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明反复汇聚与辐射：中华文明的生成与传播特点

张　践

由于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各国人民的交往空前增多，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不断提升。但是由于文明发展方式的差异，彼此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隔阂，也引发了一些矛盾。解决这类问题，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增加各种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为了完成时代赋予我们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研究中华文明形成与传播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文明生成的地理环境

世界上任何文明的生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其中地理环境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中华文明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文明之一，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并列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位于地球上最辽阔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侧，俗称东亚大陆。中国东南濒临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北部、西北部则深居欧亚大陆的中心，可谓陆海兼备，是一个大陆—海岸型国度。与其他三大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产生和延续有得天独厚的内部环境。同埃及文明囿于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囿于两河流域，周边则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沙漠相异，中华文化滋生地不是依托一个江河流域，而是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大区段的广袤的平原地区，因此有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中华民族生活的东亚大陆，远离世界其他文明中心，周边多有地理屏障：东濒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北临漫漫戈壁和浩瀚的原始针叶林，西部则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相间，西南壁立着世界上最庞大而高峻的青藏高原。中华文明一面朝着古人难以跨越的太平洋，其他三面为陆上障壁所阻，不容易受到其他文明的冲击和干扰，造成一种相对安全的状态，这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独立发展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

在远古时代，中国境内就有分布广泛的人类活动。从考古发掘看，从旧石器时代的元谋猿人遗址、蓝田猿人遗址、北京人遗址、山顶洞人遗址等，到新石器时代的良渚遗址、仰韶遗址、河姆渡遗址、龙山遗址、红山遗址等，充分说明了中国先民在这片丰腴的土地上茁壮成长。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中华文明不是由一个中心向外传播，更不是由西方传来的。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复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中华文明。星罗棋布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文明区域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呢？中华文明形成之后又是与其他域外文明如何相互交流的呢？笔者认为陈连开关于文明传播经过“反复汇聚与辐射”的路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传播方式的研究不仅可以说明古代中华文明的生成，而且可以指导今天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二、几次大的汇聚与辐射过程

中华文明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其命维新”的源源动力，像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永不停歇。仅此中华文明不论是在域内还是域外，其汇聚与辐射都不是一次完成的。

1．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华夏民族开始形成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开端至少要在距今10 000年前，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公元前21世纪，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夏王朝。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公元前约1046年武王伐纣，以周代商，历史进入了西周时代，直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一历史时期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民族形成的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取得很大收获，已发现7 000处以上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分布在中华大地上，既具有独自的文化特点，又有密切的联系。以遗址距离较大的东北红山文化、黄河中下游商周文化和江浙良渚文化为例，“红山文化的动物群玉雕有龙、鸟、虎……均与商代玉器的主要题材相同，而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如玉璧、玉琮……显系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比如前面已到玉璧和玉琮等成为商周祭天地的礼器……这些因素都可以说明：中华文明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发达，出现了中华最早的国家制度、青铜文化和文字制度，主要是黄河中下游两大系统新石器，同时也是其他诸多新石器文化内向汇聚熔铸的结晶”。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遗址，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遗址，浙江的良渚文化遗址远隔千里，但是在远古交通十分不发达的时代，其出土文物之间具有明显的类同性，说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既有中原对四方的辐射，也有四方对中原的汇聚。正是在这种文化的交流中，在黄河中下游逐渐形成了华夏文明的雏形。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用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了中华文明拥有5 000多年的历史，并最终在河南二里头汇聚成成熟的三代文明。

根据考古与文献的综合研究，华夏民族主体是由中国西部炎黄部落和东部的太皞、少皞部落组成。在“三皇五帝”时期，已经有了大量氏族之间征伐与联盟的历史记忆，并通过文明的交融开始形成第一个大的族群“华夏”。华夏民族恰恰是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同步形成的，华夏民族之“夏”字因此而得。《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正义》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在当时五大民族集团之中，夏族文明程度最高，服饰光华，国家强大，由此又有华夏之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文化程度最高的民族或地区,自然就会成为众多民族向往、汇聚的中心，所以“华夏，谓中国也”（同上书）。与华夏民族相对应的，则是周边的夷狄蛮戎诸民族。

