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为不确定性高呼

不确定性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身处不确定性中，并因此难以进行抉择。不确定性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适者生存意味着拥有理解游戏规则、预测未来发展、执行前瞻性战略的能力。不确定性也许令人厌恶，但也给人们提供了在竞争中胜出的机会。

回顾历史，人类一直面对着不确定性，只不过不确定性的水平不同，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罢了。早期人类面对的是初级的不确定性，一般与安全感、食物、住所等基本需求有关。而在由复杂的社会体系和交织的经济关系组成的当今世界，关键的不确定性已经发生了改变。[1]现在的决策者一般更关心抽象问题，比如未来的科技生态、全球贸易体系或消费者需求变化等。尽管这些问题似乎截然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从我们的特定视角来看，它们都反映了不确定性。当我们想要保证自己能够幸存时，或者当我们为公司评估市场增长潜力时，我们都是在试图为某个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预测并解决一个确切的具体问题。这类问题是有能力的领导者和合格的顾问都可以弄懂的。

然而，近年来突然出现了一种新型问题，让人类应对起来十分棘手。这些棘手问题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不仅与一个利益相关者有关，而且同时关系到所有利益相关者。因此，它们涉及不稳定的、复杂的、整体性的权衡。换句话说，传统的前瞻性问题解决方法已经不能保证战略的成功，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逻辑，也不再是简单的“更快、更高、更有效率”。围绕着可持续发展、公共空间缺失、污染和气候变化产生的问题，都是这样的棘手问题。另外，移民问题、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其他一些更加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同样符合棘手问题的定义。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在解决棘手问题方面，我们几乎没有成功的记录。[2]

人类为何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棘手问题，其深层原因可能恰恰是我们这个种族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几乎占据了地球上每一寸人类可以踏足的土地，下一步的目标已经指向了太空。我们已经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连为一体，逼近了增长极限。[3]除非能很快找到拓宽发展空间的新方法，否则我们将越来越依赖于“质量提升”，而不是“规模增长”。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肉眼可见以指数级速度进步的时代。作为消费者，我们每隔几周就能看到新款的手机上市，它们拥有难以置信的功能和极高的运算能力。作为旅行者，我们被前所未见的超高层建筑所震撼，同时也能轻松地环球旅行。奋勇向前、永不止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宣言。“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在苏格拉底或奥古斯都的时代，如果我们向一个古希腊或古罗马人抛出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能够描绘出中世纪的场景吗？显然不太可能。

此外，不仅仅有进步和成功，失败和误解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总是在争取最好的，但最好的却并不总是最适用的。可以想一想航空业——一个有着较长规划周期的行业，其中的佼佼者，不管是协和式超音速喷气式客机[4]还是空客A380[5]，都算不上成功。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时代变化太快了，飞机制造企业没能跟上时代的潮流。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且到任何时候，我们应该都做不到这一点——这要归功于不确定性。然而，我们需要找到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以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为我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找到答案，是全世界哲学家的目标。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塑造了现代西方思想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一生都相当具有怀疑精神。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大部分著作的焦点是认识论（gnoseology，希腊语），试图回答一些关于知识的基础问题：人是怎样认知事物的？人是如何获得意识和理解力的？一个人是怎样确定了某个事实的？信念和主观意识在产生确定性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并不让人意外的是，年轻的时候，笛卡尔会致力于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即对自己创造有根据的见解的能力的怀疑。1637年，他发表了《方法论》（Discourse de la methóde）第四部分，其中构建了一个原则，成为他之后工作的基础。该原则是“Je pense, donc je suis”，一般被翻译为“cogito, ergo sum”，即“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的意思是“我们在质疑其他事物时，不能同时质疑我们自身的存在。”[6]这一思想后来成为西方哲学的根基。尽管存在质疑，但这一思想是在力图为认知确立一个安全的基础。笛卡尔坚持认为，尽管其他认知都可能是虚构的事物或是错误的观念，但对于自身生命的怀疑，至少是一个能够证明自身意志存在的证据。按这种思路，如果要形成思想，必须要有一个思想实体。[7]

多年之后，安东尼·莱昂纳多·托马斯（Antoine Léonard Thomas）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对笛卡尔的著作进行了思考，准确地表述了笛卡尔的意思：“我怀疑故我思想，故我存在”。[8]

“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是人类的永恒洞见之一。怀疑引发了我们的反思和思考，而反思和思考又定义了我们。没有怀疑，就没有研究，没有哲学，当然也就没有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