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这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做了气势恢宏的论述。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专家的最新成果。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他的阐述并非全是新鲜的。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1500年起便越来越商业化了。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虽然意识到了商业的成长，却依然在寻找使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迥然不同的关键性差异，因为欧洲的商业扩张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与这种观点相反，有些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在这两个广阔的地区，共同点可能多于不同点，其中包括商人组织的发展、交通网络的扩大和改善、农业生产的改良以及手工业的扩大。弗兰克比其他学者走得更远，他提出了一个必然会引起争议的论点：中国经济具有比欧洲经济更大的生产力。由于他引用的资料有限，这个标新立异的论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即使作者所描述的中国在经济上优于欧洲的图像仅仅获得部分的证明，即使这种说法遭到否定，1500年以后欧亚许多地区之间的商业扩张运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

弗兰克从最新的学术研究中收集了有关亚洲许多地区可与欧洲相媲美的商业变化以及农业和手工业进步的大量证据。但是，他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相似的变化。在他看来，他在白银贸易中看到的商业扩张运动中的联系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白银贸易”，是指欧洲为获得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商品而支付白银所导致的贸易。弗兰克不满足于对有关世界各地经济增长的学术成果做简单的综合，他更感兴趣的是对150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做出论证。他关于世界经济联系的基本观点是十分简单的。欧洲人渴望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加工后的农产品、丝绸、陶瓷和茶叶，但是没有任何可以向中国出售的手工业品或农产品。而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的渴求。16世纪和18世纪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弗兰克还阐明了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对于欧洲的发展有何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中国的这种需求，我们很难想象西班牙的白银生产是否有利可图。但是，如果中国不需要白银，欧洲人就不可能习惯性地消费如此之多的中国商品。

弗兰克的这部著作向这样一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即认为欧洲经济的优势至少是从1500年开始的。弗兰克本人曾经是解释这种欧洲优势的两大学派之一的一位重要代表。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论著中考察了欧洲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指出欧洲的发展与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紧密相关，这两个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系列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所谓“低度发展的发展”理论，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有关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经济关系的观点的核心。另外一种解释欧洲优势的重要学派则更强调欧洲人在欧洲地区的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在过去几十年中，这种思路获得了新的支持者。西方研究欧洲经济史的专家通过大量的论证说明，工业革命源远流长，起源于一系列日积月累的经济变革。但是，他们不再热衷于证明被他们视为欧洲特有的实践活动确实始终是独一无二的。总之，一方面，弗兰克早期的著作认为，自1500年前后起，由欧洲支配的全球经济不断地扩展；另一方面，更大量的学术研究则主张，欧洲因自身的特殊性而在1500年以后在经济上与世界其他地区分道扬镳。

弗兰克现在向这两种观点发起挑战。他把亚洲尤其是中国置于1500年以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从而“扭转”（re-orient）了我们观察经济变化的视角。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想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优势被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取代，从而进入众所周知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现代时期。在他的论证中，技术变革服从于需求的程度；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对于节约劳动力的技术需求不高，而欧洲人发展了这类技术，为的是更具有竞争力。他在结束这部著作时暗示，最近一段时期亚洲经济的复兴正在使这一地区恢复它在工业革命之前所拥有的那种优势地位。

弗兰克这些高屋建瓴的论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些论点是可以区别对待的。对未来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现实状况以及政府和经济领袖们的决策。1997年夏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预测未来的增长轨迹时要小心谨慎。亚洲各地的各种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已经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但是亚洲各国经济在近期或长期究竟会如何变化，分析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这样的假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将很快被中国取代。在考虑这些未来经济变化的问题时，其实可以脱离开工业革命的动力问题以及1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技术和制度变革。

在解释工业革命时，弗兰克赞成一种多元决定论，即强调多重因果关系的链条。他缺少的是由这些变革引起的惊奇感。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计划过工业革命。经济变革不是某项创造新工业世界的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被弗兰克视为针对特定条件做出的必要反应和调整，只不过是在事实面前的各种可能行动。技术变革不仅仅是面对“需求”产生的一种反应。技术革新和变化的“供给”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是更难以确定的，尤其是当这些纷繁变化纠集并影响到不同产业时。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依然是一项有待探讨的宏大课题。

弗兰克在这部著作中主要讨论1500年到1800年这一时期的历史。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利用欧洲大陆许多地区之间商业扩张的资料来论证全球不同地区间的商业联系。但是，欧亚大陆各地商业扩张的平行运动彼此之间具有什么因果联系，它们与中国用陶瓷、丝绸和茶叶交换新世界[1]的白银的贸易具有什么因果联系，关于这些方面的情况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的。以英格兰东南部的商业化运动和中国长江流域的商业化运动作为两个例子来说，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它们的基本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但是，与其说它们的发展变化彼此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不如说它们以各自不同的发展体现了类似的运动。至少从分析的角度看，白银贸易和欧洲人借此购买的商品形成了一个基本上独立的交换循环系统。当然，中国江南地区的商业网络和英格兰东南部的商业网络由于白银贸易和欧洲人购买中国商品而被间接地联结起来，但是，全球性联系大概还不是我们看到的商业化运动中的关键因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对华白银贸易会是什么情况。中国很可能继续从日本买进白银。白银供给的减少可能减缓江南地区的商业扩张，尽管我们可以想象信贷和其他货币的结合也许能弥补萎缩的白银供给。至于英格兰东南部，那个地区商业化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伦敦的扩展促成的，即使中国丝绸、陶瓷和茶叶的进口大量减少，也不可能遏止这种城市化进程以及相关的市场发展。

即使弗兰克所分析的全球交换过程在逻辑上不是中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商业化的必要条件，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地区确实是由这种贸易联系起来的。弗兰克这部标新立异之作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他确实成功地“扭转”了我们观察1500年以来的经济史的视角。他向欧洲人提出一种挑战，指出他们的重要性正在减退，他们的世界观正在失去中心地位；他也向中国人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重要，因此，弗兰克的著作能够帮助我们从一种长远的历史视角来思考这些近期的变化。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王国斌

1999年7月21日

[1] 指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