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
《新工业国》是我父亲的一部伟大的理论著作。它于1967年首次出版，在《富裕社会》大获成功近十年后，这本书没有囿于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越过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开始成为另一种理论选择，一个完全的新古典主义思想的替代品。在这本书中，我的父亲缔造出一种视野，把一个商业公司看作一个组织机构，所有组织机构共同形成的经济体系就是一个“计划体系”。
这样的组织经济学站在了市场经济学的对立面。我父亲所称的“公认序列”以消费者的喜好为先导。公司把自己的产品置于独具慧眼的公众面前，卖出它们能够卖得掉的产品，把其余商品打折处理，之后再加以补救，并研究下次如何改进。而在他提出的“修正序列”中，大公司是从新产品的设计与技术着手的。他们研判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开展“市场研究”，由此判定消费者可能会喜欢什么，之后通过广告营销与消费金融活动，确保目标的达成。
对加尔布雷思来说，以上这些就是事实，对此他并不反对。科学技术的复杂性决定了市场必须得到控制。那些奠定现代生活基础的产品——汽车、喷气式飞机、电力、微芯片、有线电视——如果没有较长的生产交货周期、没有大规模的工程师人才网络整合是无法完成生产的。而这一切都需要计划。虽然有时候计划会出现问题，有时候公司也不得不向未知领域进击，但这不是常态。
大型商业公司甚至常常会将市场完全取而代之。它们通过整合做到这一点：此前需要通过公开采购与销售完成的商业活动要么被公司内部的运作取代，要么会由稳定的大型企业与许多精于某一领域的小供应商合作完成，实现风险向供应商的转移。人们并不是通过开天眼（“完美的预见”）或是万无一失的概率全覆盖（“产品组合多元化”）方式来降低不确定性，而是通过构建足够庞大的结构性组织来为自己打造一个未来。在政治上，我们把这样的组织称为“国家”或“政党”；在经济学上，我们把它们称为“公司”。
加尔布雷思写道，一旦控制权传到组织机构手中，基本就等于控制权的完全转移。用来描述小公司与企业主的经济学变得不再适用。这种形式的经济学宣扬的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行为，其中包括寻找通往既定终点的最短路径。但组织机构没有终点，它们有的是组织成员、参与者、股东，而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利益与目的。组织机构的决策由委员会制定，组织中的高层领导有获得下属追随的需求，因此行为上也有所掣肘。个体，这个传统经济学最为关注的焦点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公司的权力掌握在了加尔布雷思所称的“技术专家阶层”手中。
与所有人类主体一样，技术专家阶层主要为自己服务。所有委员会成员（通常）都能够认同组织机构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要不断思考如何让企业持续运营下去。但在此之外，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概括来说，每一个关键利益节点的最小条件都必须得到满足，这也就意味着没有谁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组织机构就是一个妥协的结果，谁的利益得到满足取决于谁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
尤其对技术专家阶层来说，他们把利润做到最大化也绝不仅仅是为了把这些利润交给公司的法定所有者，也就是持有公司股份的人，因为这些股份持有人不是坐在会议桌前的人，因此他们的主张不大可能被听到。换句话说，“这就好比一个活力四射、精壮强健、有着正常性取向的男性会为了给只在传闻中听说过的其他男人尽可能创造机会而躲开亲昵地围绕在自己身侧的那些唾手可得的可爱女人一样”。[1]多年以后，当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时，他们将其称为“委托代理问题”。
各个组织机构会相互作用。《新工业国》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大公司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如何发展、如何保持员工的忠诚度、如何计划、如何相互协调、如何与对手竞争。做到这一切，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协同价格。我的父亲最早就是因为提倡固定价格（二战期间在政府任职时）而声名鹊起的，他深深地了解一个有关价格的真相：当价格已经固定下来的时候，是很容易进行修正的。
对于标准化的以及公开定价的产品，寡头可以轻易固定价格；虽然会有打价格战的时候，但它的代价极其巨大，因此也并不多见。有时候，技术的多样性与产品的复杂性使得固定价格更为困难，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看到触犯法律的行径出现。
