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国气象：唐朝为何有开放包容的气质？
谈及盛唐，我们自然会想到一种开放包容的气质。正如鲁迅先生写过的“拿来主义”，那种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气质，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也是唐朝跟其他朝代不一样的特质。那么，这个气质是从何而来的呢？
其实，我们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特别容易形成一种封闭的形态——北边是广袤的草原，东边是浩瀚的大海，南边不仅有大海，还有热带丛林和令古人谈之色变的瘴气。至于西南边，则有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只有一条能够顺利到达中亚、西亚的交通干道，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丝绸之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开放包容的心态，不主动地对外去寻求往来，就很容易陷入闭关锁国的状态。
更何况，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民族为主的国家，而农业民族天然地具有封闭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农业民族不像游牧民族那样具有那么大的流动性，而是往往长期定居于某地；也不像商业民族，对于各地原材料的输入、产品的行销等方面有着强烈的需求，所以农业民族更容易闭关锁国。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纵观这几千年的历史，除了少部分时间（比如明朝和清朝）外，我们中国都怀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尤其是在唐代，这样的开放包容达到了一个巅峰——这与唐人那种多元文化的混合气质密切相关，与他们永不停止的好奇心密切相关，也与他们渴望获得更美好的物品、更先进的技术的内在心理需求密切相关。总之，唐人的开放包容，在我们看来，是中华民族的幸运点。
文明因交流而更加文明。闭关锁国带来的恶果，我们在清代就已经见到了。此外还有一个反面典型，就是历史上的美洲原住民。自打上古时代，白令地峡变成白令海峡之后，美洲原住民与旧大陆之间就断绝了往来，几乎成了闭关锁国的一个典型。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也别无选择。至于所谓“徐福到达美洲”之类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都是虚无缥缈的小说家言。
我们也知道美洲原住民这种闭门发展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除了会冶炼黄金，美洲原住民几乎没有掌握其他的金属冶炼技术，以至于在面对西方殖民入侵者的钢铁刀剑和枪炮的时候，美洲原住民用的还是黑曜石做的兵器。他们也没有见过战马（马在美洲大陆上原本是存在的，但是后来被美洲原住民的先祖猎杀殆尽），以至于在西方殖民者骑着战马出现在战场的时候，他们甚至以为这是神。
还有，当一个民族不与外面交往，逐渐形成纯血体质后，甚至会导致身体应对疾病的能力下降，美洲原住民正是如此。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西方殖民者入侵美洲之后，杀死美洲原住民最多的，不是刀剑与枪炮，而是殖民者带来的各种细菌和病毒——天花、流感、伤寒等。为什么将它们携带到美洲大陆的西方殖民者没事？因为他们要么有抗体，要么有应对的经验。可是不要说天花那种大杀器，有时候，往往对于旧大陆人来说非常稀松平常的一场流感，一种普普通通的细菌和病毒，就能要了很多美洲原住民的命，因为他们毫无抵抗这类疾病的免疫力。所以西方殖民者带来的那些疾病，杀死了成百上千万的美洲原住民。
闭关锁国、闭门造车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当然，开放包容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但它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坏处。
其实，与其说是唐朝选择了这种气质，不如说它根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历史大势造成的，与唐朝所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唐朝文化，是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原传统文化的结合体。
唐朝之前，是魏晋南北朝与隋朝。魏晋南北朝本就是一个各民族间有冲突有融合的时代，而隋朝虽然自称为“汉人政权”，实际上却有着很强的“胡化”特点，甚至连杨坚的家族也曾一度用过鲜卑人的姓——普六茹氏。而西魏宇文泰所创立的关陇集团，正是隋唐两代的政治基础。
关陇集团，顾名思义，是出身于关、陇这些地方的军功贵族集团。它还有个特点，就是胡汉结合。当年宇文泰创立这个集团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西魏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增强内部凝聚力，所以他在鲜卑旧制的基础上，结合汉族的制度，创立了八柱国和府兵制。以宇文泰为首的八大柱国，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命脉。除了他自己和北魏宗室元欣不掌兵之外，六大柱国大将军又各自下辖两名大将军。换句话说，八大柱国加十二大将军，这二十个家族把中国的政治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长达数百年。
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这个集团有两大特征，一是“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胡汉结合，结合的都是胡汉精英。二是“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在那个年代，受到草原游牧民族部落政治的影响，并没有文武官的分别。比如被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文官之首的长孙无忌，曾经带兵打过仗；而被大家都毫无疑问地认为是武将出身的李勣，其实也当过文官。