进入夏商周三代，中原与四方的汇聚与辐射继续进行。代夏而兴的商王朝情况则比较复杂，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其始祖名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史记·殷本纪》）商朝祖先契的父亲是“五帝”之一的帝喾，属于华夏民族的主轴，但是其母简狄，则是“有娥氏之女”，其名称中“狄”“娥”等字眼，表明她的非华夏身份。其吞鸟卵而孕的故事，与东方太皞部落崇拜鸟图腾有关。近代以来考古发掘发现，殷人的活动范围偏于东方，与传说中东方太皞、少皞部落活动领地相同，说明他们是华夏另一源头东夷集团的后人。以商代夏，是东方民族文化向中原汇聚的过程。

武王伐纣，以周代商，则是一次西部民族向中原汇聚的过程。在商朝，西周只是一个属国，从近代以来出土的岐山周原文化遗址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原文化对其的影响。周人接受商人的龟甲占卜，祭祀商王的祖先。不过到了公刘之后，经过太王、季历、文王的经营，小小的西周实力超过了大国殷，并最终在武王时代取而代之。周朝建立后，他们为自己编写族谱说自己原本是华夏正统出身，但是由于犯了错误“自窜于戎狄之间”。可是孟子却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文王取胜原因在于：“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同上）儒家学者认为，只要符合圣人的道统，都可以“得志行乎中国”。西周建国之后，经过周公“制礼作乐”，华夏民族的文化制度化、系统化，被牢牢地固定下来。

2．春秋至秦汉华夏与夷狄交融时期，汉族形成

春秋以后，中原大地上由于铁器和牛耕的运用，开始了由从宗法血缘制度到地缘政治制度的过渡。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发达，人员的流通，特别是大规模的兼并战争，迅速打破了华夏与夷、狄、蛮、戎之间的壁垒。一方面，从春秋到战国，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急剧减少，而华夏民族的人口却直线上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另一方面，融合的过程又充满了民族间的激烈复杂的矛盾。正如后人所说：“周室既衰，四夷并侵……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汉书·韦贤传》）

激烈的民族冲突也促进了华夏民族民族观的形成，孔子的民族观具有代表性。孔子的民族观主要包括“夷夏之辨”“尊王攘夷”“修文德以来之”三个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往。孔子将当时人们区分民族界限的心理、语言、礼俗、服饰等标志，概括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标准：行周礼者为华夏，拒斥周礼者为夷狄。唐朝韩愈在《原道》中概括说：“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这种以文化而不是以血缘划分民族的理论，决定了华夏民族的开放性。春秋时期华夏民族正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夷狄的不断侵扰，孔子提出的“尊王攘夷”包含了伸张民族大义、保卫文明成果的积极内容，是后代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宝贵文化资源。而在和平时期，儒家主张“用夏变夷”。孔子认为民族之间虽然有文明程度的差异，但是不同民族的人性是相通的、平等的，可以和平地交流。“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忠恕”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民族关系上。“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用夏变夷”的方法不是强硬的文化输出，而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吸引周边民族前来学习。“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四方之民”无疑是指华夏之外的夷狄之民，暴力镇压不会使他们心服，只能使他们远走他乡。“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论语·季氏》），是非常危险的。合理的方法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同上书），修明政治，宣教文德，用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昌盛的文化礼仪感染、吸附少数民族，促进民族间的自然同化。

在孔子及轴心时代其他思想家的共同影响下，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充斥着激烈的民族冲突与战争，但是民族之间文化的辐射和汇聚仍然没有停止。其中一个代表是成都金沙遗址，其出土的金器、玉器、铜器、石器与中原文化遗址十分近似。例如祭天使用的“苍璧”与祭地使用的“玉琮”，与中原出土的文物完全相同。尽管在金沙遗址中没有发现文字，但是这些礼器所含有的文化基因，与中原三代古代宗教的联系显而易见。自古以来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但是在金沙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既保留了古蜀国的文化特点，又受到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影响，显然是中原文化辐射的结果。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则是夷狄文化对中原文化汇聚的结果。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长处：穿窄袖短袄对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的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记载：“十九年正月……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从此，赵国成为战国时期的军事强国，并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效法，说明华夏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

