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打破了所有历史发展规律：一座城市，如何在高死亡率和疾病等大规模且反复发生的人口危机中不断发展，并应对大规模的移民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在16世纪末期才鼓起勇气，前往那些仅两代人之前还无人知晓的遥远地区，在那里开始探索、贸易和殖民。这是一个关于金钱、财富、贫穷、自信、贪婪、坚韧以及奇异的偶然事件和意外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都铎时期的伦敦——那座威廉·莎士比亚熟悉的城市。

尽管这是一本关于单个城市的书，但这本书也探索伦敦这座城市内外在经验、知识、可能性和想象力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有人认为英格兰人在1500至1620年之间才放开眼界，这种说法严重低估了他们的雄心。几个世纪以来，伦敦的商人满足于将自己的船只驶向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今比利时和尼德兰）、法国和波罗的海。但到1620年时，他们已经熟悉了去往俄罗斯、波斯、东地中海远端和非洲的路，并且在从红海到日本都设立了基地，他们还在北美拥有殖民地。他们的野心是无限的，他们建立了庞大的贸易公司，并希望成立具有环球航行能力的跨国和跨洲企业。与此同时，通过伦敦出版的书籍，普通人发现这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遥远未知的地区。1500年时，最狂热的图书收藏家都很难用伦敦出版印刷的书来填满一个中等大小的书架。一个世纪以后，得益于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和读者对新知识的渴望，人们的书架上堆满了关于探险、航行、异域民情、宗教布道、外国语言、历史、诗歌和戏剧等方面的小册子和书籍。更何况，仅过了一个世纪，伦敦人口就翻了两番，而且这种人口增长重新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环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将会迎来一项令人激动的任务：尝试通过讲述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来理解伦敦（或坦率地说，只是跟上伦敦的步伐）。

我们需要在一开始就摒弃一些现有的已被广泛接受的假设：一是都铎时期的英格兰在欧洲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这种说法在当下仍然根深蒂固）无论什么事，说英语都很重要。在欧洲，1500年的英格兰是个边缘化的闭塞地区。伦敦虽然有一定实力，但总体上是座不引人注目的城市。当时，英语只是部分英格兰人使用的小语种，而当时使用英语的人绝不是现在我们称为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上的所有居民。如果考察1500年时，欧洲各地在各个领域的成就，我们会发现英格兰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记，其文化脉搏确实很微弱。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艺术界的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和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代表教会权威的乔瓦尼·迪·洛伦佐·德·美蒂奇（Giovanni di Lorenzo de’Medici）和后来的教宗利奥十世（Leo Ⅹ）、金融业与银行业的雅各布·富格尔（Jakob Fugger）、航海探险领域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政治理论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科学和人类知识领域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大学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这些人除了才华横溢、成就卓著以外，至少还有另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英格兰人。当时最强大的宫廷和最吸引人的学习机会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德意志。1500年的英格兰国王、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Henry Ⅶ）通过签署和平条约，以及将自己的子女与其他欧陆王室联姻的方式，在外交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亨利的影响力无法与法国和西班牙国王、超凡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相比，后者统治着构成现代德国和中欧的广袤领土。英格兰人若想要在国外被理解，不得不说一门欧洲语言——最好是说拉丁语。英语的使用范围最远只能到加来（Calais），至少在加来还隶属于英格兰的时候是如此（但英格兰在1558年与法国的战争中失去了它）。

在贸易和航海方面，英格兰也远远落后于其他欧洲大国。正如我们看到的，安特卫普（Antwerp）是当时西北欧的主要集散港口，也是英格兰商人采购来自中东和亚洲的奢侈品的地方，在安特卫普之前主要集散港是布鲁日（Bruges）。意大利城市热那亚（Genoa）和威尼斯（Venice）是东地中海地区的强大的商业城市。那不勒斯（Naples）的人口比巴黎多得多（而巴黎则比伦敦多得多）。奥格斯堡（Augsburg）银行业的大家族，例如富格尔（Fugger）家族和韦尔泽（Welser）家族，控制了西欧的金融环境，向欧洲的国王和皇帝——后来还包括英格兰国王——借出巨额资金。欧洲的跨国贸易体系中心稳固地根植于大陆中部，伦敦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颗中型卫星。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更广阔的世界：1500年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确定了意图称霸全球的野心。1497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Ⅵ）用穿过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以西370里格①（league）的子午线，将全球划分为两部分。这意味着在教宗的护佑下，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已经实际达成瓜分世界的协议。西班牙建立西方帝国的野心开始膨胀。1500年，葡萄牙探险家已经了解了非洲和中东，并在东印度群岛建立了进口胡椒和贵重香料的基地。墨西哥的巨大财富将在几十年内被掠夺和剥削。通过加勒比海返回大西洋的白银舰队（silver fleets）成为西班牙全球势力的最大支柱。1503年，西班牙成立贸易署（Casa de la Contratacíon），这是负责处理从世界另一端运回的珍贵货物的中央政府部门，也是一所受到高度重视的航海学校，它为人们进一步探索世界开发了更先进的技术。在这个新世界里，我们看不到英格兰商人和航海家的身影。1500年时，英格兰商人听到“帝国”或“殖民地”这些词只会一头雾水，因为这些词与他的生活和业务没有明显关联。同样的，英格兰的航海家还需要半个世纪才能赶上葡萄牙和西班牙船长先进的航海技术。

