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 临机应变的智慧与自强不息的精神

元，亨，利，贞。

《乾》卦象征着天：是万物的开始，有亨通的力量，能和谐而有利于物，有光明正大的品格。

《乾》，卦名，乾下☰乾上☰，象征着“天”象的阳刚之气和刚健之行。元，开始；亨，亨通；利，和谐；贞，正直。古人认为自混沌开明以后，“天”就以其光明和温暖普照着大地，它高高在上，周流运转，变化无穷，沿着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制约、主宰着大自然和人类。

古人在占卜时，赋予乾卦“元、亨、利、贞”的意义。

元，就是开始的意思。因此，我们把一年“开头”的一天叫作“元旦”。开头就有的事物，自然是最大的了，于是“元”又引申出“大”的意思，比如中国古代的“元帅”，由此演绎出“河伯”的“伯”，也有“老大”的意思；再比如，我们往往称西方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为“元首”。《易传》的作者在《文言传》里说“元者，善之长也”。善，指世间最美好的事物，长，就是在最前面为首的事物。因为这个意思很好，所以，中国人很喜欢用这个字来表达欣喜的心情与吉祥的事物，如唐朝以“开元”做年号，考试得了第一名就叫“状元”，就连蒙古人建朝立国，也以“元”为国号。

亨，有亨通的意思。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说“万事亨通”“官运亨通”，“亨通”的意义就来自于这个卦。按《易经》的思维方法，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亨通”的情况往往产生于相互之间交流感应，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在《易经》六十四卦里，凡是用到“亨”的卦辞和爻辞，一般都是有阴有阳的卦。也有例外，如《乾》卦就是纯阳之卦，它为什么也有“亨”呢？这是因为《乾》和《坤》是六十四卦的卦首，不能以常理论，而且它们还各有一个用爻，即《乾》卦有用九，《坤》卦有用六，用爻有调节阴阳的作用。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用“亨通”来表示吉利的事情，所以有些公司的名字就叫“亨利”。亨通的事情也是美好的事情，如《坤·文言》曰“品物咸亨”，品物，就是指万物。亨，就是美好。鲁迅在《孔乙己》中提到的“咸亨酒店”的店名就是出自这里。其实“亨”的意思，就是“通”，世间万物凡是美好有利的，都是因为相互之间产生着感应和交流的作用，同时这些交流和感应要按时节发生，比如天下雪，就是天地相感，但是如果“六月飞雪”，那就很不好了。天地如此，人也如此，因此在《易经》里《咸》卦讲男女感应就是美好的事，但是《大过》卦里讲老太太和一个小伙子相爱，孔子认为这就是“可丑”之事，“动而不时，焉得亨乎”（《汉书·周燮传》）。如果相互之间的感应是按时节进行的，就会像杜甫的诗“好雨知时节”所描述的那样，令人身心舒畅了。

利，就是有利于物。《文言传》里解释“利”时说：“利者，义之和也。”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么什么是“天”呢？其实，“天”并不是高不可及的东西，它每时每刻都伴随着我们，它就是时间，所以我们称时间的时候，往往说“天时”。世间万物的生长与发展都是随着时间进行的，天下没有脱离时间的运动，也没有哪种运动能够脱离时间而存在。《说卦传》讲乾为天，实际上就是指时间，按古人的观察和认识，时间是由天体的日夜交替与四季的变化变出来的，通过观察天体的这些运动方式和规律就能掌握时间的变化。同时，古人认为运动即时间的变化是有利于物的。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爻辞的作者就以“天”来喻指其刚健、正大的美德。又以“龙”为喻，宣扬“天”有纯阳刚健的精神。实际上，这两种比喻说的是一体一用的关系，即“天”为乾之体，“龙”为乾之用。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易》难看，不比他书，《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乾》卦提到的“龙”，实际是通过比喻来张扬“君子”的纯粹不杂的精神与品格。因为世间万物中，唯有“龙德”才能与“元、亨、利、贞”的“天德”相比，也只有“龙”既“本乎天”又“本乎地”，因时而变，变化多端，故《易》就用“龙”来寄托君子的精神，抒发君子的理想。在生活实践中，有时仅有“天时”就可以有“利于物”，有时只有“地利”或者“人和”也可以“有利于物”，但有时却不行。比如三国时期，人们认为魏国占着天时，蜀国占着人和，吴国占着地利。三国各占其“利”，割据相持，难成一统，原因就在于没有“义之和”，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各种因素的“集”。