20世纪60年代初，通用电气、西屋电气公司、阿利斯——查默斯（Allis-Chalmers）、英格索兰公司（Ingersoll-Rand）以及其他电气设备制造商因密谋操纵重型电气设备的价格而被起诉，其中几家企业的许多高管还曾短暂入狱。而根据之前的经验，人们认为这样的管理人员无论如何触犯法律都不会遭遇被收监的命运……这些高管的失误不在于操纵价格，而在于参与极难进行价格操纵的业务分支。企业同样可以在电动机和家用电器领域进行价格管理，只不过在这些领域企业无须共谋就能实现价格操纵。[2]
计划体系与技术专家阶层的影响范围远非局限于定价这种相对简单的事物。许多公司对自己设计与销售的产品进行“具体需求”的管理，取得了大量虽不完美但算得上成功的经验。（主张消费者主权理念的经济学家对这种迹象大为震惊，但加尔布雷思对此却颇为宽容。当人们达到富足、商品不再重要的时候，操纵人们的品味与喜好算不得最严峻的社会弊病。）在与国家的商业往来上，尤其是就先进武器而言，技术专家阶层寻求的是一种理想的关系：稳定的客户、长期收益预期、损失风险的防范。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计划体系为经济发展这一神圣的目标打造出了一种政治上的共识：总需求的稳步增长对商业公司来说意味着正向收益与光明的前景。经济增长最初会让商业组织受益，随后会服务于它的其他客户群体。
计划体系会将它独特的偏好传导到现代高等教育中，把重点放在通用商业艺术上，而且认为专业性更高的技能（科学、数学、工程学）以及设计、音乐、制图、美术等更加传统的才能会贬值。这些东西如今都是引进的。加尔布雷思对此现象做出了解释：技术专家阶层通常不需要手艺人，他们需要的是能够灵活地把自己塑造成符合组织机构的目标与风格、能够按要求做任何事的年轻人。在这一点上，大公司与驻外服务机构或是军队非常相像，但与中世纪的同业公会完全不同。与近代劳动经济学的普遍主题相反，教育传授的不是技能，而是可塑性。
加尔布雷思非常欣赏马克思，但他的理论有很多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物质财富极大丰裕的社会中，阶级冲突必定走向式微。而在计划体系大获成功的地方，就连最普通的劳动者也会认同公司的目标，工会由此就会失去其先锋地位。这一切都指向一种新的矛盾形式，一种需要把关注点投向社会平衡——私人的富裕与公共领域的贫穷——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审美以及文化问题上的需要。这正是加尔布雷思努力的方向，不过“旧左派人士”大多数并没有追随他。他们中很多人都很钦佩加尔布雷思，甚至把他视为自己的偶像，但多数人从未真正摆脱过对“更多”的追求。直至今天，工会组织、民主党派以及独立左派中的领袖仍坚持认为，在这个星球上最富裕的国家中，劳动人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仍然存在“短缺”。或许就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渴望、对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的追求、对收入保障的希望等方面而言，很多时候劳动人民比那些代表他们发声的人更像加尔布雷思的追随者。
凯恩斯认为，为了创造充分的就业应当对总需求进行管理，而一旦达到充分就业，自由市场体系的古典经济学或许会开始得到认可。加尔布雷思并没有心存这样的幻想。这种观点间的不同在于凯恩斯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见证过更多技术变革的）加尔布雷思却领会到了技术变革的某些本质。因此，他认识到计划体系会以某种形式成为整个经济图景中一种永恒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尔布雷思比凯恩斯更深刻地打破了传统。
《新工业国》问世之际，正值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之时，经济衰退的那些年还未到来。加尔布雷思看到了端倪，凯恩斯主义已被其追随者曲解。计划体系已经把需求管理用作服务于自己的手段。如我们所见，经济增长取代了充分就业，成了当今政策的首要目标。经济增长的波动会马上获得公共政策的关注，而失业率的增长在没有威胁到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则不会快速成为焦点。计划体系设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条件，让经济增长快到足以保证构成这个体系的公司获得稳定的增长，同时又不至于增长过快，导致工会重新获得权力或是重燃已经丧失的斗志。因此，通过减税获得增长或许是通往充分就业的道路，但充分就业也许是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
