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贺(790—816)，字长吉，原籍陇西，生于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县三乡)。长吉宗室后裔，唐郑王李亮之后。父李晋肃，大历间曾任“边上从事”，后迁陕县县令，约贞元末逝世。[1]李贺为唐代杰出诗人，时当元白乐府平易浅俗之诗，风行诗坛，贺诗以其奇峭、冷峻、深秀、含隐，异军突起，辉映诗坛。韩愈高度评价之，并劝其举进士，然长吉诗名却为自身带来不幸。元和三年(808)秋，长吉就河南府试获隽，“争名者”即以进士之“进”，与其父晋肃之“晋”音同犯讳，诋毁之。元和四年(809)春，张弘靖知贡举，“不察”，且“和而唱之”，竟剥夺李贺参加礼部考试的资格。[2]从此诗人蜗居昌谷，抑郁忧愤，虽曾奉礼太常(804—807)，并一度至潞州依友人张彻(814—816)，但总计不足五年。长吉壮怀不伸，兼之家境贫寒，体弱多病，妻子早逝，未有子嗣，遂赍志而殁，身后惟留诗二百馀首，时年二十有七，岁在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冬。
《旧唐书·李贺传》：“(贺)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新唐书》本传亦云：“辞尚奇诡，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其诗“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太平广记》卷四十九)。是可见李贺诗在当世影响之巨大。然入宋以后似多言贺诗“无理”[3]，“少理”[4]，“多昧于理”[5]，“无补于用”[6]；或言其诗随意“凑合”，“虽有佳句，而气多不贯”[7]，“有句无篇”[8]。
长吉处贞元、元和间，当时藩镇跋扈，外族侵扰；宦官专权，朝廷昏暗；吏治腐败，百姓疾苦而民生凋敝，“贺于此不胜当代之悲，长吁远悼”，而“泄其不忍言、不堪言之意”[9]，故其诗多比兴而含隐重旨。世之学人或有深解之偏，附会之处，而诗人之解则多浮泛，见其“奇诡”则断其理不胜辞，无补世用；摘二三佳句，不味篇中内蕴，乃责其随意“凑合”，“有句无篇”，实未深知李贺也。
按“无理”、“少理”之说，盖源自对杜牧《李长吉歌诗叙》之误解。小杜《叙》有云：“(贺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又云：“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原牧之之意，实言贺诗比于屈赋，理虽未及，而言辞或有过楚骚之处。且“少(稍)加以理”，并非“无理”、“少理”之谓。《叙》中又云：“《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是小杜实以贺诗与《骚》之“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激发人意”相提并论矣。乃北宋孙光宪首倡贺诗“无理”之说。其《北梦琐言》卷七云：“愚尝览《李贺歌诗》篇，慕其才逸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或于奇章公集中，见杜紫薇牧有言长吉‘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按原引如此)，是知通论合符，不相远也。”孙氏不惟错解杜牧《叙》意，且杜撰“无理”之说。至张戒，则直谓“贺以词为主，而失于少理”。至陆游则言贺诗“无补于用”。以今日时行之言说，则孙、张、陆之言长吉诗，虽辞采或有过人之处，而内容空泛怪诞，言不及理，未能“讽上化下”、反映当时之社会现实云。
长吉诗“辞理兼胜”，清人陈本礼已见及此。其《协律钩玄序》云贺诗“冥心千古，夙慧天生，凿险追幽，语多独造，往往未经人道，以自写其磊落郁积不平之气”。此言贺诗之“辞”。又曰贺诗“感切当时，目击心伤，不敢暴扬国政，总托于寻常咏物写景，不使人易窥其意旨之所在。不善读者，遂谓贺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更有谓贺当稍加以理者。嗟乎!以此意读贺，使长爪生有知，宁不哑然地下乎”。此言贺诗之“理”也。长吉诗之“辞”，千百年来，殆无间然。所谓“辞”，当指贺诗总体之艺术形式，非只诗之语辞。此暂按下。关于“理”，即所谓反映现实之深度与广度，窃以为较之白傅亦未必逊色。有反映官吏催科、农民破产之诗，如《感讽五首》其一，言吴蚕蠕蠕，桑芽尚小，官吏春催“夏税”，怒喝狞色之后，“县官踏飧去，簿吏复登堂”。有反映节使克扣军饷、戍边战士苦于饥寒之诗，如《平城下》之为戍卒鸣悲抒怨。