“元、亨、利、贞”的“贞”字上面是一个“卜”，下面是一个“贝”，就是我们现在还能常常见到的贝壳。由此可以推断，最初人们是用“贝”来“卜”卦的。这种习俗自商朝就有了，因为据考证，商朝时人们就开始用贝壳作为货币交换商品，因为贝容易得到，用起来也比较简便。顺应悠久淳厚的民俗，汉代的京房发明了用铜钱起卦的方法，即“金钱摇课法”。到了唐宋，这种方法就已经很普及了。即使是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还是会用投掷硬币的方式来预测并决断一些事情。对于这种富有情景的做法，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中国古人用来占卜的工具和方式，尤其是演算过程中特殊的心情和几乎神秘的气氛才是《易经》这本书“活生生的灵魂”。

实际上，无论人们做什么事，这些事都有人性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说，这些表达互不相同，但不能漠视其中存在的人性因素。有了这些人性，客观对象就会因为人性化而成为“活生生的灵魂”。有时我们过于强调客观影响下的认识和结论，结果就将认识过程中最富灵性的因素忽略了，而这恰恰是认识结果中的理性因素。因为任何客观的存在，如果不与人产生感应，都是毫无意义的。

《乾》卦中“元、亨、利、贞”，实际上是通过赞美君子四德来阐释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的相通融合的关系。有了这些关系，《乾》卦的意义才能按照时间启发人们遵循并坚持自己的正确言行。相对与其他的卦象，《乾》卦是六十四中唯一纯阳精粹的卦，也是变化形式最为简单的卦，故《系辞传》说“乾以易知”，又说“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但唯其简易，也最难说得清。因为天高远难见，因此《乾》就以“龙”“大人”和“君子”比喻“天象”。又因为“龙德”隐约变幻，难以捉摸，就以“君子”和“大人”之德来张扬光大的“天象”与“龙德”。

初九，潜龙勿用。

初九，如果一个人的能量与德行还处在弱小的状态时，就应该像龙潜在水下一样，不要显露和展示自己的存在。

初九：《易经》六十四卦均由初、二、三、四、五、上六个爻位组成，此处因爻位处于一卦中的开始，所以叫“初”。古人用《易经》占筮时，用“九”代表阳，用“六”代表阴。本爻为阳爻，故称“初九”。

“初九”以其在《乾》卦中的不利位置象征着君子的德才尚未能达到实现自己抱负的理想时机，因此就应该像“潜伏”在深水中的龙一样，隐忍一时，不要妄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二，当一个人的能量与德行成长到可以在田野上展示自己的存在时，就应该如龙抬头一样地敢于面见大人并接受他们的教诲。

见（xiàn）：出现，显现。大人：在《易经》中，大人是贵族的通称，在这里是指那些有道德修养并身居高位的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三，君子应该一天到晚地勤勉奋发，即使到了深夜也要如面临危机一样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此，就不会有什么过错。

乾乾：勤勉而刚健。惕：警惕。厉：危险。咎：过失。

九三爻辞中出现了“君子”一词，这也是《易经》中第一次出现此词。由此可见，“君子”作为中国人文心理中象征道德品行的文化符号在殷末周初就已经深入人心。后来，“君子”成为儒家文化推崇和追求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深远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品德、言行等诸多方面，也成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

作为君子，就应该像九三一样乾乾警惕，勤谨慎重。在社会实践中，一方面，九三成为中国人自勉“修身”的标准，另一方面，九三也成为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坚强精神和不屈意志，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四，因为忧患、疑惑而在深水里不停地腾跃，没有过失。

或：通“惑”，这里指疑惑之心。

因为居于九四的龙既不能安于地，也不能飞于天，故而于进退之间多有疑惑。“跃”，一方面是“自修”其功，另一方面也是“自试”其力。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五，当看到龙在天上飞腾时，就会有利于出现伟大的人物。