正是在华夏民族文化内部儒、道、墨、法诸家文化充分交流辩论，以及华夏民族与周边夷狄蛮戎诸民族充分的交流中，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强大的秦王朝和汉王朝，华夏民族也开始变成了“秦人”或“汉族”。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奠定了中华大帝国的政治基础。汉朝经过汉初的“与民休息”，七十年间积累了强大的国力，终于在汉武帝时代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结构。经过几十年抗击匈奴的战争，汉王朝消除了北方的军事威胁，也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版图。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为了联络西域诸国共同抗战，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的“凿空之旅”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从此开拓了古代的丝绸之路。汉王朝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沿途设置驿站，为中西客商提供了交通的方便，从此中外商旅不绝。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更是一条联系中外的文化之路。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的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代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当地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一条辐射和汇聚双向交流的文化之路。

特别是在日后对中华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佛教，也是沿着丝绸之路陆续进入中国的。经过一千多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佛教完成在中国的当地化进程，这是域外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地汇聚于中原并影响中华文化性质的过程。

3．魏晋至隋唐胡汉融合时期，汉民族发展壮大

魏晋至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时期。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朝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整个社会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势中。晋武帝取代曹魏，建立短暂的统一政权，西晋政权又陷入了贵族政权的混乱之中。当中原政局动荡不定的时候，西北草原的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纷纷逐鹿中原，在北方先后建立了16个地方政权，史称“五胡乱华”。汉人和胡人剧烈的民族冲突导致人民生活遭受巨大苦难，时人哀叹：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但是中国的历史独特之处在于，中国并没有像罗马帝国一样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彻底瓦解，分化成很多民族，而是在一轮新的民族冲突之后却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这一特点完全是由中华文化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决定的。而这一特点又是由孔子重文化、轻血缘的民族观造成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期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上篇）

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落后的草原游牧文明对先进的河流农耕文明的征服，为了巩固军事征服的成果，对政治、经济相对先进的民族实行统治，少数民族更需要用华夏传统宗教的礼仪来向臣民们表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敬天、法祖、重社稷是华夏传统的灵魂，每一个胡人政权成立后，都是忙于建郊坛、立宗庙、修社稷。匈奴人刘渊第一个在北方建立后汉王朝，“永兴元年（公元304），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载记·刘元海》）。不仅祭祀华夏传统中的昊天大帝，而且少数民族统治者大多还为自己编造一个与华夏圣王有关的族谱，以便从血缘上证明自己属于正统。如刘渊，“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同上书）。羯人建立的后赵，氐人建立的前秦、后秦，匈奴人建立的大夏，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等，都是采用这样一种文化认同战略。民族划分的标准有一条，就是对共同祖先的认同。这种祖先不一定是血缘的，但一定是文化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一种域外文化的汇聚，他们立足之后采用的文化认同战略则又是一种辐射。在这种文化的双向交流互动中，少数民族吸收了中原的礼乐文明，提升了自己的文化水平，汉族则吸收了少数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从而使两种文化凝聚成新的文明力量。

隋、唐王朝的再度崛起，可以说就是魏晋南北朝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辐射与汇聚的结晶。隋、唐两个王室本身都有鲜卑的血统，他们都是汉族与鲜卑贵族通婚的后代。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自觉融入汉族之中，为汉民族注入了孔武有力的生命活力。隋、唐王朝抗击突厥、远征高丽，使中国获得了北方的边境安全。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首都长安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大秦（欧洲）、大食（阿拉伯）、新罗……世界的客商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文明的成果，更有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世界各国的文化。在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观指导下，隋、唐政府对各种外国教徒给予了高度的礼遇，使这些外国宗教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

隋、唐时期不仅有外来文化对中原的汇聚，还有中原文化对外的辐射。隋、唐高度发达的文明，吸引世界各国派遣使节来华学习。儒家文化和中国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了新罗等亚洲国家，形成日后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和“大乘佛教圈”，这是一轮大规模的文化辐射运动。唐代曾经与大食帝国发生了一次怛罗斯战争，一批工匠被俘虏，中国的造纸、印刷、指南针技术也就这样被动地传播到中东，并经过中东传入欧洲，成为促进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催化剂。