有嘲宦竖将兵，驱赶老弱，谎报请功之种种丑态，批判朝廷军制废弛，任用宦者为将，似同儿戏，锋芒直指宪宗及宦官头子，如《感讽六首》其三。有刺最高统治者之求仙佞道，妄求长生不死，如《仙人》、《昆仑使者》、《拂舞歌辞》、《古悠悠行》等，《官街鼓》且言“几回天上葬神仙”，“柏陵飞燕埋香骨”。此外，抒宫人怨旷之悲，则有《宫娃歌》、《谣俗》、《三月过行宫》等；刺宫禁及贵家之淫乐，则有《上云乐》、《难忘曲》、《贾公闾贵婿曲》、《感讽六首》其四、《夜饮朝眠曲》、《秦宫诗》、《嘲少年》、《酬答二首》等。李贺一生极其短促，晚年至潞州依友人张彻，仍不忘关注现实，关注国家大事。有两首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史载元和九年(814)六月三日，盗刺宰相武元衡，明年案破，知刺客为藩镇所使。李贺作《走马引》，借乐府古题刺剑客之为人所用，实刺藩镇，能持剑杀人而不能为身家计。元和十一年八月，“黄洞蛮”起事抗击官军，时李贺在潞州当已卧病。[10]闻黄家洞被容、管两道裴行立、阳旻率兵屠杀，死者十之七八，即作《黄家洞》诗，详叙西原蛮族举兵抗击唐军并取胜情况，诗末指摘唐兵败亡却屠杀容州平民以邀功。是诗人至疾病缠身仍不忘家国大事。至于宪宗贬逐“二王八司马”事，贺诗亦多有反映，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对此多所发明，可以参阅，此不赘述。如此关注、反映当世时事，何可言其诗“无理”、“少理”、“无补世用”!白居易以其通俗浅切之新乐府，被目为“广大教化主”；前此称其为“伟大之现实主义诗人”，今仍视其为“杜甫写时事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11]李贺诗同白傅一样反映当世时事，只因诗风凄艳诡激，含蓄隐秀，尽反通俗平易，浅切直露，“不善读者”(上引清人陈本礼语)如陆时雍，乃诬贺为“妖怪”，“不入于大道”。其《诗镜总论》云：“妖怪惑人，藏其本相，异声异色，极伎俩以为之，照入法眼，自立破耳。然则李贺其妖乎?非妖何以惑人!故鬼之有才者能妖，物之有灵者能妖。贺有异才，而不入于大道，惜乎其所之之迷也。”前此或称其“唯美主义”，“诗歌内容空虚而无聊”，今仍言其诗“内容过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怪异，难免走向神秘晦涩和阴森恐怖”。[12]甚至以为长吉有“三个不满：一对职事的辛劳劳累不满；二对职位卑微不满；三对受人驱使不满。从不满个人境遇，逐渐发展到不满社会现实”。又云：长吉“无不围绕着追求功名利禄，贪图富贵享乐这样的思想核心。这是他喜怒哀乐种种起落不定感情的生发点，也是支配他进退取舍的神经中枢”。[13]如此违背历史主义，令人不能信服!是以贺诗“无理”说实乃不得不辨也。
然究其实，文学作品之是否有“理”，是否反映现实，或反映现实之深度、广度如何，不应作为评价作品之标志，更非唯一之标志，抒情文学如诗词，更是如此。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夫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明李维桢《李贺诗解序》亦云：“诗有别才，不必尽出于理。请就《骚》论，朱子以屈原行过中庸，辞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不可为训。”则朱文公亦以为屈赋“无理”、“少理”。此之所谓“理”，实是儒家传统诗论所倡之“恋阙爱君”，“一饭不忘”；“讽上化下”，“忧国忧民”。以此衡鉴贺诗，若前者，其“理”或有未足；若指“讽上”、“忧民”，则贺诗之“理”已如上所述。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等诗有何“理”在?有多少“讽上化下”、“忧国忧民”?其反映现实又有多少深度、广度?然不失为千古佳构。研究文学，评价文学作品自当“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当然，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读者的美感而实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未必超过史书的记载，如果以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和两《唐书》、《资治通鉴》相比，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顺宗实录》里类似的记载相比，对此就不难理解了”[14]。因此，评价李贺诗，亦应以其诗之是否有艺术感染力，其反映现实是如何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读者的美感，引起读者情感共鸣之内涵、特点及其审美价值来作为衡量的标志。
