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齐鲁文化的生成及基本精神内涵

第一节 齐鲁地域文化的客观成因

一、历史地理环境状貌及分布

齐鲁（山东）地处祖国大陆东部，北濒渤海湾，与辽东半岛相对，扼京津海上出入之门户；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相望，为中日韩交通之大陆桥；西北与河北交界，西南与河南接壤；南与江苏、安徽毗邻。正所谓：北望京津，南拥江淮，东观大海，西望中原，历来为中华形胜之地。

山东是先秦时期齐鲁两国旧地，号称“齐鲁之邦”，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其境内被认定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泰山巍然屹立，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封禅、先哲朝圣之地，为号称“五岳独尊”的圣山；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山东境域七地市，由北部注入渤海，形成蔚为壮观的黄河三角洲，其下游成为黄河文明主要发源地之一；山东还是世界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孟子的故乡，是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华裔神往的圣地。因而，了解中华文化，不能不首先了解齐鲁文化；传承中华文化，也不能不首先重视齐鲁文化。

山东的地理状貌鲜明地体现了大海与高山辉映、半岛与内陆结合的特点。从地形上可分为三大板块：山东半岛、泰沂山地、鲁西北平原。东部是风光绮丽的山东半岛；中部是“五岳独尊”的泰山和鲁、沂、蒙等山系组成的鲁中南山地；西、北部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绚丽多彩的自然环境和美丽富饶的地理条件使山东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中心区域之一。

山东半岛，又称胶东半岛，以处在胶莱河以东而得名。半岛三面环海，在3000多公里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上，形成了莱州湾、胶州湾等200余个大小不等的海湾；在渤海、黄海的环抱中，还散布着长山列岛、田横岛、灵山岛等450多个近海岛屿，是中国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半岛境内群山起伏，丘陵绵延，中部方圆300余里的昆嵛山，重峦叠嶂，林深谷幽，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山海之间则是面积不等的沿海平原和近海滩涂，山海相间、物产丰饶的地理环境，为半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在烟台的白石村和长山岛北庄等地，就有大量先民在从事渔、牧、猎的生产活动，其文化发达的水平，可与内陆同期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比肩同步。

独具特色的鲁中南山地，又称泰沂山区。该区域山地突起，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至鲁南，形成山东地理环境的又一大类型。

泰沂山区，自西向东，横亘着以泰沂山脉为主体的鲁中丘陵地带，在泰山、蒙山、鲁山、沂山四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系之中，以泰山为最高峰，海拔达1500余米。泰山是历史文化名山，自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开始，这里就是古代帝王宗教活动的一个中心，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引用管仲的话说，上古“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并列出了上古封禅泰山的十二个帝王，其中包括炎、黄二帝和尧、舜、禹、汤等。后来秦始皇、汉武帝君临天下后，也都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关于这种文化现象产生之因，有学者做了阐释：“中国原始民族起于东方，东方尤以泰、岱一带为其故土……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犹其祭告宗之义。泰山者，若祖若宗之所自出，亦犹宗庙也。”[1]泰山以其独特的地理特征与文化影响，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名录。

泰山的北面是古青州的所在地——潍淄流域；南面是古兖州的所在地——汶泗流域。这两个流域都是在中华民族早期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文明发源之地。

在泰、鲁、沂等山脉形成的东西走向的高山脊背群的北面，是一大片丘陵过渡带，在蜿蜒起伏的丘陵外缘，是广袤的山麓堆积平原。这里地形南高北低，呈倾斜之状，淄水、潍水、弥河等数条大河，源自南山，呈网状交错，滚滚北流，汇入渤海。