唐代文化对外辐射，在吐蕃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吐蕃第33任赞普松赞干布是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政治家，在统一了吐蕃诸部之后，开始接触唐王朝。据史书记载，他早就对中原的礼义文化心向往之，多次遣使携重金求婚。经过一番曲折，唐太宗决定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了大量经书、历法、医药书籍，以及工匠、侍女，从而将儒学、酿酒、纸墨、纺织技术传到了边疆。松赞干布亲自迎娶于河源，“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旧唐书·吐蕃传上》）。归国后，他“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同上书）。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吐蕃境内也出现了弘化佛教的运动，宗教史上一般把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定为佛教前弘期的开始。有趣的是，汉、藏两地关于唐蕃和婚的记载有不少差异。汉文史籍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多讲带去了礼乐诗书，很少提及佛经、佛像。而藏文史籍如《布顿佛教史》《青史》《西藏王臣记》等，则更多地记载了公主带去的佛教。很显然，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输出一方和输入一方对信息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唐蕃和婚为汉藏两个民族构造了共同的文化基础。

4．宋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大融合

宋元明清的近一千年，中国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时期。中国内部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外国文化之间，继续进行着文化的辐射与汇聚。宋代建国，始终没有收复被契丹人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西部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始终与汉人建立的宋朝相对立。北宋末年，女真人建立金朝占据了北方半壁江山，将汉人的南宋政权压缩到江南、湖广的狭小区域。其间，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交流，最终促女真、党项基本融入汉族之中。随后，蒙古高原又兴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扫荡了欧亚大陆，建立大一统王朝元。元王朝依靠游牧民族的冲击性，开疆拓土，奠定了近代中华民族版图的大部分。由于元朝统治经验不足，民族歧视政策过于明显，因此统治时间不长。明朝恢复了汉族对中央王权的控制，并提出了“中华”的概念。不过明朝后期统治僵化腐败，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外部民族矛盾激烈，终于在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而灭亡。关外的满族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政权——清朝。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满族认真学习汉族的统治经验，重用各民族的人才，使其统治成为历代王朝中比较成功的一个。

对汉文化有深入了解的清王朝，在中国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民族观超越了古代的“华夷之辨”，开始为统一的中华民族进行了初步的论证。为了论证清王朝统治的合理性，雍正皇帝写下了《大义觉迷录》。他认为：“唯有德者可以为天下君”，这是“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何曾有损圣德？”中国古代儒家的民族观是华夏与夷狄之分在于文化而不在于出身。没有文化、尚未接受中原礼仪者就是夷狄，而进入中原文化圈的夷狄之人也就是在文化上成为华夏。“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并非文化落后的夷狄。用今天的眼光看，雍正皇帝的民族观，具有从传统的“夷夏观”向近代“中华民族观”过渡的性质。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与域外各个国家的交往也在增加。元朝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从中国到欧洲陆路交通方便，罗马教廷派遣使臣孟高维诺到达元大都，希望联合元朝攻打阿拉伯帝国，同时也在蒙古贵族中传教，是为基督教第二次进入中国，被称为“也里可温教”。欧洲的商人、使臣沿着蒙古驿站往返于中欧之间，一些人写了一些著名的游记，最著名者当属《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明代之后海上交通逐渐发达，一些外国传教士第三次登上了中国的土地，基督教真正进入中国社会。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通过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采用中国化的传教方法传教，尽量用儒教的思想解释基督教的观念，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逐渐接受了基督教。特别是他们利用科学技术吸引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注意，也就将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地理学等介绍到了中国，这成为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同时他们又把中国的《论语》《易经》《老子》等文化经典翻译成西文传回欧洲，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根据现有的史料，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西方的思想家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成为近代反对基督教黑暗统治的启蒙思想家。这场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对双方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5．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流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复兴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大量西方文化随着西方的商品、资本流入中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得到了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一大批留学生主动走出国门到日本、欧洲、美国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近代以来，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汇聚。不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大量传入中国，西方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观念也都传入中国。这次文化的汇聚有西方对中国的文化输出，但是更主要的则是进步的中国人主动学习西方的过程。

