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北宋的建立
（一）兵变的过程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后周朝廷风闻北汉联合契丹犯境，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急忙令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抵御。初三傍晚，夜宿距开封东京城东北四十余里的陈桥驿。这天半夜军士聚集在陈桥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有人制止，众不听。黎明时分闹事的军士逼近赵匡胤的寝所，赵普和亲信入军帐唤醒醉卧的赵匡胤，“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赵匡胤上马率军返回，赵匡胤大声对诸将说：“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诸将士都应声“诺”，军容整齐地列队返回京师。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猝间“谋御之，王彦昇遽杀通于其第”7。
赵匡胤进登明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不久，诸将拥宰相范质等大臣至，赵匡胤呜咽流涕说：“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范质等未及反应，军校罗彦瓌按剑厉声对范质等人说：“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范质等大臣觉得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承旨陶穀从袖中取出柴宗训（周恭帝）禅位的诏书，宣布柴宗训（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迁恭帝及符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改元建隆。8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的叙述来看，似乎是宋太祖本人没有参与策划兵变，他是在禁军突然策动的情况下，被迫做了皇帝。事实上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军事政变，计划早在周世宗死后不久就已开始进行了。预制的黄袍和事先草就的禅位诏书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赵匡胤要用一场预谋的兵变来夺取帝位呢？
（二）兵变的因与果
1.“陈桥兵变”的发生，有其大的历史背景。唐末五代时期，藩镇跋扈、禁军骄横的混乱政局，无疑为“陈桥兵变”的发生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五代王朝建立多是将帅逐主，后周取代后汉，就是通过郭威发动澶州兵变实现的。而五代频发兵变的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之使然。自黄巢农民战争将唐中叶以来就已式微的门阀士族扫荡一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9！五代军阀安重荣这句颇为豪横跋扈的名言，在门阀政治瓦解和社会底层成员在政治上广泛崛起之时，表达了一种比秦末农民战争中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更为激进的观念，也是当时五代政治的真实反映。
2.显德六年（959），38岁的周世宗英年早逝，遗下年方6岁的孤儿和他的寡母，柴宗训（周恭帝）年幼，政出臣下，未能得将士拥戴，最高权力留下真空，“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10，为赵匡胤密谋策划兵变创造了条件。
3.发动兵变有两个目标：一是借机铲除政敌，即顾命大臣中与赵匡胤对分军权的韩通集团，周世宗托孤的三位文臣尚算和衷共济，但两位武臣：韩通、赵匡胤及其集团，则彼此猜忌，谁能先挟天子，便可置对方于死地。二是夺取后周天下。想不到周世宗去世不过半年，34岁的赵匡胤便黄袍加身，韩通则被惨杀。
4.提倡忠君，将忠视为天地之至理，强调下事上、臣事君之有往无返，本是皇帝制度为求绝对尊君而有的相关道德要求。五代君主既是以篡弑得国，自难勉励下属以忠为尚。但是陈桥兵变的设计者特地安排他在宿醉中被唤醒，在军士胁迫下登基，用他的不知情与被迫作为掩护，以撇清他在事变中的责任问题，有效纾解了新皇帝原本必须面对的道德困境。虽然在后人眼中，这场预谋的兵变实在漏洞百出；但是当忠君、尊君已确然成为宋朝人心中不可动摇的根本性道德规范之时，赵匡胤有能力治军，却无法阻止兵变的疑点所在，反倒成了宋人解释赵宋无法拒绝天命的佐证。
5.黄袍作为帝王专用服饰，代表着唯我独尊的政权的归依。正是制定并维护了以尊尊亲亲为精髓的帝制等级制的儒家传统文化之象征。虽然五代政治持续混乱，但专制皇权的至高无上并不因皇位转移迅速短促而受到损害，这为赵匡胤日后巩固皇位、重建社会秩序提供最重要的保障。由此也可以明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辩证关系。
6.赵匡胤之所以假兵变以行政变，或许是为顺应时代的积习。五代一向是军阀夺国，兴亡以兵，将士们的拥立，或许远比文臣的劝进更符合当时人的心理预期；以兵变展现实力，也远比禅让等虚文缛节更具有说服力。同时，正因为陈桥兵变是经过预谋设计的演出，它虽承袭了旧时代的做法，却预告了新时代的动向，不但结束了旧王朝，也开启了新时代。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赵宋王朝是从武将操纵兵变和夺政权于孤儿寡母手中，宋以后的旧史家均言赵匡胤用阴谋夺权，“得天下也不正”，近代以来多忽略此说，实际上宋统治者对这两种危及王朝命运的形式，念兹在兹，内心的恐惧和猜疑并不能完全消失。宋王朝自始至终奉行“崇文抑武国策”，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政治格局狭小，很大的原因与通过兵变夺权不无关系。
（三）新朝的新气象
陈桥兵变基本上是一次和平兵变：没有喋血宫门，伏尸遍野，更没有烽烟四起，兵连祸结，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河南封丘县的陈桥（即宋之陈桥驿），至今保存着据传是赵匡胤当年的“系马槐”古树一棵，虽然这棵粗大的古槐已经干枯枝无，可是人们还是想尽办法让它作为一个历史见证，矗立在东岳庙（宋朝为显烈观）内，供游人观赏。古槐之侧，有历代关于“系马槐”的石刻数方，亦为凭吊或纪念之物，受到当地人民的保护，至于历代关于陈桥兵变的传说故事、小说、戏曲等，流传极为广泛，深入人心。这些遗物和传说、记载，基本上都对陈桥兵变和赵匡胤作了肯定的评价，这说明陈桥兵变“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11，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民众企求长治久安的要求，所以值得肯定。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为了得到原后周大小官吏的支持，赵匡胤采取种种办法以争取民心，他先是下令，原来自备干粮开河挖渠的民工，改由官府发给粮食，接着又命令搜捕在兵变时乘机抢掠者，全部在市上杀掉，对被抢掠者予以赔偿。继而又派遣常参官巡视民租，除去重敛，同时又追赠韩通为中书令，以礼安葬，以表彰他的忠义。当年二月，又开科举，录取进士杨砺等19人，以争取士大夫的拥护，当然对兵变主力的禁军将士，给以优厚的赏赐，报答他们的拥戴之力。对支持他兵变的亲信武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人加官晋爵，对后周元老重臣仍然留用，并给以高官厚禄。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五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新朝气象。
北宋建立伊始，后周一些带重兵在外执行巡边使命的将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大都表示拥护赵匡胤登皇帝位，只有盘踞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节度使李筠及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于是赵匡胤亲率大军平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李筠和李重进当时是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他们的失败，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代周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也只得表示屈服。
北宋建立虽然为五代画上了句号，但是在相当大程度上继承了五代的政治衣钵，如中央官制名义上是宋承唐制，但实际运作的官、职、差遣政治体制则是五代的遗绪，两种并行官制直到宋神宗元丰改制才得以并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