在这些河流发源的高山、丘陵地带，不仅生长着茂密的树林，而且矿产资源蕴藏丰富。在河海的交汇之处，则形成了水产资源丰饶的浅海区，为水产养殖和渔业捕捞提供了理想条件。而在山海之间的广阔地带，丘陵山地海拔不高，大多坡缓谷宽，地表平坦，土层深厚，田野肥沃，既有农桑之利，又是畜牧业和矿业生产的理想场所。这一广阔的地带，就是《禹贡》所载古青州之地。20世纪初，围绕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探查就首先从这里开始，并最先在这里发现了被称为“代表中国上古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阶段”的龙山文化——章丘城子崖遗址。此后，又在这片区域陆续发现了邹平丁公村、临淄桐林（田旺）村、寿光边线王村、胶州三里河村等大量龙山文化城址。这充分说明：这里优越的自然环境，催生了中华最早的文明。

泰沂高山脊背群的南面是地势逐渐趋低的丘陵地带。东部有蒙山及其他高低不等起伏绵延的山地，形成了较大的鲁南丘陵地带。著名的沂蒙山区，即在这个范围之内。鲁中南丘陵的特点是：山地平缓，其间散布着许多峰顶平坦的“崮子”，丘陵地带边缘为山前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湖众多，水源丰沛，灌溉便利，草丰林茂，农桑发达，是著名的农耕之区。

这个区域的河流主要有汶水、泗水、沂水、沭水等。这些河流大多发源于泰沂山脉，汶、泗西流，汇入东平湖和南四湖；沂、沭南流，入淮河后，注入黄海。在历史上这些河流水量充沛，流域广阔，既供灌溉之利，亦为交通要道。汶泗流域从上古时代就是人类活动聚居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是距今五千年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传说中的太皞、少皞部落就主要活动在这一带；商民族曾先后在此建都，商末的奄族部落曾经建都曲阜；公元前11世纪，周朝立国后，周天子分封的宗亲国鲁国即处汶泗流域的上游；随着分封诸侯的增多，在汶泗流域还存在着其他众多的诸侯小国。《战国策·楚策》记载：张仪对楚王说，如灭宋东扩，“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这说明迟至战国时期，鲁国所处的泗水流域还有若干诸侯小国。这也说明了该地区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是人们的宜居之地。

鲁西北平原，东到渤海，北接冀南，略呈半圆形环抱着鲁中南山地，是我国华北大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平原的北部，黄河由西南入境，斜贯东北滚滚而下，以“奔流到海不复回”之势，自东营市注入渤海。

中南部，是河湖交错的鲁西平原，上百条河流之水汇聚于此。其间有著名的东平湖，水面浩瀚，水产资源丰富，是古梁山泊的余部。南面，南明湖、独山湖、昭阳湖和微山湖四湖相连，形成了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四湖。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纵贯鲁西平原，全长300余公里，是明清时代江南至京津南北交通的要路。货走人来，舟楫往返，商贾云集，水路两岸形成了德州、临清、聊城、张秋、济宁、枣庄等一条繁华的运河城市带，南北经济互通、文化交汇，鲁西一度成为最发达的商贸经济区和重要粮仓所在。

气象生态条件良好。历史上的齐鲁之邦，气候温和宜人，降水集中适中，四季分明，雨热同期，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性气候。全省年平均气温11℃—l4℃；年平均降水量550—950毫米，并且多集中在6—9月份。冬季一般有140—150天，夏季72—108天，春秋各50—70天。

总体上看，山东的地理环境大致可分为，以山东半岛、潍淄流域为主的滨海地区，与以鲁中南山地和汶泗流域为主的山地河谷地区两种类型。先秦时代，齐、鲁分别立国于泰山北南两大不同类型的地理环境中，因而在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上，形成了不同特色。即便在秦汉以后，在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条件下，齐鲁两地因环境所带来的地域差异，仍隐然可见。

