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恩师费孝通

我第一次见到费孝通先生是在1987年。那一年，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经济建设如火如荼，各地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当时，我正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徐经泽教授指导下攻读农村社会学硕士学位。徐经泽教授参与了费孝通主持的“城乡一体化课题研究”，这个课题组由一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科研院所的学者组成。那年冬天，我跟随徐经泽教授参加在北京大学西南角马路对面的畅春园饭店举行的“城乡一体化课题研究”会议，费孝通先生是会议主持人。会议结束后，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1988年秋天，在徐经泽教授的鼎力推荐下，我如愿以偿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费孝通先生指导下学习城乡社会学。

虽然考入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但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和研究的基地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后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所当时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城乡发展研究室，我们当时简称其为“城乡室”；另一个叫边区开发研究室，简称“边区室”。我在前一个研究室学习和工作，主要是研究当时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问题，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又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了区域和城市的研究。边区室主要是研究边疆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发展，诸如西藏、内蒙古、甘肃、宁夏等。研究所聚集了一批学习人类学的教授、博士和博士后。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大家的问题意识要浓于学科分界，这可能与费孝通先生本人关注农村发展、边疆开发、国家富强而并不怎么注意学科分界有关。

从1988年到1991年，我在费孝通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费孝通先生已79岁，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职。尽管公务繁忙，但费孝通先生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仍高度重视。记得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费孝通先生对学生的教育培养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新写的文章在发表之前经常要我们研读和提建议，有时也一起座谈，这的确是一个深入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二是带我们出差。我跟随费孝通先生去的地方主要是东部和中部省份，如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后来也去过陕西等地。在出差途中，一方面我们在火车上与费孝通先生交流，听他阐述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认识和思考；另一方面跟随他实地观察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亲历了那个时代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实践探索、发展历程和理论研究。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当时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老师们出于从整体上对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学科布局的考虑，希望我以研究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和生平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潘乃谷老师把这一想法报给费孝通先生，当时先生感觉这样的研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里，我把费孝通先生对我的论文所作的评语转录如下，从中也看到先生对我，即他的学生来研究他本人是有顾虑的，但也作了一番考虑，并做出了整体的安排。

指导博士生研究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为学方法本身是种尝试。我先得讲一下我作为丁元竹的导师怎样决定这个研究题目的。我有一种想法：一个想踏进社会学这门学科，希望在这门学科中能做出一点学术上贡献的人，最结实的学习方法之一是在对社会学有了概括的初步认识后，挑定一个在这门学科中有一定成绩的学者，把他一生所发表的著作，有系统地阅读一遍，追踪他思想发展的经过，然后把各阶段的思想放入各时期社会学发展的总过程中看出这个学者的地位和特点，再把这些变化和特点放进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他这种思想所以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其所发生的历史效果。我所主张的这种方法是我在自己的学习中摸索到（的），但并没有系统地这样做到，所以很想找个年轻人来试一下。丁元竹愿意接受这个学习方法并同意作（做）一个试验。这篇论文是这个试验的结果。

丁竹元（元竹）挑选我作为研究对象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意。在同意这个题目之前，我考虑到由我来指导做这篇论文的导师是否合适。一个导师指导一个博士生研究自己的学术思想有利也有弊。有利是在导师作为活标本有条件可提供所需要的活资料。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学业有比别人更熟悉的一面，他可以提供别人不易提供的资料，但有弊也就在这一点上，一个学者对自己也有被自我意识所影响而看不到或看偏了的一面。而且导师和博士生的关系也存在着两面性，既有左右学生思想的一面，又有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尊重学生自我发展的权利的一面。何况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里，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还不限于单纯的思想领域里的指导和受指导的关系。所以在选定这个论文题目之前导师和学生之间必须自觉地端正自己的态度，要求学生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资料，不受师生间的感情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不涉私念，不从偏好。导师既要引导学生端正态度，还要防止灌输主观的见解。为了保证双方主观方面的正确态度，我还建议学系主管部门在组织上采取措施，邀请韩明谟教授参予（与）指导，不仅对学生起辅导作用，也对导师起监督作用，保证学生不唯上、不唯师而能主动地独立思考。