然则李贺是如何“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读者的美感”的呢?按诗之言“理”，有显露诗中，有“理”在诗外。长吉诗比兴含隐，理寄诗外，言在此而意在彼。即以本册所选言神仙之诗，便可悟及于此。其《仙人》、《官街鼓》、《昆仑使者》、《古悠悠行》、《拂舞歌辞》等借神仙事，而讽佞道求仙、希企长生之妄，此非“理”乎!古之学者已见及贺诗之“理在言外”。刘辰翁《须溪集·评李长吉歌诗》云：“千古长吉，余甫知之耳，诗之难读如此，而作者尝呕心，何也?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若眼前语，众人意，则不待长吉能之，此长吉所以自成一家欤!”[15]按长吉诗之是否及《骚》，此当别论。然刘氏以为贺诗“理”在言外，则独具只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指出：“贺之为诗，冥心孤诣，往往出笔墨蹊径之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严羽所谓诗有别趣，非关于理者，以品贺诗，最得其似。”清人张佩纶则说得更加透彻，于长吉诗之如何言“理”，评曰：“董伯音亦云：‘长吉诗深在情，不在辞；奇在空，不在色。’至谓其理不及，则又非矣。诗者缘情之所，非谈理之书。显而言理则有《礼》，幽而言理则有《易》，不必依于理而不能自已，于情之所之则为诗。如以理为诗，直名为《易》与《礼》，不得名为诗……若《宫体谣》、《黄家洞》、《猛虎行》、《吕将军》、《瑶华乐》、《假龙吟》、《龙夜吟》数十篇，皆隐约讽谕，指切当世，恨读者之不深，殊不能知之矣。”[16]张氏所云直指“情”字，正是强调诗歌之审美特征及艺术感染力，而不必似《礼》、似《易》之言“理”。绝妙比照!
明马炳然《锦囊集跋》云：“韩文公评李长吉诗，委曲纤悉，将谓当时人无出其右。比读《雁门太守行》数篇，亦未全觉其所。近得抄本全集，尽读之，始知韩之意盖取篇中之句，非为全篇云尔。”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十六则云：“贺未尝先立题而为诗，每旦出，骑款段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有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盖出于凑合，而非出于自得也。故其诗虽有佳句，而气多不贯。其七言，难者读之十不得四五，易者十不得七八。”按马氏云昌黎仅赏长吉句奇而非全篇，所言无据。而许氏则不解义山《长吉小传》之所言，误以“研墨叠纸足成之”为“凑合”，亦“想当然”耳。贺之骑驴觅诗，与多数诗人同为艺术构思过程的一种方式；佳句未得，宿构未成，心有所系，故骑驴觅句。此体味自然，移情于景，心物交契，灵心顿悟之举，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17]。唐诗人李、杜、贾岛等皆有骑驴之事，不独李贺。《古今诗话》载：有人问郑綮近为新诗否，答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18]可见骑驴觅句，亦唐人惯常，而许氏解为“凑合”，莫奈于古人为欺也!
作诗填词，或先立题，或先得句；或成篇而后润饰之，或得一句一联，而后延展补苴而后足成之，盖随作者之灵心属笔，惯常习用之法。然不管何种家数，“足成”之前，自有心中之意，胸中之情，眼中之景，境中之象，而后境完、神足、句佳、篇就。长吉诗二百三十馀篇，尽可证，未见不以意连而“凑合”之诗。至于“未尝先立题”，亦古人作诗之习见。子曰《诗三百》，岂各有专题?即便《古诗十九》，亦未与分眉。遑论建安乐府，摘取篇中首句，何尝先有立题!长吉作诗，自有长吉之法，或先立题，或先得句，毋以“凑合”责之焉。沈德潜《说诗晬语》云：“汉魏诗只是一气转旋，晋以下始有佳句可摘。”长吉诗佳句连篇，当亦有先得句而后足成，然后命题之诗。其实唐以后律绝(词曲同)，诗人每先得其中一联，甚或一句，然后延展连贯，补苴成篇。贾岛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然后成《题李凝幽居》，温岐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而后有《商山早行》，此为人所共知。奈何以“凑合”而责长吉?
