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型期中国社会伦理学的“问题意识”

我从选修这门课程的学员们提交的35份学期作业当中，选择了得分较高的10份，融合我的点评，制成了这门课的“作业汇评”，即这一讲的“附录1”，这份作业汇评的开篇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新的形式，我称之为‘作业汇评’。作业得分高的同学在微信群的发言未必得分高；反之，微信群发言得分高的同学，作业得分未必高。与经济学作业不同，E20学员的伦理学作业探讨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问题，不仅涉及合作各方的权益分配，而且涉及当事人的性格与品质。故而，抽象的原理必须依托具体的细节才可呈现。也因此，有人际关系的细节描写，是作业得分较高的主要理由。”这份作业汇评的结语是这样的：“综合上述10篇作业，我倾向于认为，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企业内部的合作伦理三要素当中，最宝贵的是宽容，它也是企业文化的‘人性’基础。”

我常想象我可能帮助腾讯公司营造一个局部社会，让它成为“天才时刻密集”的局部，不是培养天才，而是让普通人有更多的天才时刻。学术语言，这是“group creativity”（群体创造性），也是第四讲的主题——群体创造性依赖于领导者的人格气质。在西方社会的历史中，最著名的三个不长的时期，常被称为“天才辈出的时代”：第一个是雅典，公元前5世纪；第二个是苏格兰启蒙时期，18世纪；第三个是奥匈帝国晚期的维也纳，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社会演化的时间维度称为“历史时间”，与“物理时间”有本质差异。在历史时间里，变化不是匀速的，也不是单调的，而不妨说是“忽快忽慢”并且“忽前忽后”的。历史时间与路径依赖性，可说是一回事。

沿着历史时间，有若干高峰时期，有漫长的低谷时期，当然还有从高峰跌入低谷的剧变时期。图1.12描述这样的时间或事件，研究文明的历史学家使用帕累托分布，而不使用高斯分布。这张图，出自2021年出版的一本书，《数字商业复杂性时代的管理》。这幅图的右侧，由于取对数而呈现为幂律——最重要的事件有最小的发生频率，其次重要的事件有略高的发生频率，再次重要的事件有更高的发生频率，最不重要的事件有最高的发生频率。然后，大量最不重要的事件堆积而成高斯分布，表达为这一分布的均值。

在我看来，这幅插图的重要性在于，它直观表达了我们对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感受。首先，它的横轴不设标度，只是“重要性感受”。其次，右侧的图将万事万物划分为两个世界，其一是高斯世界，其二是帕累托世界。对于物理时间而言，高斯世界是主流；对于历史时间而言，帕累托世界是主流。我们在高斯世界里看不到人，因为每一个人都蜕化为原子（样本）。关注人的科学，人文学视角，应当在帕累托世界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虽然这里的人是不平等的，有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有荣格这样的人，还有我这样的人……取决于主观感受的重要性。尽管这是我在2021年出版的各种著作里难得一见的插图，但它仍然是统计学的，故而无法表达更深层的意义图谱。

天才的霍兰德（John Henry Holland, 1929-2015）绘制了一幅图示，以表达复杂适应系统的核心特征，他的图示已有许多现代版本，例如图1.13，取自2021年出版的《社会复杂性与考古学中的复杂系统》，足见霍兰德的影响。复杂系统的基本单元是一些简单元素之间的简单作用构成的自组织局部网络，如图1.13所示的网络——“简单的自组织局部关系”，复杂系统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有大量这样的基本单元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每一局部网络都试图适应这样的环境，于是可以有强烈的非线性现象，可以有涌现秩序，而且这些现象或秩序总是路径依赖的（历史时间）。注意，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对系统演化的全部潜在可能性施加越来越强的约束，这些约束使复杂适应的局部网络的创造性集注于特定方向，从而新的秩序（复杂适应行为）更容易涌现。这是迪亚肯在晚近演讲中强调的思想，参阅：Terrence Deacon, 2011, Incomplete Nature: How Mind Emerged from Matter（《不完全的自然：心智如何从物质中涌现》），尤其是第6章“约束”。

我始终关注迪亚肯，从他的第一部著作《语言物种》（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到晚近他在各地的演讲视频。我注意到，他综合了大量不同学科的思路，试图解释自我意识如何从无生命世界里涌现出来。这一综合思路颇接近荣格晚年的综合思路——“生命物质的灵性”，参阅《荣格全集》第十卷第Ⅴ部分“Flying Saucers：A Modern Myth of Things Seen in the Skies”（飞碟：天域内可见之物的一种现代神话），尤其是最后两节。或者，可以表达为荣格与泡利对话时形成的“物理—心理”四象限，参阅我2021年出版的《情理与正义》第三讲图36—39。