40年后，人们对于《新工业国》的诟病主要在于它没有预见到美国商业在197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所经历的溃败。这种溃败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来自日本的挑战，特别是在汽车与钢铁行业。接着是80年代工业的崩溃。到了90年代，科技泡沫出现，（据称）以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人为代表的企业主资本家正是由此开始牢牢确立了自己的掌控地位。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各大企业丑闻的爆发，安然公司（Enron）、泰科（Tyco）、世通公司（WorldCom）等赫然在列。
一本书很容易因为没能预见未来而受人指摘，正如人们也会因为马克思所相信的革命会在每一个地方取得胜利没能实现而否认他的伟大。加尔布雷思对美国大公司达到权力巅峰会是什么样进行过论述，而批评他的人却假装企业权力并不存在，之后还要嘲笑他没有预测到某些公司的衰落——用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企业权力从未真正存在过。我的父亲并未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只是继续做自己的事，《新工业国》便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因为虽然他的这本书聚焦的是当时已经存在的计划体系，但它其实能够很好地阐释后来出现的变革、危机、衰落以及复苏。
20世纪70年代末来自日本的挑战并没有证明竞争性市场发挥了主导作用。相反，它是一片领地上的计划体系入侵到另一片领地上的计划体系所导致的结果。日本有没有计划体系？当然有：它把日本传统的政府联盟与企业网络结合到一个体系里，是在美国占领期间构建起来的，而加尔布雷思本人在这个体系建立之初发挥过重要作用。日本的计划体系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得到了长足发展，直到强大到足够到美国的地盘上叫阵。
那么美国又是如何应对这个挑战的呢？它动用了政治手段，由自我标榜为自由市场倡导者的罗纳德·里根政府施行了“自愿出口限制”政策，算得上极具讽刺意味了。但我们应当赞赏里根政府的做法。它没有把美国向自由市场开放，因为这样做会为美国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是与日本达成了新的交易，允许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其市场份额，升级其产品。这样做的结果是给予了美国公司一个可控的败局，它并不美好，但远胜一个完全失控的局面可能造成的后果。
《新工业国》确实未能预见到20世纪80年代初工业领域的大范围溃败。这本书的第三版于1978年出版之时，加尔布雷思认为由金融领域的传统权威力量定额配给资本，并由此决定行业与贸易中谁生谁死的做法正在失势。这一论点当时来看是正确的。高层金融势力已经在蓄势准备反击的情势对任何人来说都还不明朗——据我们所知，甚至连大多数银行从业人员对此都不知情——直到一年之后，保罗·A.沃尔克升任美联储主席。而沃尔克也是直到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才发起了20%利率的“生死决战”。
里根与沃尔克开始重建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世界——一个在工会、抗衡力量、特别是计划体系出现之前的世界。他们要让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用高利率把精湛成熟的企业与能力欠佳的商业公司区分开来。银行把钱贷给最好的企业，对其余企业则收紧银根，而活下来的企业不得不追求更高标准的生产率。加尔布雷思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堂吉诃德式”的做法。银行家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他们不适合做治理。小城镇中那些对地方商业具有敏锐的嗅觉、慈祥友善的行家里手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现代银行家横跨企业与政治领域，但对其中任意一个领域都没有足够的了解。他们尤其不了解位于大公司核心地位的技术性工作，因此也无法对公司的战略与执行实施切实的管控。银行家具备的主要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他们能够排挤企业、摧毁企业，但绝没有能够让更好的企业从废墟中生长出来的魔力。
由于实际利率高过了经济发展中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任何利率水平，正常的企业运营土崩瓦解。由此不难预见企业的金融治理规则也流于失败。当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加诸于身且没有任何核查手段时，选择作弊也是人之常情。公司可能会做假账，之后还能获得市场的嘉奖——当然也不会被市场惩罚。公司不但由此加强了自身的市场地位，同时还削弱了诚信企业的市场地位。这种骗局只有在事后才能被发现。因此，高利率时代会以企业与银行体系的灾难而告终应当是件比较容易预测的事。加尔布雷思也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述政策成形之时预测过此结果；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新工业国》的不足只是在于它还是太乐观了，它不相信会有哪届政府会疯狂到把利率提高到此种地步。
