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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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产生年代

《诗经》中的诗产生年代不一。其最晚的作品可以考证的是《陈风·株林》,讽刺陈灵公与夏姬私通的丑事(事见《左传》)。据记载,陈灵公被杀在鲁宣公十年,即公元前599年,正是春秋中叶。也许《诗经》中还有较《株林》更晚的诗作,但由于缺少文献记载而不能确认。

《诗经》中最早的诗,历来认识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西周初期反映周公东征的《周颂》,大约写于公元前11世纪;一种认为是《商颂》,作于殷商时期,大约为公元前14世纪。后一种意见认定的最早诗篇比前一种早三百年。两种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商颂》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作品。前一种意见认为《商颂》是东周春秋前期宋襄公时的作品,是宋大夫正考父作的,其主要依据是《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太史公的说法:

(宋)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

司马迁之后一直到清代的魏源、王国维及近人俞平伯先生都认为《商颂》作于春秋时期,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仍同意这种观点。

我们则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符合《商颂》的实际,即《商颂》是传于殷商时期的作品,其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关《商颂》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国语·鲁语》: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这段话是鲁国大夫闵马父于鲁哀公八年说的,“校”即“校对”“核校”“考校”之意,并非《史记》所说的“作”。再者,“商之名颂”意为经过长时间流传从而为人所习知的商代著名颂歌,是“先圣王之传恭”,即先代圣王制作的垂训诗。闵马父的意思十分明确:正考父把流传下来的商代诗作送到周王朝太师(乐宫)那里核查校对了一番,并不是创作。

第二,正考父和宋襄公并不是同时代的人,正考父要比宋襄公早一百一十年以上,前者根本不可能作颂赞美后者。

第三,从诗篇的思想感情风格方面考查,《商颂》中所反映的殷商社会统治思想,对暴力神的赞美,对暴力的歌颂,与《周颂》《鲁颂》所表现的思想和道德观念是不同的。

持《商颂》作于商代观点的近代代表学者为杨公骥先生,他的学生们又作了进一步探索,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其师的观点。

《商颂》作于商代,那么《诗经》则包括了从商代中后期到春秋中叶七百多年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