究问题的提出与分析框架的概述，主要梳理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问题与脉络，并为解释这些基本问题与脉络提供了一个基于进化论视角的分析框架。概念性序言是本书分析框架的展开，要以国家的分化与演化以及政体的分化与演化为核心，提供基于静态视角和动态视角的一整套分析框架。

从第一章开始，本书共分为四部，即霍布斯问题、阿克顿问题、洛克问题和托克维尔问题。

第一部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探讨跟国家本身的政治演化有关的理论问题，即霍布斯问题。第一章要解决国家起源的理论问题，以及分析早期国家兴起的社会条件。第二章要以古代中国和近代欧洲为例来讨论国家是如何在军事竞争中兴起的，并剖析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问题。第三章主要讨论前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帝国，包括帝国的兴起、统治及其衰落。

第二部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主要分析跟君主统治模型有关的理论问题，即阿克顿问题。第四章重点剖析君主统治模型下的统治者难题，解释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理想的统治者并不多见。第五章主要讨论君主统治模型的三种典型困境：君主自身的政治危机、君主控制武力的难题以及君主控制官僚制的难题。第六章关注君主统治模型的社会成本，包括君主统治模型为什么难以摆脱治乱兴衰周期、难以克服对社会福利与风尚的负面影响，以及难以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第七章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阿克顿问题，而主要讨论古代世界的政体选择，包括古典民主制与古典共和制为什么不能存续，以及为什么君主制问题重重却生命力如此持久。但由于这一章关系到君主统治模型的优势与缺陷，故还是将其纳入第二部。

第三部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重点讨论前民主时代约束国家的政治发明的兴起，即洛克问题。第八章讨论封建主义为什么会兴起以及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九章分析的是英国立宪政体是如何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义模式中演化出来的，以及为什么武装的贵族是立宪政体起源的关键。第十章则从英国穿越到美国，分析美国作为一种比较完备的现代分权制衡制度是如何起源的，具有哪些主要特征。第十一章则重点分析为什么立宪政体催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又如何终结了古代政治及彻底改变了世界。

第四部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主要分析现代民主的兴起及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即托克维尔问题。第十二章重点讨论现代民主兴起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第十三章分析现代民主体制的运作及其对现代政治的塑造。第十四章是在分析先发展国家的现代政治演化之后，转向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演化的讨论，重点讨论后发展国家面临何种政治发展情境，以及后发展国家在国家构建与政体变迁两个维度上的理论问题。第十五章是本书的最后一章，要对人类过去的政治演化进行总结以及对未来的政治演化进行展望，包括讨论人类不同政治体在政治演化上的共性与差异，今日人类政治在国家、政体与文明三个维度上的全球分裂，以及人类能否超越民族国家和走向可能的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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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111页。

[2]转引自：A. T.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第154—155页。

[3]A. T.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2010，第153—154页。

[4]司马迁，《史记（第一册）·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国学文库），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义正义，中华书局，2011，第215页。

[5]司马迁，《史记（第一册）·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国学文库），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义正义，中华书局，2011，第223页。

[6]王亮，《法律与古埃及人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28日，第005版。

[7]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996，第111页。

[8]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商务印书馆，1995。

[9]关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文献很多，较具代表性的文献可参见：波里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翁嘉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爱德华·吉本，《全译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中译本参见：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陈尧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 1959), pp. 69-105.

[10]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王震、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89—96页。

[11]相关研究参见：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全三卷），王震、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全四卷），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2]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全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6；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道格拉斯·C. 诺思等，《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等译，格致出版社，2013；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3]关于理解政治的演化论或进化论视角，请参见相关文献：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1995；Bradley A. Thayer, “Bring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Fall, 2000), pp. 124-151；Orion A. Lewis and Sven Steinmo,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ty, Vol. 44, No. 3 (Jul., 2012), pp. 314-339；Peter A. Corning, Samuel M. Hines Jr., Ronald H. Chilcote, Robert A. Packenham, and Fred W. Rigg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Evolution,”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s, Vol. 6, No. 2 (Feb., 1988), pp. 141-172; John R. Alford and John R. Hibbing, “The Origin of Politics: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Political Behavior,”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2, No. 4 (Dec., 2004), pp. 707-723.

[14]这四位思想家的代表作，参见：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约翰·埃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译林出版社，2014；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