在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共时性现象”学说的视角下，重要性感受往往表现为“非因果的有意义关联”，它常常被认为是统计无关的。虽然，我在以往的著作里解释了“集体无意识老人”的长期经验是如何获得统计显著性的。（参阅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第八讲“不动点定理、未来的社会科学、比较社会过程分析”）

只要融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重要性感受就可奠基于生命系统在漫长演化中不断累积的约束，并由此而持续涌现新的重要性感受。归根结底，我在阐述柏格森“创化论”思想时多次强调，仅当生命感受到与其潜质强烈互补的演化方向时，它才可获得涌现的冲动。不言而喻，这就是重要性感受的起源，参阅本讲“附录2”，我的博客文章“生命，技术，行为”。

关于图1.13，这本书是我偶然发现的。每年大约10月份开始，我需要浏览次年即将出版的英文新书。202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就是讲这门课的时期，我很忙，主要因为浏览新书。我浏览了1000多种2021至2022年的新书，下载了其中的100多本。这本书是考古学家写的，引用霍兰德的复杂适应系统，确实难得。随着阅历和知识的积累，我浏览新书的时候更关注插图。我的“读图”要旨，列出读图的若干要素，归根结底还是“重要性感受”，即作者是否对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有所感受，并借助图来表达这一感受。图是意象或象征，含义远超语言或文字。在荣格学说的视角下，图的象征意义常因集体无意识而涌现，故能直击心灵，尤其是中世纪晚期的雕版画，刻工精美，每一幅都很贵。如果没有重要性感受，制作这样的雕版就太不合算了。当然，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是辩证统一的。例如，鲁迅辞世前在上海首倡的版画（木刻），后来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众艺术。（参阅：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2013，《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上册第8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丢勒的铜版画表达了长久不衰的重要性感受；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木刻表达的革命精神直击人心。再早的图，尽管做工更贵，却不可索解。例如，沿着法国和西班牙的交界线过去200年来发现的远古洞穴壁画，现在是艺术史经典，它们的意义至今难以澄清。中国的图，宋代印刷术以来，直到明代达到顶峰，几乎无书不图，而且无图不精。明清的出版物，图多，却很难说表达了多少重要性感受。我们知道，明代皇权压倒了绅权，两千年中国政治的轴心“皇权与绅权”之间的平衡不复存在。中国的小说在明代达到顶峰，又在清代蜕化为低俗色情之类，应当与政治压力密切相关。

看到图1.14，我就想到课前在微信群里的讨论，我问诸友是否读了《情理与正义》的试读本。读完的同学当中，解海中是学习委员，我于是追问海中以及其他同学，何为中国伦理传统的基本问题。同学们发言踊跃，却尚未触及主题。根据解海中发布在群里的照片，这张心智地图就挂在他家饭厅的正中央墙壁上。那么，这条连接线的标题，“允执厥中”，就很醒目了。很遗憾，海中似乎没有注意这四个字。所以，我继续提醒同学们阅读《情理与正义》的第一讲和第二讲，关于这个“厥”字的考证，我在那里着墨甚多，因为，宋儒将这个“厥”字改为“其”字，传下来就是“允执其中”。可是，“厥”字，甲骨文是“欮”字，在远古很可能是实词，后来逐渐演化为虚词。“欮”字的含义当然涉及医学传统，而医书属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不烧的三类书——医书、农书、占卜之书。故而，医古文是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历经秦火而绵延不绝的部分。

我转述自己这本书的一段文字：

何晏《论语集解》“尧曰”，也只有“允执其中”。《论语》无“厥”字，孔子编修《尚书》的时代，“厥”已成为虚词。这个字如果曾经是实词的话，必已失传很久。汉语的虚词，大多源自实词。“厂”字的核心含义是山崖，沿用至今。“欮”字的核心含义是“逆气”，《内经·素问》：厥，气凝于足。“屰”的甲骨文和金文都是人形倒立，头在下，双脚在上。“欠”字的甲骨文和金文都是跪着的人形大张着口，向外呼气，打哈欠，气短。据此可推测，商周时代，“屰”和“欠”都是实词，各自都有人形。一个向外呼气的人形，对着一个头足逆置的人形。“厥”，这两个人形在山崖之下。我想象这是夏代的葬仪，引申为中医所说的“厥”症，又引申为调节呼吸。凡与调息运气有关的实践，请不要忘记咱们这里讨论的“欮”字。

