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纪初以来国内宋史研究议题的变化

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断代史研究中是起步较晚的。直到20世纪初期，才有梁启超、王国维、胡适、何炳松、陶希圣、张星烺、张其昀、柳诒徵、汤中、竺可桢、吴其昌、周予同、吴廷燮、赵万里等著名学者，对宋代的思想、政治史、人物、文献、科技、史学、唐宋间社会变迁等做了一些研究。但他们都不是专攻宋史的学者，从30年代起中国宋史学由酝酿期进入开创期。开创者主要有邓广铭、蒙文通、陈乐素、张荫麟、聂丛岐、全汉昇六位先生。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积弱受侮之际，史学界学者大都把关注点投向能使民族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和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上。翻检20世纪前半叶的宋史研究论著，不论是数量还是涉及的讨论问题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限的讨论又多集中在以抗侮图强的史实上，因而王安石变法、岳飞抗金、宋与辽夏金和战等成为讨论的重点。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形成宋史学研究的初步队伍：程溯洛、束世澄、张维华、华山、何竹淇、张秉仁、李埏、吴天墀、漆侠、沈起炜、王云海、关履权、万绳楠、朱家源、郦家驹、倪士毅、徐规、王瑞明、李涵、姚瀛艇、陈守忠等二十数人。

从1950年至1979年，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史中，宋史的研究仍然是较为落后的，从1980年至20世纪末宋史研究进步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从国际范围来讲，自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从唐宋变革观的角度提出宋代是近世开始的论点后，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是基于这种乐观的设想，他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制订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际性的宋史研究计划（Le project Song）。虽然在他生前未能实现他的“宋史计划”，但1964年在法国波尔多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学家大会上，通过了继续完成白乐日的“宋史计划”的决议，嗣后便陆续出版了多部宋史著作。白乐日的宋史计划时至今日虽未全部完成，但它的确一定程度推动了欧美的宋史研究。与此同时，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宋史研究不论是发表的论著，还是学术交流，都有较大的发展，并成为世界范围内宋史研究的两大中心。而我国大陆地区的宋史研究不仅显现出“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而且问世的论著也相当有限，与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形成鲜明的反差。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1979年大约发表了2000多篇论文。如果除去1966—1976年间带有浓厚政治斗争色彩的文章外，有一定学术意义的论文不足1200篇。而有一定学术分量的专著就更少得可怜，还不到10部。这种状况正如邓广铭先生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致开幕词所言：“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看来，宋史的研究是较为落后的。这表现在：不但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出来的有关宋代史事的论文比之其他各代显得少些，甚至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宋史专著迄今也无人撰写出来，而其他的断代却多已有了。在国外，例如在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其每年发表的有关宋史的论文和专著，也比我们的多。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就很难谈到质量。因此，关于宋代史事的研究，还亟须我们继续尽最大努力，去生产成品，去培育人才，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10

当然，20世纪50—70年代宋史研究发展缓慢，并不等于说没有取得成绩，至少在两方面是值得称道的：一是两宋时期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钟相、杨幺领导的三次大的农民起义；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宋与辽、西夏、金、蒙元之间的斗争，构成了这一时期宋史研究的三大主旋律。同时在岳飞、经济重心南移、封建地主制经济、土地制度史、人物评价及人物传记、文物考古、文学艺术等课题上取得较大进展。二是三十年间培养了一批有志于宋史研究的中坚力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宋史的学者从二十多人到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时全国研究宋史的人员已达六七十人。像毕业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杨德泉、柯昌基、吴泰、戴静华、郭正忠、贾大泉、裴汝诚、周宝珠、陈振、胡昭曦、高树林、朱瑞熙、王曾瑜、陈智超、杨国宜、梁太济、杨渭生、乔幼梅、张邦炜、龚延明、何忠礼、许怀林、李裕民、郭东旭、葛金芳等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与从三四十年代走过来的前辈学者，一道撑起了大陆宋史研究的骨架。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标志着大陆地区宋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宋史研究会是全国宋史研究者自愿结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她以每二年举办一次年会及发行《宋史研究通讯》的方式，团结宋史研究工作者，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砥砺学术，推动宋史研究。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以后，在邓广铭、陈乐素等前辈学者倡导实证研究风气的影响下，实证性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热衷辨析史事，究心典章制度，蔚然成风。

