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陈戎女
乔治·斯坦纳在1975年的《巴别塔之后》一书中提出一个常问常新的老问题：语言是否会衰朽？
虽然语言在时间轴上的变化从未止息，虽然每个语言行为都有时间限制，没有永恒的语义形态，但是与人的短暂生命相比，语言无疑更长久。“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给人类行为和当时的心智体验赋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第二生命’——他们很快认识到，这个生命比人类的生命和社会存在都更坚韧、更能穷究意义。”第二生命，是在生理意义之外的生命。
语言，让人的生命有意义。
地球上有成千上万种语言。翻译对于语言的生命，像某种意义上的复活。对于巴别塔之后的人类，翻译成为语言复活机制中最重要的按钮，按下它，我们仿佛可穿墙过壁，跨越古今，因为历史是一种言语行为，是对过去式的有选择的使用。斯坦纳说：“没有对被选定的过去不间断的复活，我们就只是魍魉。”如果说历史就是有意义的过去式，历史的语言写进了每个文明经典的密码本，没有它们以及历代对它们的翻译、解读，人类无异于魂灵无所依托的魑魅魍魉。
读、译、研，是我们进入不同文明经典的途径，哪怕巴别塔已然存在，每一代读者仍然需要各种译本的前仆后继，而文化的锻造，就是“通过对过去经典的翻译螺旋式前进”。
对于语言、翻译、历史、文化的悉心揣摩和思考，是本辑刊每一篇文章或多或少触及的主题。本刊发表了较多的学术译文，志在积累学术翻译——这是对母语与译语相互都有益的一种批评形式。
本辑的第一个栏目“比较文学与萨义德”推出的两篇学术译文，探讨爱德华·萨义德对传统比较文学的重新定义，评估他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贡献。蒂莫西·布伦南两万多字的长文《爱德华·萨义德与比较文学》从萨义德经常遭到误解的人格面具着手，结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政治、战争、文化语境，评述了《开端》《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萨义德著作的核心思想给比较文学和人文学术带来的猛烈影响和实质变化。在思想脉络上，萨义德通过使用后殖民理论话语重新诠释了欧陆语文学，智胜了解构主义批评。可以说，萨义德以拆除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方式树立了两种权威，一种是他自己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权威，一种是20世纪60—70年代比较文学批评的权威——这正是他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所在。另外，这篇文章以老练的眼光注意到了萨义德与奥尔巴赫深刻的关联，二人都强调人文主义的智识而非专业知识。布伦南还提到了萨义德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策略性接受。总体上，这篇长文以纵横捭阖的视野和行家的口吻，向我们娓娓道来萨义德学术话语的内在理路，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动向和美国比较文学机构对学者的人格塑造。罗伯特·扬的《爱德华·萨义德在比较文学领域的遗产》处理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通常不被视为比较文学学者的萨义德，究竟对比较文学有何贡献？这篇论文一一例举了萨义德的学术著作及其影响：从比较文学曲高和寡的理论著作《开端》开始，到《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殖民话语分析”批判西方文化让他声名鹊起，再到《关于流亡的反思》和他的最后一本书《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对方法论的反思。罗伯特·扬既关注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对福柯《话语的秩序》的“转移”和借鉴创新，无意间也与布伦南有一个共识，萨义德深刻认同奥尔巴赫及其所属的德国语文学传统。但在承认萨义德对比较文学无可争议的贡献之时，罗伯特·扬也指出了萨义德本人最重要的矛盾：他肯定语文学传统并把自己置于其中，但这一传统中又包含他最极力否定的东西。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萨义德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和中国学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其影响力其实并不局限于比较文学。这两篇论文的论述视野也没有局限于比较文学。如果读者对该栏目感兴趣，可以先读罗伯特·扬相对更短小易懂的文章，再读蒂莫西·布伦南的长文。
第二个栏目是由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主持的“跨文化戏剧：内容与形式”，他一向致力于提倡“内容的跨文化戏剧”，而非“形式”的跨文化戏剧。栏目中的两篇论文，杨倔鳗的《跨文化语境下〈四郎探母〉的和谐与〈蝴蝶夫人〉的毁灭》与陈火丫的《跨文化戏剧中的主体与他者——话剧〈中国梦〉与〈杂音〉 的比较研究》，它们研究的中外四部戏曲/戏剧，其核心内容都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下，母子、夫妻、恋人、朋友的故事。栏目的缘起请见该栏目“主持人的话”，此不赘述。