九五在爻位上象征着君王，古人以龙比君，九为阳、为高，故以“飞龙在天”象征君王处于大有作为之时。在《易经》中，若阳爻处于第五爻时，则往往以吉利解释。

上九，亢龙有悔。

上九，龙飞得太高，就会发生悔恨的事。

上九：每卦由下向上数的第六爻，由于位于最上面，所以叫“上爻”。阳爻用“九”表示，阴爻用“六”表示。《乾》卦中此爻为阳，故称“上九”。亢：过分，极度，过高。悔：悔恨，这里指不幸、懊悔的事情。

上九位于《乾》之极高之处，故曰“亢龙”。天生万物，有盈有虚，有进有退，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子曰：“过犹不及。”上九的龙处于穷极过高之处，正如《文言传》所云“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故终有悔恨之事发生。

用九，群龙无首，吉。

用九，在群龙中不要争当首领，就能得到吉利的结果。

用九：《乾》卦特有之爻题。依古筮法，筮遇《乾》卦，六爻皆七，则以卦辞断事，六爻皆九，则以“用九”爻辞断事。用九犹言“通九”，是六爻皆九之意。

《乾》卦六爻皆为纯阳，犹群龙相聚。“九”为天德，若六爻皆变，则变为《坤》卦，阳刚之性变为阴柔之态，故而“无首”，而群龙相聚，是阳中有阳。群龙以其纯阳之德、阳刚之性于变中不自居首位，有同和之美、谦让之德，所以就显得很吉利。

【解读】

《乾》卦说的是“龙”，但不是真“龙”，而是借“龙”的变化来点化人的机智因应的智慧。正如《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飞龙在天”，从自然物体上讲，《乾》卦象征着“光明正大”的天，从社会意义方面来讲，它象征着执掌王权的君王。我们在电影和电视里常常看到清朝皇帝的座位后面挂着一块匾额，上面题写着“光明正大”四个字，其实就是在描述君王的品德时把君王视为奉行天命的“天子”。由自然的“天”指向人间的“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易传》作者所提倡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思维。

从某种意义上讲，《乾》卦讲的不是占测吉凶祸福，而是在讲解德行，所以除上九，它的爻辞并没有“吉”“凶”之类的占辞。如上图，在爻辞所谓“潜龙勿用”之处，实际上也就是阳气微小时，不足以阳刚奋发，有所作为，就只能在深水中潜伏隐忍。当阳气处在九二的位置时，就要像爻辞里讲的那样，在田野练习自己的本领。当阳气积聚到九三时，就要终日勤勉刚强，到夜晚也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随着阳刚之气聚积到九四的位置时，我们仿佛看到龙时而腾跃而起，时而又潜于深渊，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与《易经》观察事物，判断吉凶的方法有关。《易经》不仅运用对立的观点将事物分为阴阳对立的两种情况，而且又通过一与四应、二与五应、三与上应的方法使一卦中的六爻发生关系。具体就《乾》卦的六爻而言，因初九与九四相应，所以这两个相互隔开（初四之间隔两个爻位）的爻辞里都有“潜”的意思，一个是“潜龙勿用”，一个是在渊中时跃时潜。因为二与五相应，所以，九二与九五同有“利见大人”的爻辞。再看，九三为什么要“夕惕若厉”呢？因为上九亢极而悔，很危险！在《乾》卦的六个爻位中，九五的意义最为吉祥，《象传》里说“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文言传》里说“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造”，就是成就，因此我们现在还在用“造就”来表达成功。而“天德”则是以喜悦的心情赞美着九五的功德。用八字算命的人，也将最吉利的因素称为“天德”星。孔子在《文言传》以抒情性的语言赞美“九五”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大人”特指九五所处的位置。他既能“先天”（以天为先，尊崇天道）又能“后天”（随顺在天道的后面，遵循天道），所以能够合乎日月运行和四季变化的规律。因为九五在《乾》卦中所具有的阳刚中正的位置，使得他具有光明正大的品德，所以历代的帝王也就被百姓称之为“九五之尊”，久而久之，“九五”就成了帝王的代名词。又因为九三乾乾勤谨，爻辞冠以“君子”之称，因此一代代的有识之士，就以九三的爻辞来励志自强。中国有个叫“九三学社”的民主党派，他们就是因《乾》卦的九三爻辞而命名的，换句话说，“九三学社”，就是指“君子学社”。