齐地依南山、濒北海，东为半岛，西通河济，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先秦时齐国为当时海岸线最长的诸侯国，海洋资源优势使齐国在立国之始就有发展渔盐之业的条件，而渔盐之利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最终形成了“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工商业经济特点。春秋战国之世，齐国随着实力的增强和疆域的不断扩展，不但尽收半岛地区山海之利，且由于山海相间，河流众多，土地肥沃，农、牧、渔业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成为一个百业俱兴、物产丰富的国家。据《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国都城临淄，战国时人口已有七万户，三四十万人口之众，形成了“车毂击，人肩摩”的商业繁荣景象。临淄作为先秦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它的兴盛与齐地的这种经济特点有着直接的关系。终先秦之世，齐国始终为一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国，原因固然众多，但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汉代以后，中国社会渐趋成为一个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农业社会，齐地的商业经济，虽不如先秦齐国那般发达，但渔盐之业始终是齐地人传承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唐宋以后，齐地，尤其山东半岛一带，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海上贸易、商品交换更趋繁荣，成为中国北方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大陆桥头堡。明清时期，位于齐地腹心地带的济南、周村、潍县等地商品经济一直相当活跃，至清末连同烟台、青岛等，成为北方闻名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重镇，究其源，与齐地传统的工商业经济的传承有着直接的关系。

鲁地位于内陆的汶、泗之滨，境内兼有山、河、湖泊之利，展现出较为典型的内陆河谷型文化特点。在经济上，由于土地平坦肥沃，有灌溉之利，最适宜桑麻之业的发展，因而形成了比较单一的农业经济。近年来，随着考古遗址的大量挖掘，在齐地乃至山东全境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齐国刀币和布范，而鲁币一直没有考古出土发现，这表明，当年鲁国的经济是以较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主体，工商贸易不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鲁好农而重民。”《汉书·地理志》也说：鲁地“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这说明，到了汉代，鲁地的经济仍然具有非常典型的农业经济的特点。

汉代以后，由于儒家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成为传统经济思想的主干，鲁地作为孔孟故乡，“农为邦本”的观念更是深植于民间，农业生产始终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隋唐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并流经鲁地，作为南北商品贸易流通的要路，运河沿岸兴起了若干商业城市，其中如济宁等处商贸也曾繁荣一时，但当地以农为主的单一经济并未有根本性改变。后来运河断航，城镇萎缩，重农经济模式仍为该地区主导。

近代以来，山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大体而言，齐兴而鲁衰。多数商业城市，如济南、青岛、淄博、烟台等，集中兴起于齐地，而重要城市少有在鲁地兴起，这种情况当与经济模式上的传统差别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齐鲁大地高山、大海、河湖、平原并有，美丽富饶的地理环境，孕育发展了该区域内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数千年来，一直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增添着生机和活力。

二、历史文化传统等人文生态

齐鲁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众多，被称作“泰山崛起的地方、孔子诞生的地方、黄河入海的地方、太阳升起的地方”，正如俗话说：“南方多山多水多才子，北方却有一山一水一圣人”，画龙点睛地描绘了齐鲁文化生态的典型特征。

美丽富饶的齐鲁大地，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旧石器时代早期起，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从那时起，先民们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用他们辛勤的双手改造自然，创造了辉煌的东夷文化。到西汉时期，作为地域文化的齐鲁文化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文化，影响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海、陆文化兼备的人文传统

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侧，齐鲁先民们更是居于华夏大地的东端，濒临浩瀚的太平洋，跨黄海、渤海两大海域而繁衍生息。长此以来，逐渐形成了东临沧海、山海兼备的文化特点。它相较于北方的三晋文化以及南方的楚文化等，特色迥异，大相径庭，它是泰莱山脉的巍峨与黄、渤海的浩瀚而孕育出的独特的地域文化范式。就海洋文化而言，早在齐桓公时代，齐国发展渔盐业，依赖海洋奠定物质基础，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此后，在中华文化几千年发展变迁中，海洋文化的影响仍然潜移默化中体现于民风民俗、建筑民居以及饮食等多个方面。这也形成了齐鲁境内一批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景观。海洋广阔深邃、奋斗进取的精神，通过“海纳百川”的博大与“壁立千仞”的险境彰显出来。渗透到居者心理当中，逐渐以个人行为的方式外化出来，齐鲁人的豪爽、耿直、大气的秉性可以说得益于此，并将勇往直前的海洋精神作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形成特色鲜明的海洋商贸文化。