所以，李唐集团的统治基础，就是胡汉结合的军功贵族集团。就连李唐皇室自己，本身也有一半的少数民族血统。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就是鲜卑人。李渊的老婆窦氏，也是鲜卑贵族。李渊当年娶窦氏的方式，都不是汉人的方式。是什么呢？比武招亲。
关于比武招亲，许多人都是从武侠小说里边看来的，但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吗？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哪有比武招亲这一说？比武招亲本来就是胡人文化中的一个特色。当年的窦氏本来就是鲜卑贵族，窦家要选女婿，就在门屏上画上两只孔雀，谁能射中孔雀的眼睛，谁就能娶他家的女儿。贵族子弟都去应征，最后李渊脱颖而出，他一箭就射中了孔雀的一只眼睛。之后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蒙的，李渊张弓搭箭，又射中了第二只孔雀的眼睛，超规格完成了任务，抱得美人归，娶回了窦氏。
窦氏为他生下了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玄霸，以及平阳公主等子女，这使得李唐皇室拥有了一半的鲜卑血统。所以，李唐皇室自身就是汉人与鲜卑人的混血。
前些天有一位记者采访我的时候，他问我：“唐与宋究竟有什么不同？”我谈了好几点，其中有一点是这么说的：我们极少把宋朝称为帝国，但是我们说唐朝是一个帝国。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唐朝在整个东亚世界的秩序当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它是整个东亚、东北亚国家的领袖。
在李世民灭掉东突厥之后，他被当时的各国酋长共同拥立为“天可汗”。当时李世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意思就是说：“这真新奇，我是中原的皇帝，同时也能够称可汗吗？”但是到了后来，他还是接受了这个称呼。在写给这些少数民族酋长的信里，李世民也称自己为“皇帝天可汗”。
在此之前，中国的皇帝没有同时称可汗的。当然，要是较真的话，也有那么两位：一个是隋末割据山西地区的刘武周，他曾经既称皇帝，又被突厥任命为“定杨可汗”；还有一个，就是侵占今天内蒙古南部和陕北的梁师都，他也是隋末的，也是既称帝，又被突厥人立为“大度毗伽可汗”。问题是，这两位所建立的政权都不是正式的政权。在中国真正的大统一王朝里，又当皇帝又当可汗的，应该说唐太宗是第一人。
这意味着，中国的统治者变成了一个二元统治者。也就是说，他对中原人来说是皇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和外国来说是可汗。此时的帝国具有二元性，这就是一个大帝国的特质。所以说，唐朝真正实现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存。
因此，唐太宗自愿称可汗，能反映出在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当中，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而且唐太宗还说过这么一番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就是把他们视同一体。说实话，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以来，在中原大地上，既有民族的仇杀，也有民族的融合。而到了隋唐这个时期，民族融合已经占据了上风。所以对于唐朝来说，它应该是历史大趋势的集大成者。因此可以说，他们这种开放包容的气质，与其说是自己的选择，不如说是别无选择的一种继承。
唐朝对于少数民族以及外国，采取册封制度加羁縻制度，这是汉朝以来的传统。从汉代以来，中国的皇帝就非常热衷于“万邦来朝”“万国衣冠拜冕旒”这种事，唐朝也不例外。而在中国的胡人、胡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要配合政府进行一下政治表演，因为每个皇帝都有个“万邦来朝”的梦。比如，王莽当年非常羡慕上古天子“有远夷重译而来”，意思是远方来的外国使节，语言跟汉地都不能直接相通，要先经A国到B国，将他的语言由A语翻译成B语，然后再由B语翻译成汉语，这就叫作“重译而来”。王莽登基的时候，想找远邦的贡使“重译而来”又找不到，于是就找了一个人来扮演。这人嘴里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过对王莽而言，只要给他表演好就可以了。
在朝贡机制之下，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要求，就是用“朝贡”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臣服。至于实际上贡了多少，中国皇帝根本不在乎。作为“天朝上国”的君主，他们并不在乎那点小钱，在外邦上贡之后，他们往往会以两倍、三倍甚至十倍的价值进行回馈。
在这种机制之下，如果周边少数民族以及外国服从中国的朝贡机制，那么对于中国的皇帝来说，这就是他的属国；如果不服从，那就是与他为敌。甚至连唐代的皇帝死了之后，都要在他的陵墓前面竖立藩臣像，以示君临天下。比如，隋唐两代为什么都要伐高丽（隋唐时期，在正史和当时的政府文件当中，这个国家的国名都叫“高丽”而不是“高句丽”）？隋唐两代矢志不渝，就是因为在中原王朝看来，高丽不肯被纳入朝贡机制中来，是整个东亚国际秩序当中的一个缺环。我们今天并不会觉得这是多大的事，但是在那个年代的国际秩序之下，这就是天大的事。我在韩国甚至看到过，在相当于我国唐代的新罗时期，他们新罗王的陵墓前面，也模仿唐朝竖立了胡人形象的藩臣像。可是新罗哪来的胡人藩臣呢？
此外，唐代国子监讲学，要有外国使节站立听讲；宣布德音，也要有藩民在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的胡人入汉地之后是穿汉服的，但是每到这种特别的时候，政府就会下令“藩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为的就是花团锦簇，好展现“万邦来朝”的气象。