如果16世纪初，在英格兰处于极端边缘化的情况下，伦敦的崛起引人瞩目，那么同样值得人们惊讶的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当欧洲大陆在宗教战争、大屠杀和叛乱中遭到破坏时，这座城市却在蓬勃发展。

即使在鼎盛时期，欧洲也只是由王国、行省、公国和城邦组成的大杂烩，甚至法国和英格兰这些相对稳定的王国也有各种半自治的地区和封邑。欧洲名义上被天主教观念和等级结构捆绑在一起，天主教会是个强大的多民族精神团体，它和罗马教宗一起向所有信仰天主教的欧洲人提供通往天堂的钥匙，并赋予这个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大陆凝聚感。1500年，天主教的敌人——位于东地中海远端、一直是个威胁的奥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以及15世纪后期被强行赶出西班牙南部的伊斯兰教——被牢牢地挡在外面。除了一小部分散布各地的孤立的异教徒和异端分子，天主教在欧洲内部几乎没有敌人。但1517年，这一切都变了。奥古斯丁会（Augustinian）修士、大学教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表的言论被升级为一场宗教运动，进而撼动了天主教的根本。

宗教改革的成因是这本书的重要背景之一。1517年以后，新教思想颠覆了整个欧洲，瓦解了天主教欧洲的结构。新教思想不止一种，每代新教领袖也不同：路德、乌尔里赫·茨温利（Ulrich Zwingli）、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泰奥多尔·贝扎（Theodore Beza）等。这些新教运动和新教信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不仅挑战了天主教会，而且挑战了国王和君主的权威：《圣经》作为上帝无可置疑的话语，可以用来质疑谁有权掌管王国和人民这一基本前提。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内，欧洲几大强权间的战争使欧洲处于剧烈震荡下。16世纪60年代后，不时发生的恶性宗教内战使法国几近瘫痪。与此同时，在低地国家，人们将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用来抵制哈布斯堡家族皇室的统治。当时最强大的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Ⅱ）出巨资派遣训练有素的西班牙军队镇压叛军。1517至1600年间，欧洲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长久不变。在这80多年中，一切关于宗教信仰、政治秩序和权威的假设都从根本上受到了撼动。

英格兰距离这场动荡稍远。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有些独特：这场改革不是受到那场流行运动的启发，而是由亨利八世——绝对不是新教徒，而是极特殊的天主教徒——出于政治、治国方针和纯粹的自我中心等原因而发起。他促使英格兰在16世纪30年代与罗马教廷决裂。除了1553至1558年亨利的长女、天主教徒玛丽一世统治期间，亨利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和小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英格兰都是新教国家，其君主是人民的宗教领袖。伊丽莎白女王的顾问相信，在这片浸泡在殉道和迫害的鲜血中的大陆上，英格兰是个模范王国，是希望的灯塔。然而，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人看来，都铎时期的英格兰是由被社会遗弃者组成的王国，孤立无援、危机四伏。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尤其认为英格兰是可憎的异端。16世纪晚期，人们经常想象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新教英格兰将在1600年灰飞烟灭。这一结果看似合理，但不符合历史事实。相反，英格兰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16世纪晚期，伦敦没有被隔绝于欧洲的风暴之外。诚然，在很多方面伦敦人是幸运的。他们享有1572年的巴黎人求而不得的和平：那一年，巴黎的天主教徒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新教同胞。然而，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人感受到了他们的时代挑战。他们奋力解决国内外移民问题。数十年来，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和移民试图在伦敦谋求新生。普通的伦敦人不得不忍受那些威胁生计的外来人口，因此这座城市有时充满敌意和暴力威胁。同样的，16世纪的伦敦吸引新移民加入其社会结构的能力也十分突出。