与此同时，齐鲁作为华夏大地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陆文化更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从地理条件来说，五岳之尊的泰山位于齐鲁境内，黄河下游的富饶滋生出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就气候而言，海边的温带海洋气候和大陆性季风气候适宜农作物的种植与水果的栽培，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产品的齐鲁旱地农业区成为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交通方面，齐鲁是南北交通之动脉、运河之枢纽，道路平直畅达，使济南、德州等地成为古代重要驿站。这些也是齐鲁特有的人文优势：作为孔孟文化的诞生地，使当时华夏文化的中心逐渐转移至此。可以说，内陆文化丰厚的文化土壤与稷下学宫热烈自由的学术争鸣为齐鲁文化的逐渐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也就形成一批极具内陆文化气质的名胜，如泰山、曲阜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长期以来的交流融合，齐鲁的内陆文化已经成为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内陆文化，而齐鲁的海洋文化也成为颇受内陆文化影响的海洋文化。也就是说，齐鲁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并存、碰撞、渗透、互补，并随之出现一批融合着海洋与内陆双重文化特性的综合性的文化品质及人文传统。

（二）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地处黄河下游的齐鲁之邦是民俗文化起源很早的地区之一。早在商周时期，齐鲁一带曾经出现过列国殊俗的局面。但随着孔孟学说的形成，便逐步树立起齐鲁礼仪之邦的整体形象。此后以“礼”为核心的齐鲁民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谓“风近邹鲁”，成为全国各地评价民俗的标准，这使得齐鲁民俗成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范式。[2]

在历史上齐鲁两国地理环境和建国方针、方略的不同，深深地左右着齐国和鲁国民风民俗的走向，对后来齐鲁各地的风俗特色有着显著的影响。加之一条巍峨齐长城至今形迹宛然，两边的民俗自古便有诸多不同。

姜太公治齐，采取的是“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因此齐国风俗多继承东夷文化的传统，较少受到西周礼制的束缚，其通工商之变、便鱼盐之利，较多带有商品生产的色彩。鲁国民俗则试图用周礼来替代当地传统，走出了一条尊尊亲亲、崇礼重教之路，自然经济特色浓重。

尽管两国风俗有所不同，但它们同源于东夷文化，都受以礼仪为核心思想的影响，齐地化礼成俗，无为而治；鲁地以礼易俗，广行教化。具体方略的不同，并不能改变基本内容的一致。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孔孟儒家学说，对齐鲁地方民俗文化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正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是对齐鲁文化殊途同归的一个总结。

秦汉一统，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齐鲁民俗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加深刻，虽然中间也经历了改朝换代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但是民俗传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和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新的民俗文化逐渐地生成和发展起来。

地理环境、外部条件以及人文传统的差异，使齐、鲁等地民俗呈现多样性特点。

齐鲁重镇济南、青州、泰安、兖州等，一向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民俗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该区域的曲阜、邹城是孔孟故里，孔孟的家族习俗，不仅影响齐鲁大地，而且远播国内外。孔府的家族亲族俗制、祖神祭祀、婚丧礼仪、年节习俗、衣食住行是大家望族的习俗典型。泰安是五岳之首的泰山所在地，民俗特色更为显著。泰山是历代皇帝封禅之地，也是百姓朝山敬神之所，是研究民间信仰与民间诸神的重要基地。[3]

沿海的胶东半岛地区，渔业和外出经商的习俗最为突出，沿袭“齐人好逐利”的传统，外出经商的习俗不绝一代。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布周边，而且在京、沪、津等大城市也都有他们的身影。

鲁东南的沂蒙山区，居民习俗既有山地特色，又保留着古代传统的许多民俗事象。

鲁西南、鲁西北地区为黄河冲积平原，民风民俗与古老的黄河息息相关，独具特色，其戏曲、曲艺、舞蹈、音乐、工艺，近年都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齐鲁的城市民俗也有不同的类型。济南既是一座古城，又是一座泉城与湖城，北国江南的风采为天下所独有；青岛是近代开埠后拔地而起的城市，具有现代都市的气派。