说实话，有的时候，中国皇帝为了“万邦来朝”，在有些地方做得有些过分了，隋炀帝就是个典型。隋炀帝应该算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但是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而他的那些缺点最后导致了隋朝二世而亡。在对待“万邦来朝”这个问题上，他就展现了他性格当中的一个缺点——好大喜功。
隋炀帝曾为了追求“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在洛阳举办万国大会，而且还人为地去制造这样的繁华景象。例如，他规定万国大会期间，洛阳城里所有的行道树的树干，要全部用丝绸包裹起来；城里所有的酒店老板，在来朝客商去吃饭时不许收钱，过后由官府结账。到了晚上，城中还要给来朝客商表演歌舞，光伴奏的乐队就有一万人。一万人的乐队，像指挥家小泽征尔一样拿一根小指挥棒来指挥肯定不行，或许都得像指挥军队一样，拿大旗来指挥。万国大会的歌舞晚会，就盛大到这样的地步。
有些聪明的胡商也能看出问题来，比如隋炀帝想展现洛阳城里“吃饭不要钱”，有胡商马上就问了，说：“隋朝真的富到这种地步了吗？那沿途过来的时候，我怎么还看到有吃不饱饭的乞丐呢？既然吃饭不要钱，他怎么不来吃？”这就一语中的了。这种“万邦来朝”就属于“演”得过分了。真正的“万邦来朝”，应该建立在各国对你国力的敬仰、对你文化的向心力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万邦来朝”。
“万邦来朝”，确实可能是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的追求和梦想。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唐朝的开放包容就是在追求政治符号，追求政治形象。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开放包容的气质是来自唐人骨子里的。这是他们的历史造就的，是他们的出身造就的，也是他们的文化价值观造就的。
但唐朝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中原传统文化。这里牵扯到史学界的一个著名的争论——隋唐文化的底蕴究竟是什么？唐长孺先生坚持认为，唐朝文化的底蕴是南朝化的，换句话说，唐朝文化最根本的基调是由保留了汉魏文化的南朝文化所决定的。而以北大的田余庆、阎步克等先生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则坚持“北朝出口”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北朝文化对唐代的影响更大。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个问题在学界是不存在争论的，那就是唐朝的文化同时融合了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本土文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开放政策的背后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当时的唐朝，对外保持着足够开放的态度。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进入长安之后，可以经商，可以出家，可以当官，可以考进士，可以成亲。但是对于本国国民，政策就非常严格了——本国国民，无故不得出国。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丝绸之路从汉代就已经开辟了，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我们一说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些少数民族或者是外国人的形象，很少有汉族商人。
汉族商人当然是存在的，比如吐鲁番文书中就有汉族的商人在弓月城（今新疆伊犁地区）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商人发生贸易纠纷的记载。但为什么胡商是主流？因为唐朝自己的国民一般无故不得出国。所以我们就能理解，鉴真为什么去日本要“六渡”，因为前面几次遭到了政府的层层阻挠；而玄奘取经甚至要“偷渡”，就是因为这是一以贯之的规定，除非政府委派，否则唐朝国民是不允许出国的。玄奘出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接受政府的委派。之所以在他回来时为他举办那么盛大的欢迎仪式，是因为他在印度声名鹊起，并传回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出去和回来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规定，虽然外国人在华可以娶华人女子为妻，但是外国人要返回本邦的话，即便作为他的妻子和孩子，唐朝国民也是不能被带出国境的。
所以，这种情况就使我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一说起丝绸之路、大漠驼铃，在我们脑海当中，牵骆驼的人就是高鼻深目的胡商。
唐朝开放包容的气质，来自它独特的历史渊源。它对待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的政策，并不见得同样适用于本国的国民。所以这种包容，有些地方令我们心驰神往、魂牵梦萦，有些地方也真的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不过，相比较于中国其他的时代来说，唐朝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精神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说起唐朝文化时，会觉得那么神往。唐人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是非常受我们现代人喜爱，让我们憧憬的。
开放包容的气质，就是唐朝的时代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