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新研究:以银雀山竹简本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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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本《孙子》的发现

在山东省临沂市南郊有两座小山岗,其一为金雀山,另一为银雀山。1972年的重大考古发现,出现在银雀山。当时,临沂卫生部门正在进行基建施工,意外发现了一些写有斑斓字迹的残破竹简,便立即报告上级机关。考古专家吴九龙等人随即赶到现场,确定该施工工地为西汉古墓葬。随后又有考古专家陆续赶到临沂。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和整理,一大批珍贵的竹简,连同近百件漆器、陶器、铜器等随葬品,先后重现人间。

竹简主要出土于一号墓,而且基本都是兵书。从中可以看出,古墓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精通兵学的西汉贵族。根据出土《简报》,竹简的长度一般为27.6厘米,长简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2]三十年后,银雀山汉简博物馆发表的纪念文章称,一号汉墓中除上述长简之外,尚有一些18厘米短简,大多宽约0.5厘米。[3]竹简上的文字都由毛笔蘸墨书写,有的端正,有的潦草,似乎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至于书写字体,据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提供的《简报》称:“全部为隶书。”[4]而且,都是不完全成熟的隶书。不管是端正,还是潦草,都夹杂着明显的篆书风格,体现出由篆书向隶书过渡的特征。所以,它们应该属于西汉早期文字,考古专家推断为“文、景至武帝初期这段时间内抄写成”[5],这一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由多名专家组成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担负着艰苦而又紧张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有关这批竹简的整理成果陆续得以发布。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线装影印本,1976年出版了简体排印本,1985年又出版了精装修订本,出版内容主要集中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与此同时,《文物》杂志也于1974年第2期刊布了一个《简报》,并在同年第12期先期刊布了几篇《孙子》佚文。

银雀山汉墓为我们出土了多部著名的古代典籍,其中尤以《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引人瞩目。[6]传本《孙子》十三篇中,除《地形篇》外,其余十二篇在竹简中均有或多或少的文字留存,《形篇》还有甲、乙两种写本。竹简有大量的文字脱落。经与传本对照,简本《孙子》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文字留存。即便如此,这些残破的竹简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古本《孙子》的重要信息,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孙子》在西汉初期的流传面貌。与《孙子》十三篇一起出土的,还有一块写有十三篇篇题的木牍,虽然残缺严重,但也向我们传递了不少珍贵信息。从中可以看出,简本《孙子》大多数篇名都与传本近似,这让我们相信,《孙子》在西汉初期正是十三篇的规模和体制,与传本并无二致。

《孙膑兵法》则是在消失千年之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由于《孙膑兵法》早早亡佚,曾有不少人非常怀疑《史记》的有关记载,并对历史上有无孙武其人表示怀疑。甚至也有不少学者将《孙子》十三篇划定为孙膑的作品。因为有了银雀山竹简文献,这些一度流行的学术观点,如今看来都难以成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的两个孙氏军事家,也即两个孙子,原来确实是各有兵法传世。

除此之外,银雀山汉墓中还有数篇与《孙子》有关的佚文出土。《文物》杂志当年的刊布共有6篇,分别为:《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程兵》《地形二》和《孙武传》。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简体本《孙子兵法》时,专家们又进行了若干调整。只有寥寥数字的《程兵》已被删除,而《孙武传》则被重新命名为《见吴王》。1985年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则继续保持调整之后的面貌不变。

有关银雀山竹简的整理出版工作至今尚未结束,尚有不少简文有待进一步披露。在《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出版发行二十五年之后,文物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发行了《银雀山汉墓竹简(二)》,其中主要内容仍然是论政论兵。据《后记》,该书其实早在1981年就已定稿,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无法出版。1974年曾被当成《孙子》佚文的《程兵》,被收录于这一辑中。根据该书的《编辑说明》,银雀山竹简还有第3辑尚待出版。银雀山出土文献还会给我们提供哪些重要信息,仍值得期待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