里根与沃尔克的举措造成的债务危机在接下来的20年间影响着整个世界，也导致美国腹地的制造业出现大规模衰退。存在于整个80年代的计划体系大部分被压制。但事无绝对，此后当经济终于在90年代复苏之后，浮出水面的依然是一个计划体系。只不过它有了不同的形态与势力间的均衡，投资银行家与金融掠夺者在其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因此这个体系比它在20世纪60年代时更缺乏稳定性。
80年代见证了大型工业企业走向衰落，同时它还向天下昭示光明的未来或可从工业之外的领域获得，至少某些人是这么认为的。金融行业令贪婪者心驰神往，不久后科技领域也召唤着那些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出众的科学才能、机械技艺巧夺天工的人，以及有办法说服具备上述特质的风险投资家的人。特别是与电子计算有关的那部分技术专家阶层，他们脱离了大型的工业企业。不同于风洞，微处理器与软件的应用涉及许多领域。如果它们的生产不只局限于个别终端产品，比如说大型计算机，它们会发挥出更大的潜能，而且如果它们不必须考虑债务、养老金以及其他由大公司在工会还非常强势、资金还非常便宜的时候构建出的此类事物，它们的赢利能力也会大大提高。
自此科技的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全新的、由风险融资资助的公司大量涌现，为全球市场带来了芯片与软件。随着这种繁荣而来的还有新一轮对加尔布雷思关于技术变革观点的抨击。技术变革真的与工程师和被驯化出来的组织人有关？如今从最传统、最受人热捧的经济原型中难道不是应该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种类——那种野蛮生长的独立企业家吗？换句话说，怎么解释比尔·盖茨这样的人？
其实加尔布雷思曾对比尔·盖茨进行过剖析。微软公司需要市场营销，它需要体现出一种“酷”，而一个年轻的技术天才迷的形象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公司的这一目的。这个巨星神话有助于美化公司的形象。微软最初的成功有赖于一个独家特许经营权（与IBM合作，为早期IBM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与许多专利保护，后来在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它对市场力量的操纵，虽然这种行为饱受争议。再后来，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成了微软实力的证明；再往后，他通过基金会为世界所做的善举更为他的名望增加了一抹柔和的光彩。从过去到现在，以上种种一直在为其企业所用。对微软公司来说，首席执行官一直都是公司的一个首席商人，而非科技先锋；公司的技术产品永远是由各个庞大而笨拙的委员会负责的工作——事实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真的想找一个科学家出身的创业者来看一看，英特尔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是一个更好的例证。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是一名真正的科学人才，也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他创办的首家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最初以军方和IBM为销售对象，当时还不为大众所熟知。之后他创立的英特尔公司同样面向企业用户，而非直接面向消费者。如今，英特尔的技术领先地位只有通过大型科技团队间的有效合作才能保持。无论是诺伊斯还是比尔·盖茨，以及任何与他们类似的佼佼者，都与典型的创业型小企业主不同。
尽管加尔布雷思不觉得现代企业会像现实中一样如此容易遭到洗劫，但他在《新工业国》中还是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很多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把储贷危机归罪于存款保险（“道德风险”，也就是由于保险的存在反而导致风险性行为加剧的情形），而加尔布雷思（以及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与保罗·罗默）[3]认为这些失败源于社会与法律规范的颠覆。正如“管理欺诈”权威专家威廉·K.布莱克所说，你可以认为安然公司是不健康市场中的一个无辜产物，也可以认为这个市场被犯罪意图收买了。[4]安然公司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组织，也恰恰是技术专家阶层与生俱来的复杂性让隐藏与掩盖欺诈成了可能。然而说到底，检察官、陪审团与信奉加尔布雷思的人都不难对此做出裁断。伴随惨烈的储贷危机而来的是一千多桩重罪的判罚；安然出事之后，公司的高管最终全部被起诉，也全部被定了罪。