中国幅员广大，地理环境差异，历史上有人口流动迁徙的社会现象。山东毗邻中原，扼南北交通要冲，移民文化现象特别突出。明朝洪武年间，采取了“宽乡”的移民政策，当时山东许多地方被列为“宽乡”之地，从明初到永乐年间，大批移民从太行山以西迁来本域的德州、滨州、聊城、泰安、菏泽等地，其中的一部分又先后由滨州一带东迁。山西风俗影响山东民俗的痕迹也因此处处可见，如寒食节不火食，相传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忠臣介子推，节日期间制作的面燕，也称作“子推燕”。鲁西北数县居民多有明初从直隶（今河北省）枣强迁入者，他们居住的地方年画、泥玩具等民间艺术品，至今与枣强相近。明初由四川移民到山东的，多集中在莱州，因此莱州风俗多有与相邻各地不相同的地方。黄河口附近的利津县和垦利县，在近现代经历过几次官方安排的移民和民间自发的迁移，在这里可以看到民俗文化互相融会的各种现象。

元代以来，特别是清朝之后，京杭大运河十分繁盛，境内的重要码头，如台儿庄、南阳（今属微山）、济宁、大安山（今属东平）、张秋（今属阳谷）、东昌（今聊城）、临清、德州等，受南北漕运影响，风俗与山东其他地方多有不同。济宁的玉堂酱园由苏州沿运河迁入，其产品至今保持着江南风味，并且仍用“姑苏老店”的招牌。临清的哈达织造业，因喇嘛沿运河进京而兴旺。

另外，外出谋生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交流，如下关东等。下关东的人将山东的风俗带到东北，又将东北的风俗携回山东。长期的交流，使两地的民俗文化有了不少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一些内容相同的民间故事，如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和人参故事，在山东与东北同样广泛流传。多少年来黑龙江上的摆渡船，传承着“没有山东人，船家不开船”的习俗。山东风俗受东北影响以胶东最为突出，长白山满族地区有过年（春节）以豆面蒸灯的风俗，其中有一种仓囤形的灯，俗称为“月”，蒸灯后看“月”中水气卜来年各月份水旱。这一风俗在长白山区近乎失传，但在山东的荣成、文登等地却流传不衰。[4]

优渥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独特的人文环境，对齐鲁文化的孕育、产生、丰富和发展都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同时，作为齐鲁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齐鲁戏曲的创生、发展及特色的形成等，也受到其重要的影响和带动。

三、政区沿革与文化区的分类

（一）山东的由来及沿革

正如前面所述，山东作为地区名称，历史上出现很早，而且变化也很大。春秋时期，晋国居太行山以西，后称山西，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北魏建都平城，五代时晋亦在太行山以西，故沿用古晋称太行山以东为“山东”。战国、秦时，秦在关中，故称崤函以东六国（楚、齐、韩、魏、赵、燕）为山东六国或关东六国，此时山东与关东意义相同，如《管子》一书就有“楚为山东之强国”语。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多次用山东提法，如说“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又有“山东豪俊”等说，皆指崤函以东地区。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一说：“山东之称，古或指关东言，或指太行山以东言，不专指今山东也。秦汉一统之后，关中与山东（或关东）在政治上的对立消失，山东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出现广、狭两义。广义的山东是沿袭战国时的旧概念，狭义的有专指齐鲁地区的意义了。”《史记·儒林传》：伏生“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齐鲁之有山东之称，当滥觞于此，至于山东成为行政区划，则是又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过程。