若沿上述思路理解远古先贤的“允执厥中”，则前提就是调节呼吸，使身心调适，情感中和，平心静气，然后可以把握“中”道。否则，情绪纷乱，何来“中”道？在这样的解释里，“允”字也有了更恳切的含义：允许自己调节呼吸，给自己安静下来的机会，否则很难把握中道。这样的解释当然是普适的，不论是稳态期社会还是转型期社会，只要决策者还有调适身心的能力，就可“允执厥中”。

其次，从第一讲的“西方伦理传统”到第三讲，有一条连接线，如图1.15，标题是“黄金中庸与个人美德”。根据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过”犹“不及”，二者都是恶，持中才是善，称为“黄金中庸”（golden means）。亚里士多德列举若干美德，例如，介于“怯懦”与“鲁莽”之间的黄金中庸称为“勇敢”；又例如，介于“吝啬”与“挥霍”之间的黄金中庸称为“慷慨”。

亚里士多德之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世纪，西方伦理传统最重要的部分是斯多亚学派的思想与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没有外在物质而保持“灵魂的持久良好状态”（这是“幸福”的古希腊含义），但斯多亚学派认为这是可能的，前提是拥有斯多亚主义美德。在现代西方社会，斯多亚主义至少在晚近20年再度成为“显学”。例如，我即将介绍的“表观遗传学”，有一位核心人物，哲学家皮格鲁奇（Massimo Pigliucci），他也是我在“印刷版心智地图”的右侧上方列出的2010年文集的第一主编，注意，维也纳大学表观遗传学权威缪勒是这本文集的第二主编：Massimo Pigliucci and Gerd B. Muller, eds., Evolution: The Extended Synthesis（《演化：扩展的综合》）。检索皮格鲁奇晚近发表的著作和他的演讲视频，我发现他几乎完全集注于向公众推荐斯多亚哲学及其生活方式——节制、自律、内求。斯多亚主义代表的传统，今天称为“个人美德”伦理传统，与“黄金中庸”一起，成为西方伦理传统对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

所以，我在《情理与正义》里将中国伦理传统与西方伦理传统共同的特征概括为“中道”。不过，在转型期社会，例如三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人忽而被社会认为是“右派”，忽而又被社会认为是“左派”，其实这个人的基本立场并未发生激烈变化（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社会转型越激烈，这个“中道”就越难把握。可以提及的是，当时在延安，宋平、邓力群、马洪，是党内最年轻的三位科长。宋平是1917年出生的，今年104岁，还活着呢。马洪（1920—2007）是经济学家，其实是中国改革初期最重要的推手，因为他与邓小平、陈云、薄一波这三大元老皆有缘分，所以参与一些重要政治协商的方案（参阅本讲“附录3”）。于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纲领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张五常的回忆，弗里德曼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见面之后，对张五常抱怨说，这一纲领本身就是一个逻辑矛盾。可见，西方人毕竟不懂中国。在西方，纲领性的公共政策首先要有逻辑自洽性，为了能够说服公众。但是在中国，通古今之变的纲领常常必须包含逻辑矛盾，也是为了能够说服公众。我在其他文章里多次论述，中国人的理性与西方人的理性，有本质差异。梁漱溟说中国人的理性其实是“性理”——性情之理，而西方人的理性其实是“理智”——知性之理。与这样的差异密切相关的是，借用梁漱溟的概括，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的。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多次强调，西方文明的核心仍是尼采说过的“求真意志”。

我为第一讲“导论”写了8项要点，称为“导论纲要”。今天讲了90分钟，第（1）项还没有讲完。邓力群在中国改革初期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在中央书记处下面设置了周其仁参与的小组，拿着中央介绍信到各地调查。我转录马国川采访周其仁的时候，其仁的一段回忆（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20年11月19日）：

也许是下乡十年的经历，对农村的实际生活有直接的观察与体验，所以那些教条化的理论，一概不能吸引我们的兴趣。当时，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老三届学生不少。气味相投的，就聚到一起读喜欢读的书，讨论喜欢讨论的问题。后来，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业余读书小组，大家关心学问，也关心时事，聚在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很巧，当时人大经济系的资料室有位老师叫白若冰，没有上过大学，但对理论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也参加我们同学的读书活动。白若冰的父亲跟杜润生是战友，他去看杜润生的时候，转述了我们读书会上争来吵去的一些话题。杜老当时官居国家农委常务副主任，竟然也对我们的议论有兴趣，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去交谈，听我们那些意气风发而又难免书生气的见解。1981年的早春，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其中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发展组”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两个研究机构的领导人邓力群和杜润生的支持。杜老在会上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是为了这么一桩伟大事业后继有人，才支持我们青年人自发汇聚起来的。杜老还要大家记住他的话：“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这是多少年后我们都忘不了的。