许氏自言贺诗“其七言，难者读之十不得四五，易者十不得七八”，此未得读贺诗之法而责以“虽有佳句，而气多不贯”，亦无待辨矣。乃今学者仍秉持旧说而发挥之，言贺诗：“往往有句无章，从局部看不乏佳词丽句，形象往往也很生动，但从整体看，瑕瑜互见，妍蚩杂陈，重复颠倒、互不连缀的现象处处可见……这种有句无章的作品，自然不能算是好的。李贺集子里这类作品并不少见。”[19]诚然，长吉诗非全是精品，个别或少数结构未臻完善，容或有之，然以为多数如此，则非事实，此又不能不辨也。
长吉处元和间，新题、旧题乐府平易浅俗，风靡诗坛，贺“绝去翰墨畦径”[20]，“呕心不经人道语”[21]，“不屑一作常语”[22]。其诗“骨劲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浑，有气格，奇不入诞，丽不入纤”[23]。然何为初读贺诗“固喜其才，亦厌其涩”[24]?窃以为长吉诗异于他家者有四端：其一，用字用词多以生语替代习熟之辞；其二，多以冷僻奇诡之意象入诗，此二端常令读者思虑之所不及。其三，诗句之间或离合跌宕，或翻转跳跃，脉络婉曲而不平直；其四，立意谋篇多比兴暗示，故诗义常重旨复意。因此，若以读他人诗之惯常读法，则初读自有“涩”、“隔”之感。这里限于体例、篇幅的要求，仅就生语替代熟词，略一说之，庶几为初读贺诗者借鉴焉。
清人叶矫然引《笔精》曰：“李长吉诗本奇峭，而用字多替换字面。”[25]所谓“替换字面”，窃意以为即以生语而掉换习熟之辞；读者习惯熟辞，而一变为生语，初读常不知所云，或不知所出，如此则“生涩”生矣。选者通检长吉歌诗，撮其要者，约略得二百馀例。兹略举数例以见其概，如天子称“紫皇”，王孙言“宗孙”，道士号“青霓”，书生名“书客”；妃嫔曰“青琴”，宫女言“长媚”，姬人作“黄娥”，湘妃称“江娥”；白发曰“惊霜”，黑眉曰“新绿”，草芽曰“短丝”，绿草曰“绿尘”；桂树曰“古香”，桂花曰“秋香”，松子曰“新香”，落花曰“枯香”；等等。其熟语使新，俯拾即是；以生代熟，诗家少有。此陈言之务去，如陈本礼所云“语多独造，往往未经人道”[26]。且如白日、月亮、宝剑、良马等诗中多次出现，贺之生语新词则又不止一种称代。言“日”，则“白景”、“飞光”，“红镜”、“笼晃”；言“月”，则“月轮”、“金镜”、“白晓”、“碧华”、“寒蟾”、“老兔”；而“玉钩”则称缺月，“寒玉”则谓江月，至水中之月则言“淡娥”，等等。其他如“白屋”、“白盖”代茅屋；“土花”、“紫钱”称苔藓，皆匠心独运，绝不重复。
李贺诗以生语代熟词，以新辞换陈言，使旧面化新，力求有变，《旧唐书》本传所谓“辞尚奇诡”，“绝去翰墨畦径”也。然于习惯熟词、陈言之读者，思维定势已成惰性，初读之未能适然，亦自情理中事。然未可始一捧读，仅解十之四五如许学夷，即言长吉诗“气多不贯”，随意“凑合”，“有句无篇”。
然长吉用语亦非一味“弃熟就生”、“弃旧就新”，其浑厚不生奇之句亦尽多，不可一概而论。长吉诗之风格有此两面，前人亦已见及于此。清人方以智《通雅》卷三云：“长吉好以险字作势，然如‘汉武秦皇听不得’，‘直是荆轲一片心’，原自浑老。老杜之‘冯夷击鼓群龙趋，黑入太阴雷雨垂’，何尝不作奇语吓人!”方氏所云的是，惟贺之奇峭语于他人为多。以下略摘贺七言之“浑成”语数例，以见其多有平易隽秀，非皆奇诡也。如：“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桃花满陌千里红”，“花城柳暗愁杀人”，“寒鬓斜钗玉燕光”，“嫁与春风不用媒”，“吟诗一夜东方白”，“老去溪头作钓翁”，“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白”，“无情有恨何人见”，“人间酒暖春茫茫”，“花枝入帘白日长”，等等。是长吉诗在凄艳沉郁、生奇诡激之主体风格外，亦存浑成平易如行云流水之作。
沈子明《书》称长吉诗手自删订，“离为四编，二百三十三首”。清王琦《汇解李长吉歌诗》卷一至卷四计二百一十九首，少一十四首；而“外集”二十二首，合计则又多出八首。其中当有伪托赝杂其间，然绝大部分当为长吉诗无可疑者；本册所选即据王琦本。李贺诗多精品，本书选录了一百零八首，约占全诗百分之四十五，比例较大。本书选诗主要以作品的传诵度为主要依据，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
注释力求通畅、简洁，凡诗中用典，尽皆点出。各首“解读”，不拘一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举凡诗艺精彩之处，不论遣词、造语，布局、谋篇，则多拈出以说明。
本书以征典为“注释”，达意为“解读”，此亦古人“征典为注，达意为笺”之通义也。