山东地区的历史沿革、行政归属，夏殷时代不可详考，但当时是方国或部落林立，且有大部分被夏商王朝控制，归夏、商统治。西周至春秋时期，该地仍是方国林立，除齐、鲁两大国外，还有曹、薛、莒、纪、来、宋、卫等十多个小国。战国以来，山东地区除南部和西北部少数属楚、赵外，都被齐国统一。秦统一六国后，山东地区被置为郡县。汉初，山东大部分地区封给了齐王刘肥。之后数朝行政区划有所变动，但基本变化不大。直到清代才将山东政区正式定名为山东省。此后沿用不变。

（二）政区演变与市域整合

纵观山东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政区设置对当代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文化传承产生过重大影响。历史上，自秦汉至宋元，是山东政区变化最纷繁复杂的时期，改朝换代必有变迁，一朝之中数变政区者亦不在少数。汉至西晋，封国与郡县并存，政区变化，多而复杂。东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区易迭更属变化无常。唐属河南道，宋称京东路。尽管历史上政区变化纷繁，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沿革路径基本以秦代郡县设置为基础。秦代初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八郡，山东有其八，这大致奠定了山东后代州府设置的基本格局。明代之后，地方设六府十五州。清代虽有几次调整，但基本沿袭明制的基础。到乾隆年间，析地增至九府，即：济南、东昌、泰安、武定、兖州、沂州、曹州、登州、青州（另有临清、济宁两直隶州）[5]。这对今天市域文化历史面貌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对照分析当今全省的行政区划与清代九府二州的区域范围，大致归属如下：济南市、德州市属济南府；聊城市属东昌府、临清州；泰安市、莱芜市属泰安府；滨州市、东营市属武定府；济宁市属兖州府、济宁州；临沂市、日照市属沂州府；菏泽市属曹州府；烟台市、威海市属登州府；潍坊市属青州府；青岛市则为析登州、青州两府之地而立之新兴城市；淄博市为析青州、济南两府而立之新兴城市；枣庄市则为析兖州、沂州两府而立之新兴城市。从总体上看，当今之各市域文化，近承明清州府，远绍秦汉郡县，上溯先秦古国，形成数千年来山东区域文化一脉传承的历史文化传统。[6]

（三）文化区的划分

参照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的观点，文化区域的划分，应遵循历史、地理、人文传统、宗教、语言以及民风民俗等重要元素而进行的原则。文化区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即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形式文化区是根据文化的特征而确定的；功能文化区是以该文化特征受政治上、经济上或社会上的某种功能而影响其空间分布而划定的；乡土文化区则是一种感觉文化区，是人们的一种区域意识。”[7]根据历史时期文化景观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学术文化的发达程度和风俗习惯的一致性，并依据发生学原理和区域共振原则等，在综合考察齐鲁的地理环境与区域文化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笔者将其大致分为四大文化区，即胶东半岛文化区，以潍淄流域为主的鲁北文化区，以汶泗沂沭流域为主的鲁中南文化区，以明清运河沿岸为主的鲁西文化区。其中地理环境对四大区域文化特色的形成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齐鲁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的诸多成就与特色，都与四大区域在不同时期的特殊贡献密不可分。潍淄和汶泗两流域，是齐文化、鲁文化的发祥地和核心区，贡献之大，自不待言。以胶东半岛的文化为例，在齐鲁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似乎地位不显，但所谓齐文化的海洋文化特色，经济上的渔盐之利、工商文化特色，却都与半岛密不可分。而秦汉以后，山东与朝鲜、日本的文化交流，齐鲁文化中的方士文化以及早期道教的形成和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兴起与发展，实际上都离不开半岛文化的贡献。又如鲁西一带，受黄河泛滥的影响，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显露贫瘠之象，但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史上，这里实为夏、商时期夷、夏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这里与曲阜一带都是先商文化的中心活动区域，多有商代早期在此建都的记载，历史资源十分丰富。明清大运河开通以后，两岸地区更一度成为商贸发达、经济繁盛之地。沂沭流域的沂蒙一带是《诗经》中所称的“大东”地区，汉代以后，渐成为人才辈出的文化高地，在六朝时期南迁的世族文化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琅琊都是全国的名郡之一。[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