图1.16显示的是四条连接线。从第一讲输入到第四讲的连接线，标题是“允执厥中”；从第二讲输入到第四讲的连接线，标题是“情感与社群”；从第三讲输入到第四讲的连接线，标题是“合作”。最后，从左侧的文献Robert Hogan and Ryne Sherman, 2020，“Personality Theory and the Nature of Human Nature”（人格理论与人性的本质），输入到第四讲的连接线标题的英文中译是“领导与人格”。事实上，这门课程的第四讲标题，也是课程标题“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因为转型期社会如何寻求“中”道，成为问题。

这里还要解释“导论纲要”的第（1）项，如图1.17，何为“问题意识”。这个单词源自法语“problematique”，最初由刘东译为“问题意识”。后来林毓生告诉我说，这个法语单词源于帕斯卡尔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传统。林毓生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跟随哈耶克读博，是哈耶克的华裔闭门弟子，他的另一位导师是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 1916-1999）。史华慈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也主持过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他在哈佛大学以论文“帕斯卡尔与18世纪哲学”获得荣誉，并于战后返回哈佛师从费正清读博。据林毓生转述史华慈阐释的帕斯卡尔思想，法语“problematique”原意是一些相互纠缠且人类毫无希望解决的问题。尽管林毓生不同意刘东的翻译，但他也没有找到更好的翻译。

在上述法国启蒙思想传统里，“问题意识”是一个含有强烈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倾向的语词。见图1.17，当代社会伦理学的问题意识，我引述了考夫曼（James C. Kaufman）为2021年《团队里的创造性成功》撰写的序言。他说，现代企业员工用于交流或共同工作的时间已占每天工时的八成。这一状况意味着，企业的创造性取决于团队的创造性。可是，与个体创造性不同，团队的创造性敏感依赖于团队领导者的人格气质。其实，团队创造性与转型期中国社会伦理学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合作何以可能”。关键是，如图1.18，在群体选择的层面，合作通常优于不合作。其次，见图1.19，如上述，人们在转型期社会很难把握“中”道。例如，斯密《道德情操论》建议的方法是看大多数人在特定情境内的行为，然后可以判断自己行为的合宜性。显然，这是把握稳态社会之“中道”的方法。斯密生活在农业社会尚未转入工业社会的英国，如果斯密生活在咱们的“文革”时期，他不可能认为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合宜的。其实，中国社会三重转型期伦理学的独特性恰好在于，不应轻易模仿大多数人的行为。有鉴于此，我们只能从局部开始合作，采取所谓“抱团取暖”的策略。而且，抱团取暖也不仅是策略性的行为，因为从这样的局部合作可以涌现或重塑人们关于“善”的伦理观念。

抱团取暖就是合作，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问题意识就是“合作”。注意，我介绍了两位考夫曼：第一位是天才的考夫曼，他的专业是医生，是“麦克阿瑟天才奖教授”，研究生命起源问题，晚年仍有著述；第二位就是这位研究天才的考夫曼，他小时候被老师判定为“弱智儿童”，后来成为出现在心理学教科书里的权威人物，研究智商、天才、创造性。事实上，如图1.20，考夫曼是《剑桥创造性手册》2019年第2版的第一主编，而这部手册的第二主编，施腾伯格（Robert J. Sternberg），小时候也被老师判定为“弱智儿童”。幸亏这两位主编的家长都不接受老师的转学建议，坚持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是智障。今天，他俩的故事传为美谈，也是心理学教科书里的案例。许多这样的儿童有“爱因斯坦综合征”（爱因斯坦7岁开始说话），林毓生说他7岁才开始说话。虽然，据我观察，考夫曼和施腾伯格并不是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林毓生也不是。

