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诗经》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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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漢文化圈視野下的朝鮮時代《詩經》學綜論

古代中國在東亞處於文化宗主國的地位,“從漢代開始逐步形成了漢文化圈,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在同一個文化精神的熏陶下,表現出驚人的内聚力”[1]。日本學者西嶋定生解釋漢文化圈形成的原因及要素云:“‘東亞世界’是以中國文明的發生及發展爲基軸而形成的……隨着中國文明的開發,其影響進而到達周邊諸民族,在那裏形成以中國文明爲中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這就是‘東亞世界’……構成這個歷史的文化圈,即‘東亞世界’的諸要素,大略可歸納爲:一、漢字文化,二、儒教,三、律令制,四、佛教等四項。”[2]在漢文化圈内部,東亞各國在國家機構、社會秩序、人間道德上亦根據儒家思想爲主要原則而展開,并具有共同的“感受方式、宗教的和道德的觀念、知識的結構”[3],形成一個區别於歐洲文明的東亞文明。

朝鮮時代《詩經》研究既深受中國影響,又具有自身特色。朝鮮時代《詩經》研究起步較晚,大部分《詩經》學論著於十七、十八世紀才開始湧現出來。從歷史的進程方面來説,此時已經是朝鮮時代中後期,但是此時朝鮮《詩經》學的發展才剛剛起步,所以,對於朝鮮時代《詩經》學的分期,不能單一地與歷史進程相比附,而是要尊重朝鮮《詩經》學發展演變的客觀實際。朝鮮時代《詩經》學的發展興盛與本國學術思潮具有緊密的聯繫,從學術思潮的演變來研究朝鮮時代《詩經》學,即總體上呈現出以朱熹《詩集傳》爲中心的研究格局、實學思潮影響下的朝鮮時代《詩經》學新變、漢代《詩經》學傳統的回歸與延展。另外,朝鮮時代《詩經》學還具有《詩經》啓蒙教育與學術研究相融合的雙重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