这篇论文是在上述学习方法的指导下写成的。首先是着重在资料的搜集，尽可能地能搜集到我一生的著作，并仔细地阅读，并作简要的提要，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由于我从1930年学习社会学以后就开始写作有关社会学的文章，直到目前还没有停止，已有50年。我自己保存的早年的著作，在“文革”期间已几乎全部烧毁，所以必须到各图书馆中去寻觅，劳动量是很大的。这一段工作的结果就是论文的附录：费孝通学历与著作提要。这个附录本身是一项研究工程，也是一项研究成果，因为不仅是著作和论文的目录，而且包括了作者的年表事略，著作部分中还写了提要。这部分工作为论文本身打下了基础。

这个附录，可以说基本上包括了我过去所发表的全部著作和文章。我加上“基本上”三字是因为有相当数量在抗战时期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和刊物上没有署名的文章现在已无从认辨，无法列入这个书文目录里。

一个人的学术思想不可能不反映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情况，而且也可以说一个时期的学术思想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是密切结合的，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丁元竹在搜集和编排资料时已注意到这一点，在附录里每年都附上当时政治上的大事记，为后来分析我的思想时作（做）出了准备。

丁元竹按照我在上面已叙述的研究程序，对我在已发表的书文中所表现的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分析。我对他的结论将不加评论，只想对他在论文中所表现的认真为学的态度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应当指出他不仅对我的社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有较深刻的理解，而且对同时期社会学界的中外学派也有了概括的认识，可以说他已踏进了社会学这个学术领域。在我看来，我早先提到的社会学入门方法是可行的。

我在阅读这篇论文时回想起在决定以我的社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对象时曾预见到的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发生在我自己认为我对这门学科只做到了一些探索的工作，我称作“破题和引路”的初步尝试。我这一生的志愿与其说是想建立一门学科，不如说想积累一些对我自己的国家的社会知识，也就是为科学地认识我们中国做出一些贡献。在“科学地认识”的过程中当然存在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就是说我离不开理论和方法去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和方法，我一直看作是达到我的目的——认识中国——的工具。要建立一门学科，依我现有的理解，就需要一套有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要能用易于为人所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由于我并没有以此为目的来进行我的思想活动，或说学术活动，在我过去所发表的书文中是不容易看到我对理论和方法有系统的叙述。由于这个原因我很担忧这篇论文可能不容易写好。

经过丁元竹的尝试，他在我的著作中看到了没有经我自己用明白的语言表白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他的“再创造”，特别是和其他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对比时，有些包含在我研究实践中的理论和方法，用语言表达了出来。这是他的成绩。当然这也说明任何反映实际的认识，在认识过程中是不会没有“理论”和“方法”的。

把研究实践里包括着的理论和方法明白而有系统的（地）表达出来，在学习运用这些工具的人是有帮助的，我心目中的“学科”就是学习的科目，那就需要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把前人探索和积累知识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有系统的（地）表达出来。这是学科建立的工程，我在指导这篇论文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自责的内疚感，因为我并没有满足要求我建立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人的希望。当然，我在这一生中能否满足这个希望是个很难说的问题：一是我有没有这种自觉的要求，二是我有没有这种能力，三是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有没有在中国建立起这门学科的具体条件。我至今还是这样想，先有实践才能有学科，先有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理论体系，即一门成熟的学科。

我在这篇论文的评语中写下在指导这篇论文过程中得到的体会，也许不能说是“出格”或“多余”。因为我把这篇论文作为指导博士生研究导师本人的学术思想的尝试。对这篇论文的评语也就是对这种尝试的评语，作为这个试验的设计者，和作为这个试验的当事人，我觉得我应当把经过这次试验得到的体会，如实的（地）写下来。我自己觉得这次试验是成功的。

至于对这篇论文的水平来作评语，我认为应当说达到了博士学位的要求。他不仅通过这篇论文的编写，得到了一次有规定程序的研究实践，在实践中表现出了认真为学的态度，和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在探索导师的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他进行了“再创造”的工作，而且熟悉了许多中外社会学者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都达到了博士的水平。

我建议授予丁竹元（元竹）社会学博士的学位。

费孝通
1991年6月2日

在写这篇评语的时候费孝通先生已经81岁，这是一份6页的评语，对论文的背景、写作、特点、不足都作了详细分析，对论文进行了整体评价，字迹密密麻麻，实属不易。这些年，我自己也带学生，感觉从来没有对一篇学位论文作出这么翔实的分析，写出这么大篇幅的评语。每每看到先生的评语手稿，心里总有惭愧的感觉。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态度、治学风格和学术责任值得吾辈学习。