不论如何，我在图1.20这本手册封面截图的右侧写了一段注释：这本手册，初版于1999年，由施腾伯格主编，共24章。2019年考夫曼与施腾伯格写第2版序言时，初版已被引用2500次。诸友浏览谷歌学者索引指标“Google Scholar Index”，应明白在20年内被引用2500次，是惊人的。理由在于，如这两位主编在第2版序言结尾所言：创造性，是关于人类未来的重大议题当中也许最重大的。这是收入第2版共36章的全体作者的共识之二。另外两个共识是：创造性可以被科学地研究；创造性不仅与先天因素有关，更与后天因素有关。因此，普通人也能变得富于创造性。这两位主编的早年经历反而激励他们成为研究创造性的学术权威。他们概括的全体作者共识之二，如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最后一章宣称的那样，人类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基于三大理由：（1）人类已掌握了足以毁灭地球的科技力量，（2）人类对现状不满的程度日益增加，（3）人类不知道应当如何做。有鉴于此，创造性，当然是人类在哈拉里描述的最危险情境中最需要的能力。

图1.20的右图是达尔文，手里拿着一个核小体的模型，想不清楚如何表达。达尔文被称为“谦虚的天才”：首先，他是公认的天才；其次，他出身英国上流社会的世家，很谨慎；再次，他深知演化学说受到广泛的怀疑和批评，不愿轻易发表激进观点。这幅漫画来自Cath Ennis and Oliver Pugh, 2017, Introducing Epigenetics: A Graphic Guide（《表观遗传学引论：图示导读》）。

回到图1.18，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的《互助论》是对达尔文演化学说的重要补充。明确地说，达尔文学说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只谈竞争不谈合作。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说过，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何以可能”。那时，行为经济学家通常承认已发表的行为经济学文献有两个核心议题：“理性”与“合作”。根据更通俗的描述，这两个核心议题是“行为经济学的两个灵魂”——暗示这一领域的支离状况。

为弥补达尔文学说的缺陷，我写了两篇文章探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第二篇发表于我的财新博客（2021年11月18日，“再谈竞争与合作”），第一篇则发表于2011年8月8日的《新世纪周刊》。此处的背景材料，可参阅我2009年11月12日在搜狐博客转贴的张剑荆2009年11月9日的文章——“评胡舒立辞职”。胡舒立的新闻团队与出资方的分歧导致最终决裂：《财经》杂志转由另一新闻团队接手，舒立新闻团队临时创办《新世纪周刊》。若干年后，这份周刊更名为《财新》。在张剑荆的这篇短文里，我抄录结语里的一段：

胡舒立是真正的新闻人。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她完全是以新闻作为轴线的。所谓新闻轴线，不只是说她写了几篇稿子，编了几篇稿子，策划了什么东西，而且是说，她发展成为新闻活动家。以纯新闻为中心，她组织起了巨大的财富流和人脉资源，而这些财富流和人脉资源代表着这个时代中最具进步意识、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群体，《财经》的周围不是腐朽的、堕落的、物欲无边的人群。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财经》会是一个奇迹。奇怪的不是胡舒立以及团队的离开，而是为什么能坚持这样久。所以，不必那么悲情，只要在大的历史视野里看问题，就不会绝望。

克鲁泡特金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领袖，对民国初期的中国知识界有巨大影响。你们也许知道，巴金因为崇拜无政府主义，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各取一字得名“巴金”。你们检索巴枯宁，或可读到他与马克思激烈争论的那段历史，或可阅读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第三讲第二节关于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包括它对毛泽东的影响。克鲁泡特金是专业地理学家，曾以沙皇军官身份任职于西伯利亚东部，在那里继续地理学研究，并初次读到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他注意到，在西伯利亚极其严酷的环境里，动物相互之间合作多于竞争——这是他写作《互助论》的缘起。请注意，《互助论》的副标题是“A Factor of Evolution”（演化的一项要素）。

可以说，我即将介绍的以表观遗传学为核心内容的扩展的演化综合学说，是生物学家接着克鲁泡特金的合作演化学说继续展开的当代叙事。图1.9出现在我的财新博客文章“再谈竞争与合作”里。我在那里有详细解释，旨在表明，对最初的生命而言，一只古菌与一只真细菌之间的合作，使基于这一合作而形成的共生系统有了极大的竞争优势。如前述，财新平台的“返朴博客”发布《自然》杂志2020年几篇文章的中译综述，我认为，这篇文章介绍的假说很可能成为新的主流假说。现有的主流假说，参阅图1.10和1.11。

所以，如图1.21，在“印刷版心智地图”里，从第三讲的主题“规范伦理学”连线到第四讲的主题“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伦理学”，这条连线的标题是“合作”，即转型期中国社会伦理学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