第三个栏目是北京语言大学钱婉约教授主持的“中日近代文学关系研究”，栏目包括了日本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三篇论文的汉译文，分别是《桐城派古文理论在明治大正时期的影响》《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民初文学革命的反响》《近代“汉文直读”论的由来与发展》。这三篇论文均围绕日本近代中国学和中日近代的文学和思想交流展开。同样，该栏目的详情请见“主持人的话”。另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看过2021年的现象级电视剧《觉醒年代》的读者诸君，不妨读一读论文所分析的日本学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当可从异域的视角看视这场运动中的人物及其观点交锋。
“经典新译”栏目，接续上辑，推出16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理查德·胡克的《论宗教改革的政治后果(下)》，即其著作《论教会政治体的法则》“序言”的后半部分。胡克首先总结了该著作八卷书的内容要旨，继续批判清教的思想意识对于英国国教和政制的双重危害，即宗教改革人士不服从教会统治权和至尊王权带来的危险后果。除了批判精神，这篇“序言”的最后，胡克流露出真挚的宗教情感，他称清教徒为“亲爱的弟兄们”，希望他们得到祝福，“那祝福将比苍穹中的星辰还多”。胡克为他的这本书写的序言相当长，全文(上和下)读下来，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的欧洲宗教发展(如加尔文宗)和英国的政治状态有清醒认识和审慎判断，同时他也不乏宗教共同体中理解对方(虽然在批判)的拳拳之心，他的文风带有16世纪的行文特点，仔细去读，细心去体会，才能回归当时的历史语境。
“古典学研究”栏目收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戴斯蒙德·约翰·科纳彻教授的论文《对索福克勒斯〈特拉基斯少女〉的几点看法》，某种意义上科纳彻可能会一改我们以为《特拉基斯少女》并非索福克勒斯佳作的陈见，他称其为索氏悲剧的“教科书”。科纳彻的论文虽然不长，仍将这部悲剧从头到尾进行了阐发，侧重女主人公得阿涅拉的性格特征的自我呈现，以及她表征的家庭世界如何被毁灭。科纳彻也解释了，为什么神谕(或神)的影响、野蛮与文明的交错，成为悲剧打开时的阴暗背景。论文对合唱歌的解释尤其出色，赫拉克勒斯之死的诸多要素均在其中。索氏留下的七部悲剧中，国内对《特拉基斯少女》的研究十分匮乏，如何理解这部悲剧和赫拉克勒斯神话需要更多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启迪。译者邢北辰翻译和研究《特拉基斯少女》若干年，他对科纳彻论文的翻译是比较信实可靠的。
“经典与阐释”栏目推出研究莎剧和荒诞剧《等待戈多》的两篇论文。英国文学批评家弗兰克·科莫德的《科利奥兰纳斯》一文出自他的专著《莎士比亚的语言》，科莫德从语言判断，《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的后期剧作。1599年，也就是莎翁写《裘力斯·凯撒》之前，是他的语言发生某种巨变之前。1600年之后的作品，自《哈姆雷特》开始，变化就可见于剧作的各种语言细节。《科利奥兰纳斯》以粗粝风格为主导，顽固的重复、肆意的联系、生硬的省略，语言渐渐变得佶屈聱牙，还有灵活多样的取譬引喻等，这些都是莎士比亚后期作品众所周知的特点。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研究已汗牛充栋，吴水燕的论文《生成-他者和文学机器——论〈等待戈多〉中的“块茎式书写”》另辟蹊径，从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块茎”理论，分析这部戏剧无中心、反结构、发散的特点，“块茎”思维是否可以推进我们对《等待戈多》的内容和贝克特书写方式的理解，此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期待读者们的反馈。
“书评”栏目是新栏目，也是本刊早就计划开出的栏目，意在推荐好书，因为“评论劣书有害人品”。北京大学韩加明教授的书评《一部别开生面的欧洲文学史》评介了沃尔特·科恩的《欧洲文学史：从古到今的西方与世界》的内容与多个特点，概述和评点准确到位。书评中提到，该文学史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将欧洲文学放在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中看待和描写，注重文类的演变。必须将欧洲放在与世界的联系中才能准确描述欧洲，这也许是欧洲学者或牛津大学出版社这样的老牌出版社传递出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信息。“书评”栏目是新设栏目，本刊欢迎推介评论中外学术好书的书评的投稿。
第八辑超过八成是学术译文，之前本刊发出的稿约已初见成效。感谢两位栏目主持人孙惠柱和钱婉约，感谢为刊物推荐稿件的滕威和张沛，感谢投稿给本刊的译者以及为译文质量把关的审校王立秋、刘静、杨梦瑶、张碧璇、钱婉约、姚啸宇、邢北辰、涂辰宇、杨风岸，感谢本辑的助理编辑陈秀娟、杨诗卉，还有许多协助完成校对工作的编辑同学。本辑的出版受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项目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19PT06)，衷心感谢北语科研处对辑刊工作的鼎力支持。对于华夏出版社的王霄翎女士和刘雨潇女士的合作与支持，一如既往，要表达我们的感谢。
自本刊第七辑发出围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的稿约，已收到海内外学人的若干投稿。我们继续征稿，希望海内外专攻比较戏剧的专家，有兴趣做跨文化戏剧的年轻学者们惠赐大作，2022年我们预计推出一次戏剧研究的专刊。
2021年倏忽间即将成为弹指一瞬的历史。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异域的考验》中说，翻译史是要让“历史知识变为开放式的现在”，这大抵也是《当代比较文学》中，“当代”二字所寓意的努力方向。
2021.08.10初稿
2021.09.19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