由于年龄的原因，评语中有一些笔误，比如说我的名字在前半部分用的是“丁元竹”，后面就写成了“丁竹元”，但先生在高龄之际能写出这样大篇幅的评语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让人不由得为先生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每每看到这篇评语，我总是想起先生慈祥的面容。

简言之，从1987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我对费孝通先生的著作进行搜集和整理，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应该说是一次非常艰苦的工作。

说这项工作艰苦，是因为当时费孝通先生的著作，特别是早期的著作在国内还没有人搜集编辑［在国际上，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费正清先生的博士生阿古什（David Arkush）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对费孝通先生的著作进行了搜集，但也仅限于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搜集工作］，散布在各大图书馆的文献中，尤其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在《益世报》《北平晨报》以及40年代发表在《大公报》等报刊上的文章，需要通过缩微机器来搜集，确实非常艰苦。我需要每天去北京图书馆用手摇的方式在缩微机器上寻找文章，这项工作大约持续了两年。

缩微翻拍下来的文章不清楚，需要辨认和抄写。我把这个时期所有翻拍在胶片上的文章抄写出来，用了大量的时间搜集和整理这些资料，之后又进行写作，形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大约在费先生去世两年之后，即2007年，我把博士论文重新作了整理并以《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为题交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老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行政楼南边的图书馆，那里也有大量的早期文献，不能复印，只能抄写。我需要每天去那儿抄写，这期间，我爱人江汛清女士也常常去帮我抄写。再就是到清华大学查阅，主要是想知道费孝通先生1933年到1935年期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期的情况，包括他在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С. 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教授指导下进行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和人体测量情况。

在论文资料搜集过程中，我访问了很多与费孝通先生有过交往的先辈，如冰心先生、林耀华先生、廖泰初先生、袁方先生等，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他们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回忆片段和观点。

从1991年到1996年，我留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常跟随费孝通先生外出调研，调研途中经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包括当代发展中的问题，也包括历史上他的经历和我感到困惑的一些问题，他都作了一一的解答。有一些我在书上看到的有关他的问题，也请他作了进一步澄清和说明，包括他的姐姐费达生的信仰问题，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测量头骨的数据和广西大瑶山人体测量的数据去向，与费正清先生的交往情况，等等。

费孝通先生治学的鲜明特色是“学以致用”。早在从事社会学初期，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他说：“‘学术尊严’！我是不懂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亦是功能），亦可以做食粮（亦是功能），若叫我选择，我是从食粮。”[1]在后来的多次著述中他都指出学者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是要不得的，因为一方面从方法论上讲，为研究而研究是一种受到兴趣驱动的活动，为研究而研究的人，一旦兴趣不同了，就可以为不研究而不研究了。社会研究的目的是旨在提供一套认识社会的工具。1936年，针对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他写道：“社会学在中国目前已遇到了一个转机。因为过去‘美国式’的社会学已不能再获得社会上，甚至学术界的信用，连喘息在大学课程里的机会也发生了问题了。对于过去中国的社会学怀疑是很合理的，因为在过去十几年中，‘社会学’并没有对于了解中国社会及改造中国社会有过任何显著的贡献，一个对于民族的生存上没有价值的东西，至多只能做个人的癖好，决不能在社会中站立得很久的。”[2]20世纪80年代，他又以类似的语言批评了那种流行于西方人类学界的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的研究取向。在他看来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用得到的知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否则它无异于游戏和玩麻将。“志在富民”是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的内在动力。

1983年，在江苏省组织小城镇问题研究时，费孝通先生对课题组的同志说，一定要坚持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在他看来，学者就是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

自1979年领衔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以来，费孝通先生把为现代化服务作为社会学建设的宗旨。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社会学在过去的40多年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时俱进，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研究，发展出若干新的学科分支，拓展出若干研究领域，孕育出若干重大理论和思想，培养出若干在发展领域具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实践证明，社会学只有贴近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才有前途。

20世纪末年，回顾自己近一个世纪走过的路程，费孝通先生认为自己对于中国的社会调查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来获取研究材料，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以得到对于问题的认识，进而按照自己的认识想方设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发展道路的理解。这包括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他在2002年写道：“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3]中国社会的出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费孝通先生找到了探索这条出路的方法，那就是实地研究。