在《乾》卦的爻辞里，最令人不安的就是上九的爻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那些得意忘形的人说“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有些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也自己警示自己说“高处不胜寒”。孔子在《文言传》感慨道：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为了警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孔子没有把“有悔”的原因归咎于客观因素而归咎于是主观原因。因为在孔子看来，上九的“有悔”完全是他“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的思想错误和品德缺失造成的恶果。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孔子把九五看作“大人”时，那么处在九五之上的上九也就顺序为“圣人”。然而“圣人”处在上九，养尊处优，高高在上，事不关心，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这样的人还是“圣人”吗？

中国人所崇尚的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就是从上九的“有悔”中悟出来的，太高了不好，而位于下卦中间的九二和位于上卦中间的九五最好，二与五两个爻位在《易经》中称中正之位，这是“天道”。由“天道”悟出“人事”来，就有了“中庸”的人格修养。中庸的思想在《礼记》里专做一章，到了宋朝朱熹将《论语》《中庸》《大学》《孟子》合为一体，编成“四书”，并做了《四书章句集注》，至此，根源于《易经》“中正”观念的中庸思想就普遍而深入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了。我们曾经反对、批判过中庸思想，而我们既反“左倾”又反“右倾”，实际上又肯定了“中庸”的思想方法。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乾》卦里，我们欣赏到君子的四种品德的同时，还要看到君子应该像“龙”具有六种随机应变的智慧和能力，能屈能伸，能大能小。

看着乾象，我们可以想象，老子的“遁世无闷”“微妙玄通”是“乾”；孔子的“中正仁和”“德溥而化”是“乾”；孟子的“浩然正气”“仁者无敌”是“乾”；屈原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是“乾”；陶渊明的“归去来兮”“猛志常在”是“乾”；诸葛先生的“终日乾乾”“勤勉谨慎”是“乾”；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是“乾”；汉武、唐宗与康熙、乾隆的“光明正大”“天下文明”是“乾”；三皇五帝的“天下为公”“万国咸宁”式的“一团和气”是“乾”。在乾道变革中，中国人的善良美德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反过来，这种精神又使乾象的变化从内容和形式上得到弘扬和升华。中国人可以引以自豪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进德修业”“修辞立诚”的高尚人格都直接源于《乾》。“君子”是中国人最为崇尚的理想人格，虽然《乾》卦中唯九三爻辞提到“君子”，但在阐释它的《文言传》《彖传》《象传》中却提到九次。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他们创造了《易经》，那么这个民族的幸运就在于《易经》永远地将智慧、文明和力量赋予了它的人民。

《乾》卦位列六十四卦之首，其所主的方向为西北。按《淮南子·天文训》的描述，就是：“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个故事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西北高、东南低，西北为天。按《说卦传》，“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等，因类取象，乾，既为天，也当为首、为脑。“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总起来看，《易经》的乾有六种基本的物象：一是天，“天圆地方”；二是一切类如圆形的东西；三是玉石；四是龙；五是马；六是果。先就“乾为天”和“乾为玉”而言，我们就可以理解流传至今的“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故事。女娲的补天并不是一些画里描绘的女娲飞升到天空补天去了，她补的“天”，是指西北方，因为“乾为天”，主西北。再比如，李白的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并不是什么夸张，西北为乾位，乾即为天，黄河的源头在西北，即“天上来”。如此看来，浪漫的李白在这首诗里是“写实”的。