钱仲联先生《李贺年谱会笺》、刘衍先生《李贺诗校笺证异》，多发前人之所未道。本书编年酌参二著而折中之，部分注释亦得二位先生论著之启发，特向二位先生深表谢忱。最后，要感谢责任编辑宋红女史，对本书行文及误注之处多所是正纠谬。
黄世中
2004年1月
[1] 李贺元和四年遭毁未就进士试，同年奉礼长安，有《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诗云“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是其妻已卧病，时贺年二十。诸家《年谱》皆定贺年十八婚，在元和二年(807)，则丁父艰不得晚于贞元、永贞间(805)。
[2] 韩愈《讳辩》：“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徐松《登科记考》：“(元和四年)知贡举：户部侍郎张弘靖。”注曰：“《旧(唐)书·郭承嘏传》言为礼部侍郎，本传言为户部侍郎。按《宪宗纪》：‘元和三年九月，以户部侍郎裴湜为中书侍郎。’‘四年十二月壬申朔，以户部侍郎张弘靖为陕州长史。’盖弘靖代裴湜为户部侍郎，即权知贡举，本传是也。”又《旧唐书·李贺传》：“父名晋肃，以士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是贺未参加元和四年进士试。
[3]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
[4]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5] 史绳祖《学斋佔
》：“唐人作诗虽巧丽，然直有不晓义理而浅陋可笑者，如李贺十二月词……姑举一例，如是者甚多。”又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十六：“长吉乐府、五七言，调婉而词艳，然诡幻多昧于理。”
[6] 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或问放翁曰：‘李贺乐府极今古之工，巨眼或未许之，何也?’放翁云：‘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炫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求其补于用，无有也。’”
[7]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十六。
[8] 马炳然刻本《锦囊集跋》。
[9] 明余光辑解《昌谷集》卷首。
[10] 李贺元和十一年(816)冬，自潞州归昌谷，未久病逝。
[11] 参见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344页。
[12] 参见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322页。
[13] 《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14] 参见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第一卷第3页。
[15] 刘辰翁《须溪集》卷六。又见《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卷首。
[16] 张佩纶《涧于日记·壬辰下》。
[17] 《文心雕龙·物色》。
[18] 《唐诗纪事》卷五十六引。
[19] 《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20] 《新唐书·李贺传》。
[21] 明刘淮《李长吉诗集后序》。
[22] 清陈六阶《昌谷集句解定本》卷首。
[23]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
[24] 刘辰翁《须溪集》卷六《评李长吉诗》：“旧看长吉诗，固喜其才，亦厌其涩，落笔细读，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观不到此也，是千年长吉犹无知己也。”
[25]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
[26] 清陈本礼《协律钩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