每当思考或者讨论社会和文化是一种什么样关系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的一段经历，或者说它是我思考问题的原点。当时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小圈子里有一个惯例就是，费孝通先生每写一篇文章都要拿到有关研究人员和学生中传阅、学习、研讨，大家也可以提出意见。有时，先生甚至不顾年迈，亲自到北大与研究人员和学生一起座谈、讨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的《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一文，那是他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老同学利奇（Edmund Leach）博士写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1982）一文所作的回应。在这篇文章中，针对不同环境下文化的差异，针对当时世界文化在现实和学术领域的冲突，费孝通先生提出要以“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蕴含着人类的智慧，每一种文明都值得我们关注、研究，从中吸取营养”[4]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想之一。这个思想是费孝通先生从人类学角度考虑人类不同文化的和平相处、文化之间的平等问题。

1992年春，我随费孝通先生到山东曲阜，访问了“三孔”——孔林、孔庙和孔府。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在孔庙坐了很久。我看得出，他当时思绪万千。回到北京后，他在“北京大学社会学10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谈了他访问孔林时的思考和感想，后来写成了名作《孔林片思》。在这篇文章中，他认识到，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是否还能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球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上。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表明，费孝通先生已经从对文化的思考进入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思考，从社会发展这个更广泛的视角透视中国乃至全球发展，考虑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

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费孝通先生从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考虑问题，而是紧紧追赶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不断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民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费孝通先生在《孔林片思》中把他的文化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他把这种相处称为人的心态关系，他说：“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深刻的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5]

1993年7月，费孝通先生赴印度新德里参加“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演讲，将其以往文化平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的思想进一步升华，形成美好社会的思想，提出：“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中所发生的这些新事物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理解，其中是否得出一种看法，人类大小各种群体是可以各自保持其价值体系而和其他群体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而容忍不同价值信念的并存不悖。”[6]政治平等、经济公平、社会公平、文化公平和环境公平等思想在这里得到更进一步升华，成为他的美好社会思想的核心。

在中国学术界，费孝通先生是一位有着自己鲜明学术特色的学者。几年前，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友会的会议上，北京大学的一位领导说，费孝通教授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至理名言，价值之重要、意义之深远、影响之广泛，非学术论文能比拟。这位校领导的言外之意是，学术评价应当追求多元化。

此外，我还在本书中专门讨论了“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这句话源自费孝通先生本人，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友人讨论学术的意义和价值时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它至今仍有重要启迪。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话题。一时间网络上各种信息云起，热点问题频现，其中引起我关注的话题之一是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发文破除SCI论文至上的文件，以及各界对这个话题的热议。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界定学术的目标、目的和学者的责任问题。由此我联想到《乡土重建》中费孝通先生的治学风格。其实，这不是当前或者近一个时期的学术话题，而是一个困扰中国学术百年的重大问题。事情有时是如此巧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主编哈正利教授来电话，希望我就《重读〈乡土重建〉》一文做一些润色和增加一点内容。于是，我在原稿的基础上，对整篇文章的角度进行了调整，并把题目改为《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我就想从这个视角谈谈自己对《乡土重建》的理解和恩师的治学风格，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对当前有关热点话题的思考。

博士毕业至今已30余年，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回顾我这些年的学术研究和工作历程，翻阅当年的文献，感触颇深。我于1985年进入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社会学，1988年进入北京大学师从费孝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教学研究6年，其间外访加拿大1年，1996年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任职12年，2008年到国家行政学院（2018年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央党校合并组建成新的中央党校）工作至今。这些年，总体上我没有离开过学术研究，但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研究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从北大的理论教学和学术研究到国家改革委的宏观政策研究，再到国家行政学院的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教学与研究，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民生保障教学与研究。这些教学和研究经历使我对很多学术问题有了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感受，也使我对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经历有了不同的感悟和理解。在我看来，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先生的学术贡献就在于，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研究中开启了中国社区研究的先河，在对不同社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类型比较，使他能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成深刻认识和整体上的把握，写出了《乡土中国》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了“社区”这一概念和“差序格局”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领衔人，费孝通先生倡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从中国问题出发，从中国发展需要出发，紧紧扣住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这个主题，建立迈向中国人民的社会学，他一生秉持“志在富民”的学术价值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引领中国社会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在长期研究农村和农业、小城镇、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基础上，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总结，对自己的思想不断梳理，发表了名作《小城镇　大问题》，晚年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并归纳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大贡献。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我在本书中将按照上述逻辑顺序展示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建设的探索，希望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研究，进一步探索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路径和方法，为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提供一个历史、理论及方法的实例。

丁元竹
202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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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9页。

[3]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152页。

[4]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0页。

[5]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198页。

[6]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