中国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这样的地势，加之东南临海，处于北半球季风区，决定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大部在春夏两季刮东南风，在秋冬两季刮西北风。又因为中国位于北半球，太阳从南面照过来，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按这个道理，并顺应西北高、东南低的形势，中国的建筑大多是坐西北，向东南。也因此，中国人向来在选择居住地时，首先重视的是北面、西北要有连绵的高山，这样就可以抵御秋冬之季来自西北的萧瑟凛冽的寒风，有利于休养生息。在修造房子时北面、西北面要靠山，或地势要高大。因为面朝南，要向着太阳，那么大门也要朝南。不过，所谓的朝南，并不是正南，而是东南。如我们常常讲到的祖国的南大门，其实指的就是位于祖国东南方的厦门，厦，就是大的意思。又因为乾为天、为首，中国人在修造房子时，其西北方就不能建造厨房、卫生间之类的不洁净的屋子。首，就是头，厨房里有菜刀，菜刀放在头上，当然会给人很多凶险的联想，所以中国人向来都有“灶在乾位号灭门”的说法，并将此解释为“烧东不烧西”。又，背靠西北，西北当然就位于一个院子的后方，所以又解释为“后院不能起火”。

总起来看，我们说的“天”道，如果从方位上来看，说的就是西北方。乾为君，这里所谓的“君”，既指君王，也指君子。中国文化的境界就是造就君子的文化，以《乾》之九三为例，就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按《说卦传》，乾为健，“健”，就是君子的行为特征。“健”，也就是“强”，故《乾》的卦象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乾”至“健”，应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案例】

一

北齐高祖皇帝高欢的表弟王岳家住洛阳。高欢未称帝时，常常奉命出使洛阳，每次来时一定要住在王岳家。王岳的母亲山氏曾经在夜晚看见高欢住房中有光，就悄悄地前往观察情况，却看不见任何灯火。于是就把高欢转移到其他的房中试试看，结果还是发现有光芒，就像之前一样。她感到神异奇怪，就找到一个能卜卦的人筮算究竟是什么原因。结果筮得《乾》之九五爻动，动而变为《大有》。占辞的意思是：“吉。《乾》之九五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飞龙’和‘九五’都是象征大人物的卦，贵不可言。”山氏回去后将卦辞上的意思告知了高欢。后来高欢在信都（今河北冀州）起兵，山氏听到后大喜，就对王岳说：“赤光之瑞，今当验矣。汝可间行从之，共图大计。”于是王岳就前往信都，高欢见到他后很高兴。后高欢果然成了北齐开国之君，王岳也因功封清河王。

此处，占卦的人用《乾》卦九五爻的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其实，爻辞是西周初年整理《易经》的人将前人累积的断占之辞系属在对应的爻象下，这些爻辞的意义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与后人所筮算的事情一一对应。但因为爻辞的意义与其所处的位置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其意义还是有着某种确定性。因此有时后人通过爻辞来解释占筮的事情，也往往能准确应验。当然，这种偶然和巧合的情况并不能说明《易经》有着难以捉摸的神奇性，相反，它正好说明《易经》通过爻象的位置来系属辞义的方法是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

二

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个叫胡浚的人，曾经与朋友袁杞山一起通过筮卦帮朝臣姚一山找到丢失的金杯，后来姚一山感念此事，将二人推荐给了永乐帝朱棣。袁杞山称病未行，胡浚一人应诏至京。他在朝中占验事情，无不应验如神，于是永乐帝就赐胡浚名叫胡奫（yūn），又授职为钦天监刻漏博士。

永乐帝新造了一所大殿，命胡奫卜其吉凶。胡奫筮得某月某日的午时大殿会被烧毁。永乐帝听后大怒，将他关押起来以等待是否应验。到了那一天，他请狱卒察看情况，狱卒回来说：“午时已过，没有起火。”胡奫听后怕受责问斩，就服毒自杀了。结果时至午时三刻时，大殿果然起火被焚。永乐帝为胡奫的死深深感到惋惜，就赐驿站驰送遗体归葬。