近代中国人不仅学习西方的理论，而且将西方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社会实践。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唯一正确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使中国人民走上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道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离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如此之近。随着“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国文化也开始大步走向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得到世界的理解。

三、中华文明的特质与文化传播特色

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反复的汇聚与辐射，故而形成了中华文明兼容并包、荟萃精华的特色。开放性、多元性、融合性的特色决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结构和“多元通和”的文化结构。中华民族是一个复合型民族，相应地，各个单元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多元通和”的关系。牟钟鉴教授指出，多元通和表现为多源性的综合，多样性的交渗，和谐共生，因中有革，开放包容，在多元发展中不断整合成轴心的系统，而轴心的系统对多元文化都有接纳、吸收和消化。这种多元通和的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有这样一些特点。

1．既具有相对独立的主体性，又具有广大开放的包容性

从华夏文化形成时开始，中华文化就具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家族社会，反映宗法伦理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文化。儒家主张“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将孝道放在文化的核心位置，同时主张“家国一体”“移孝作忠”，并将儒家与法家的“王权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三纲五常”的社会核心价值。不过我们也要指出，汉武帝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罢黜”仅指在政府的官学中只设立“五经博士”，其他诸家不再设立博士，儒家代表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在民间，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仍然可以传播，政府编辑大型文化类书的时候仍旧将它们收录在册。

但是中国的文化又是有主体性的，在古代社会，宗法文化是政治文化的底色，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与之相适应，否则在中国无法立足。各种外来宗教初传时引发的文化冲突，大多是宗法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性反应。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三教之争”，儒、道两家指责佛教“不忠不孝”；明末清初基督教禁止中国教徒在家祭祀祖先，在官场祭祀孔子，最终导致康熙皇帝下令禁教等。而在当时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本质上都是与“三纲五常”的社会核心价值相适应。如佛教自称“舍小孝，尽大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五戒等于五常”。基督教在利玛窦掌教时期，采取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策略，直接将儒家的“仁”与基督教的“爱”等同起来。另外，还将中国传统宗教天神崇拜中的“昊天上帝”与基督教的“天主”等同。利玛窦附会儒家的孝道说：孝道要尽三方面的义务，即向至高无上的天父——上帝尽孝；向一国之父——君主尽孝；向生身之父尽孝。

2．中国自古及今文化传播输入大于输出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中国先民对于不适宜农耕的土地没有多少兴趣，因此从本质上看中国属于一种内生性的文化，缺乏对外传播的动力。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礼记·曲礼》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故历史上大量中国人出国取经、留学，却很少有人出国传教。儒学、佛教经典的传出，大多是域外少数民族来求取，而不是中国主动推送的。在丝绸之路上往返贩运的，大多也是西域的客商。从文化上看，中国在丝绸之路上也是处于“逆差”状态。佛教是丝绸之路的最大赢家，无论沿着丝绸之路来华传教的僧侣，还是出国取经的中国僧人，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在中国弘宣佛法。基督教前两次到达中国，也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实现的，第三次则是走海上丝绸之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路线，大致也是如此。与中国的儒学相比，世界三大宗教都有一种对外传播的冲动。如佛教要“普度众生”，基督教要“传播上帝的福音”，因此以这些宗教为国教的地区，内在都具有对外传播的动力。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领域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文化输入，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上的“全盘西化”被否定了，但是在学术领域，“全盘西化”“去中国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要求我们的学者，要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3．当今的文化交流不是要输出文化而是要文明互鉴

当今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随着商品、资本在全世界的流动，文化必然也要相互流动。但是，文化领域仍然处于“西强东弱”的局面。当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种种矛盾，有些是由于物质利益、意识形态，但还有很多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为了化解这些文化差异，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当代社会文明交往规则，中国决不会有用中国文化战胜、替代西方文化的心理，而只是希望在世界上发出中国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儒家文化一向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世界各国都应真诚地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