伦敦的商人别无选择，只能与动荡中的欧洲进行贸易。君主间的外交争端使他们的货物和船只时而被扣押，时而因为西班牙的军事封锁和外交禁运被挡在低地国家的港口之外。经过了几十年，他们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格兰水手和军队在海上和低地国家的陆地上与西班牙交战。伦敦商人学会了适应战况，并借款给几乎被耗尽的国库。他们摆脱了数百年来教会以放高利贷为罪的观念，用全新的方式思考金钱，务实地接受利润。他们开始寻找新市场和机会。伦敦商人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们不可控的因素影响，他们在地理学家和航海家的帮助下，到达了比西欧更远的地区。这些地理学家和航海家笃信可以通过远距离航行建立新的贸易联系，这样就能效仿甚至超越葡萄牙和西班牙。尽管在一本关于伦敦的书中详细描写他们前往亚洲和俄罗斯、美洲和东印度群岛的航程有些奇怪，但是不写这些，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座城市的商业精英在全球各处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但未能将整个世界收入囊中。正是在伦敦历史上这一决定性时期，商人和君主顾问的利益才相互交融。本书显示了金钱和权力如何毫不费力地走到了一起。如果不仔细审视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一个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世界性的贸易组织是如何成立的，又如何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成就了一个帝国。如果说世界重塑了伦敦，那么伦敦反过来又改变了世界。

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书。我希望这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当然，关于伦敦的书已经汗牛充栋，其中一些作品讲述了这座城市两千年的漫长历史；还有一些作品，其详尽的学术研究成果令人敬佩，堪称典范：它们探索伦敦的组织管理、商业精英和同业公会、古迹、人口、宗教改革、印刷文化、建筑和文学生活。尽管这本书的大部分学术基础都隐藏在尾注和参考资料中，但我应在一开始说明，我必须向那些投入到这些专业领域的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试图写出新意，通过从三个层面捕捉伦敦的生活来推动这个主题（也推动自己的思考）：探索城市及其建筑是必不可少的，但首要的是那里的人民，我尝试辨认出他们的些许生活痕迹。我重视人物肖像、信件、戏剧、诗歌、布道和旅行冒险书籍，同样我也看重木刻、织物、信件和墓碑。所有这些材料帮助我们发挥想象力，复原伊丽莎白时代伦敦人的生活。探索和遭遇这两个词在本书中不断出现，这本书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人们如何接受一个改变中的世界。对于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伦敦人来说，这些变化真实地发生在现实、物质、思想和想象等方面，而且他们无处可逃。

我们在最开始必须考虑1666年伦敦大火造成的损失。当时这座都铎王朝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彻底摧毁，本书中描述的多数建筑和场所都被烧成灰烬。我们对16世纪伦敦的认识来自考古学知识，以及那些在那场大火中幸免于难、而后又逃过了战时的炸弹和时间侵蚀的书籍、报纸、地图和图画。如今，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让都铎王朝的城市走出黑暗、成为焦点。中世纪编年史寥寥数笔描绘的伦敦教堂尖顶的木刻画，与我们后来利用图纸、草图、版画和调研考察出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每一个角落存在着天壤之别。这座城市发展出了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似乎伦敦人和其他人都认识到他们身边事物的广袤和本质，并且他们以新的方式记录伦敦。例如，伊丽莎白时代剧场里的戏剧就为我们展现了这座城市的样貌、声音、颜色、时尚、娱乐和生活方式。彼时这座城市正在发展出崭新的、引人瞩目的文化自信。

一些伊丽莎白时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如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gh）爵士、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甚至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都被有意地放在本书的边缘位置。我给另一些人更多的空间，大多情况下这些人都隐藏在我们熟知的那些人物的阴影下。他们当中有些成就卓越，应该被更多人所知晓，比如小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他是殖民地的地理学家和理论家，其巨著《重要的航程》（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是英格兰散文的骄傲。还有探险家和商人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他把伦敦的名字及其贸易往来带到了俄罗斯、波斯和其他国家。托马斯·斯迈思（Thomas Smythe）爵士，他跨越16和17两个世纪，是位能力高超的商业官僚，使英格兰在东印度群岛和美洲的贸易与殖民得以成型。另一些人不太显眼，然而，无论他们是在安特卫普贸易的普通商人、在教区教堂做礼拜的普通伦敦人、来到城市寻找安全感和工作的外国移民、反权威的愤怒年轻学徒，还是劝说伦敦人悔改的传教士，他们一同组成了复杂的伦敦生活网络。这本书意图引领读者用更多的时间观察伦敦街头和海外商人，而不是行走于伊丽莎白时代宫廷权力集团之间。

许多人都帮助我，让我笔下的都铎王朝的伦敦鲜活起来。确实，我们不可能不被人们的生活、活力和经验累积形成的影响力、社会团体的丰富多样，以及致力于探索世界上遥远地区的巨大力量所打动。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归于一座城市。

①里格是一种古老的长度单位，约等于5.556千米。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下文不再重复说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