当初，永乐帝诏命胡、袁二人进京做官时，袁杞山为胡奫卜筮吉凶，筮得《乾》卦之五爻动而有变。袁杞山推断说：“五爻在君王之位，升官之阳爻应在四爻，你的命应该在九四爻（按纳支法，九四为午），你进京做官，难道还会得到皇上恩赐你名字的好事吗？”胡奫说：“我所处的位置在壬午（九四纳甲为壬，纳支在午），壬为水，午为火，子午相冲，果真有赐名的幸运，这个名字一定会带个‘氵’旁。”袁杞山说：“不仅如此，四爻有‘渊’（《乾》卦的九四爻辞为‘或跃在渊，无咎’），值升阳之时，有五爻动，五居四‘或跃在渊’之上，如果皇上给你赐名，那个字可能会是‘渊’上加一个‘大’字吧？以草莽之臣登列九五之尊位，最终也不是什么吉利的事。五爻为火（甲、壬化合为丁火），遇火之时，就可能有危险。”后来，袁杞山听到果然赐名为“奫”，大笑说：“果然应验，看来，胡奫的死期不远了！”结果，胡奫因为筮算大火焚殿之事而自杀身亡。从胡、杞二人的筮算与推理的过程来看，他们是用了卦爻辞、京房六爻及五行之术，筮算周密严谨，其中的道理也多与经义合。

胡、袁二人推测吉凶的过程所运用的主要是普遍联系的观点和方法。比如，他们二人均十分娴熟地运用了汉朝易学家京房发明的“纳甲法”。这种方法的根本原理，就是以普遍联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自然界的联系推演到社会人生的伦理亲情。自然界的联系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产生的，推及社会人生，就产生了“六亲”，即以自己为中心而产生的父母、兄弟、子孙、妻财、官鬼等关系。“六亲不认”的成语就渊源于此。从根本上讲，京房发明的“纳甲法”，还是根源于《系辞传》所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理，其实就是《易经》蕴涵的哲学意义运用于实践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能够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就使得它在具体的演算过程中运用到逻辑推理和辩证思维的原理，在推测吉凶悔吝方面有神奇的精确性，具有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所以“纳甲法”自发明后，就一直在民间一直广泛流传、应用，并深为后世易学家所推崇。

三

明朝时，安邑有个叫仝寅的人，十二岁那年双目失明，于是就拜师学京房六爻之法，为人占筮祸福吉凶之事都很灵验，他的父亲仝清在出游大同时就带他一同前往。当时在边塞戍边的参将很相信仝寅算的卦，每当心有疑问之事，就到仝寅那里咨询。明英宗被鞑靼俘虏，身陷北方，参将就遣使问仝寅英宗何时能回来。仝寅筮得《乾》初爻动，就说：“大吉。四爻是初爻的应爻，按照爻辞的意义来看，初爻是‘潜龙勿用’，四爻是‘或跃在渊’，明年是庚午年，‘午’正值九四‘或跃在渊’的时候，‘庚’有更新的意思。《乾》有真龙之象。龙每年会有一次腾跃。从卦象来看，时到秋季，龙有一‘潜’一‘跃’，因此明年仲秋时分，皇上御驾必然回归。但是初九的爻辞是‘勿用’，所应之爻为九四，九四的爻辞是‘跃于渊’，因此，他即使是回来也会失去君王之位。乾象龙，数为九，四爻临近五爻，也就是说，‘跃于渊’临近于‘飞龙在天’，此时的龙就像丑时（农历十二月，《乾》初爻动而有变，变则为巽，巽卦的纳支为丑）的龙，丑所对应的太岁名为‘赤奋若’（简称‘赤奋’）。午为火，火的颜色是赤色，处在应爻的九四之龙振起于丑时，若能顺此而来，那真可谓是‘天顺’其事。丑年的天干为‘丁’，‘丁’的五行为火，象征着‘大明’（明朝的国号）之象。南方为火。九二的纳支为寅，寅为木，木生火，初九所应的爻位在九四，九四的纳支为午，午在王位，九四的纳甲为壬，丁壬化合为火，到了丁丑年寅月午日时，其五行合于‘丁壬化合’之情。若要复辟帝王之位，应在丁丑年寅月午日。”后来，仝寅所推演的情况全部应验，英宗就是在庚午年返回中国，又于丁丑年寅月午日复辟帝位，更为神奇的是，英宗复辟后用的年号就是“天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