或许有人会说进入新千年以来，大公司重新获得了核心经济地位与政治力量——认为如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企业共和国”中，政府所采用的那套方法、规范与文化都得见于企业。
·在一个委员会型的政府中，很多委员会的运作是隐秘的。我们的决策制定具有客户驱动的特点，它意味着一些战略方向——好比国家安全、金融、监管以及其他领域——会由一些掌握着不为外人所知的专业知识的小圈子来把握。
·我们的公共关系运作明显具有企业宣传机器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或是刻意不去对一个事件的真实原貌做出前后一致的描述。
·在不定期选举中，我们有股东，有名义上的所有者与参与人，通常管理层会做好安排，确保这些人不会落败。
·我们有董事会，不过问、不设阻，过审批形同走流程——国会在2006年那次引人注目的选举之前就是这样。
·我们有作为门面的首席执行官——他悠闲的姿态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一切事物尽在掌握。或者更准确地说，用他来掩盖事情并不在掌握之中的事实。
这些特点在《新工业国》所述的大企业中都有类似的对应情景。或者说，对上述分析做任何一点补充更新，你同样会发现企业中有符合这套逻辑的诸多特点。只需想一想过去40年间企业在管理失当、欺骗、市场操纵与欺诈问题上玩出的新花样，一切便不言而喻了。
加尔布雷思的悖论在于他是一名独立的组织理论家——他是一名智力创业者。而与此同时，学院阵营中对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嗤之以鼻的是那些被组织驯化的人、对观点墨守成规的人以及精心守护学术立场的人。他们中鲜有人会以个人的身份被铭记，可他们对某些享有盛誉的思想却是绝对地拥护。加尔布雷思的另类学说在公开市场上大受欢迎，而在大学中却被像极了现代企业公共关系的那套做派压制。
加尔布雷思预见了这一点。他写道：“那些吹毛求疵的人对于美国社会地理学中的任何描述都能挑出毛病来，他们把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以及所有比锡达拉皮兹市大的社区排除在理论假设之外，由此就可以用小城镇、邻里社区的现象对国家的本质进行描述。”[5]于是本科生阶段的经济学大部分还是这样讲授的。学生们想象着如果自己坚持把这门课程学下去，总有一天在研究生阶段会有机会学习到有关大公司与复杂组织机构的世界。而少数走到这一步的人最终会发现幻想破灭了。
《新工业国》并不完美。它有一点难懂，与加尔布雷思的其他著作相比似乎也少了些趣味。在书中我发现了一些他没能绕开的正统观念（比如关于贫穷国家中储蓄对投资造成限制的问题，它有可能为印度的失败提供了借口，也遭到了中国的极力反驳）。即便如此，《新工业国》仍然是一座丰碑。在这本书中，组织机构取代了市场，它不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世界，也发生在我们微妙的领悟与理解过程中。自本书在1967年问世以来的40年间，曾经把自由市场作为一个核心组织原则的强劲信仰已经崩塌了，这在经济学家中已然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但还没有什么能够取而代之的理论出现。在发展与进步再次启动之前，《新工业国》依然是经济学界必须经过的一道门。
注释
[1]John Kenneth Calbraith,The New Industrial State,3d ed.(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125.
[2]John Kenneth Calbraith,The New Industrial State,3d ed.(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201.
[3]George Akerlof and Paul Romer,“Looting:The Economic Underworld of Bankruptcy for Profit,”i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3:2,Macroeconomics,ed.William C.Brainard and George L.Perr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uon Press,1994).
[4]William K.Black,The Best Way to Rob a Bank Is to Own On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5）.
[5]John Kenneth Calbraith,The New Industrial State,3d ed.(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