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改善、研究方法和倾向的多样化，又促进学术氛围的日渐活跃，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在充分展示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如：“先南后北”统一方针、杯酒释兵权、澶渊之盟、祖宗之法、皇权与相权、重文轻武、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党争、岳飞与秦桧、政治史分期、地方行政区划、宋与辽西夏金蒙（元）关系；役法、货币地租、钱荒、户口统计、客户身份、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权的集中和转移、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重心南移、经济革命；科举制定义、宋学与理学的关系、理学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妇女地位、律与敕的关系等。

1980年以后，宋代经济史、典章制度和人物评价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史、文化史又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或增长点；进入21世纪后研究倾向更趋多样化，士人阶层、家族宗法、性别观念、民间信仰、社会生活、基层社会、地域文化、宋学诸学派等课题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研究倾向转变的同时，学科间的界限也日益受到挑战。宋史研究中诸领域间，如经济与社会、思想与政治、法律与社会、民族与文化，甚或综合更多领域间的互动研究倾向时已初见端倪。如讨论宋代士人、家族就往往将文学、政治、经济联系起来做综合考察；又如讨论宋代思想则关注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学之间的联系。思想史解释资源范围扩大，社会史、经济史、文学史、学术史，乃至文献学、考古学等所依据的资料大量进入思想史的视野。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证性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西方历史学的研究取向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宋史研究。美国学者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在总结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方法变化时指出：“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的其他部分，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11虽然国内宋史研究者并没有自觉和刻意追随西方历史学研究取向的转移，但是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悄然兴起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研究，日益受到中青年学者的关注而成为典章制度史之外的又一研究热点或增长点，而且问题研究微观细化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宋史研究取得较大进步和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改变了自元明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对宋朝积贫积弱的看法，为宋朝历史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重新定位：两宋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之世，但它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最昌盛的时代之一。其二，宋代的典章制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基本厘清了宋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等，完全改变了钱穆先生所谓宋朝“专从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12的认识。其三，改变了从近代以来宋史研究在国内外断代史研究中的落后局面。就总体而言，国内宋史研究不仅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而且在国内的断代史研究中也从落后跻身于先进行列。

21世纪以来，宋史研究有三个显著的变化：一是议题的转型，即由从传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几个大模块的问题讨论向议题的小型专题化和交叉精深化转变，可以说已是宋史研究的普遍现象；二是政治史大模块的研究超越经济史研究占据年度论文数量的首位；三是释读文献、文本解读、历史书写再检讨、向历史深处的细微进军，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颇浓。

21世纪以来，除了讨论传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物、家族、教育、文献、文学、史学、佛道、墓葬等议题外，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出现的新议题新动向，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宋朝的国家与社会：富民社会与农商社会、民间力量与基层社会治理、日常生活与民间社会；（2）宋朝的政治文化：文书与信息传递、政务运作，经术与王安石变法，制度史视野下的宋朝，两宋皇权再认识，礼制，宗教信仰；（3）宋朝文献的扩展与新诠释：利用宋人文集研究南宋晚期历史，宋代笔记、书信与士人多重知识建构及其实践，科技文献反映物质社会的成长，文化物事形成的系谱与观览、图像与文本。此外，医疗、疾病与政治、社会的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

宋朝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20世纪研究宋朝学术思想的论著几乎全都是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宋史学者涉猎者甚少，即使在教科书和相关的论著中提及也多是汲取思想史研究者的已有成说。思想史学者往往强调从思想到思想的内在理路，特别是明清之际编撰的《宋元学案》为大多数治宋朝学术思想学者奉为圭臬，但是存在两个偏向。一个偏向是把理学代替宋学，第二个偏向是贬低了荆公学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学一直是热点话题，在宋史学界重建涵盖有宋一代学术的宋学，范仲淹、欧阳修等思想家的思想，王安石及其代表的荆公新学派，苏蜀学派等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尤其是王安石的新学和朱熹的道学思想研究成为重中之重，出版了系列论著。由此摒弃了此前以理学为主体的旧的学术框架，形成了一个更富有内容、更切合宋朝学术实际的新框架。可以预测，全方位地研究讨论宋朝经学及其学术思想将是今后宋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取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