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从秦汉以降至晚清中国历史看“宋型国家”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宋朝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宋朝自始至终是一个不与游牧渔猎民族一争雄长的时代，以往认为宋朝的积弱很大原因是强调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过于强大，其实不仅如此，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自周秦以降至唐中叶以前，强大的汉、唐帝国，对于主要对手——北方游牧渔猎民族政权势力，采取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以武力手段削弱其军事威胁，开疆拓土，将边防线不断推进到塞外。唐中叶以后经三教合流而形成的新儒家思想对外部世界有了与此前很大不同的认识，华夷之分在汉族政权内知识阶层的认知世界有了新的界定。宋真宗景德年间与辽朝签订的“澶渊之盟”，是汉族所建中原王朝放弃与游牧民族一争雄长国策的标帜。“澶渊之盟”的历史意义讨论目前多限于辽宋关系史，但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关系分水岭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乎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过去认为宋朝的积弱与宋朝的“守内虚外”国策分不开。但是这多是从内政外交政策的“内外”角度去考量，其实若从宋朝对西、北、南边疆守土来讲，从太祖开始就只守唐中期以后形成的农耕“内地”——以汉族聚居区为主，并无恢复汉唐“内地”以外旧疆的举措。即使到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欲恢复汉唐旧疆，也是汉唐时所谓的王化之地——燕云十六州和河西、河套、河湟。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知识阶层的认同，北宋灭亡后南宋人总结亡国原因时几乎一致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开边生事是首要原因。可见太祖以来形成的“守内虚外”是经唐后期五代至宋人形成的既定方针。对于宋人来说“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1。这个“最得御戎之上策”，实则是汉族政权主动的战略退却，为一争雄长的游牧渔猎民族进入中原共生共存提供了可能和机会。“树欲静而风不止”，不进则退。由此看10世纪至13世纪的多民族政治对峙下的文化认同，再由此看宋朝之后民族政权的更迭，中华文明和疆界的形成，细究于心都会得出不同于现今的许多有益认识。
其次，宋朝奉行养兵政策，豢养一支以募兵为主的庞大军队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尽管明清中后期也实施募兵制。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继瓦解，募兵制日渐代替征兵制，养活一支以流民为主的军队，使得养兵费用在国家财税收支上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到北宋中期养兵费用已达五千万贯之巨，占国家财税收入的70%—80%，帝制国家为了满足这笔巨大的军费开支，自真宗咸平年开始“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得增加赋敛”2。将人民生活的主要商品盐、茶、酒、矾、醋、矿冶、香料等统统专卖经营。这种以工商税收为主的财政政策，大致也为中国古代各朝所仅见。五代至宋初，政府主要靠严酷的法律禁榷，由各级官府直接经营，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生产、销售环节，但是官营成本高、效率低，国家只得向民众主要是商人开放销售（流通）领域，诸如在经济领域广泛实行买扑招标制，并逐渐开放部分生产领域，这就使得宋代的商业市场、城市城镇发展，呈现出与前代甚至与后代不同的面貌，从而造成空前的繁荣，并由此也促成经济的大发展。但是过去我们囿于西方社会科学和经济史理论的范式，对此轻描淡写，未给以足够的重视，或者多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负面作用及其导致历史进程因果颠倒的关系加以批判。我个人以为这是偏离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本相的一种认知，实际上研究宋代经济史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制国家财经政策亦即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以及市场繁荣背后的国家财经供需因素，庶几方可道升堂奥，更接近宋代历史发展的实际。
再次，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盖宋之政治，士大夫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3宋朝科举取士之多，文官地位之高，整个文治氛围居于秦汉以降各代之冠，已是学界的共识。遗憾的是，迄今并未见到较为全面深刻剖析贯通宋代文官政治论著的问世。迄今虽然对文官政治治理下的宋朝“内政”研究确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对于文官政治治理下的“弱宋”的研究还留有相当大的空间。
至于宋学与汉学成为中国古代经学分野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类型，也已是常识。从汉武帝“罢黜百家”、汉宣帝“独尊儒术”到唐朝《五经正义》的颁行，是为汉学的第一个岭头，从唐中叶开始的儒学复兴至宋代，在北宋有《三经新义》，到南宋则有《四书章句集注》，构成宋学的完整体系，到明清继承汉宋方有四书五经。经学学风和释经方法的转变实不仅仅是思想文化内在理路的转变，更折射着社会历史内容和观念的变动。北宋的荆公新学力图通过建立刚健政府、完善社会制度来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导致权力膨胀、腐败公行；南宋由朱熹完成的道学或理学反其意而行之，欲从正君心、重塑君主“圣人”形象来实现先王的社会秩序，结果是君心不仅没有被“正”，反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在“万马齐喑究可哀”之中。从目前的研究看，经学学风和释经方法的转变对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对宋代社会历史影响的估价，还远远不够。
而傅乐成先生对宋型文化已有论述（当然还需新的补充），不赘。
以上不是为了重复叙说中国古代各王朝之间的简单比赛（杨联陞《国史诸朝兴衰刍论》附录：朝代间的比赛），而是要充分说明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类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