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幕
当前，两派历史学家激斗正酣，极端点说：其中一派否定同样一件事可以被发明两次，所以，如果世界上相距甚远的两个地方的风俗表现出相似性，它们一定出自同一源头；另一派中徘徊着一些死硬派，大部分人都是纯洁的学者，他们机械地拒绝任何追寻共同起源的尝试，并自信地认为同样的观念可以各自独立地出现在世界的不同地方。
我们知道的事实越少，争论就越是激烈。这也确凿地表明，我们还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事实资料。要我说，如果我们首先查明了我们自己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近亲形态，进而确定这些近亲形态的演进及多样化进程，上述争论就不可能发生；因为我们会非常确定，经过如此广泛调查还没有揭示出来的过程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去追寻事件的实际过程，再进一步推演发展的规律。为了协助这个任务，本书即旨在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提出一个观念系统——我们会最简便地称之为“神圣王权”的发展及其结果。如果我们不能早晚有一天确定我们观察的所有形式是否有着共同起源——最终，我想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这种调查就几乎没什么用；但是，除非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材料，并排除了其他理解的可能性，我们是不会下结论的；因为我们终究不可能目睹那些共同的起源，我们只能推断，最后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被积累起来的证据推动而得出结论。
然而，没有人能够完全罔顾所有的一般规律而进行调查。科学和其他事业一样，我们总得有原始资本——可能只是借来的资本。我们最容易借鉴的是自然史，因为它在如何从偶然的相似性中发现规律方面有长期的经验。就个人而言，我愿意相信，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远不止是类比，人类风俗的无数变体表明人类为了获得更高的力量而进行了无尽的实验，在新发育的感官的帮助下不断探索，孜孜以求达到更高的级别，在显微镜的观察下，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进化的过程。即便情况并非如此，在人类与自然之间除了类比再无其他关系，类比也总是富有教益的。现在，自然史已经认识到了独立的发明。比如说，没有人会相信某种哺乳动物被迫逃回水中去研究鱼类、学习鱼的生活方式、通过模仿鱼而发展出鳍和梭形身体，最终变成了鲸鱼。人们已经承认，面对和鱼同样的进化推动力，这些哺乳动物用和鱼同样的方法解决问题，选择了类似的路线和手段。相似性来自趋同机制，而非共同起源。这两种机制是彼此对立的：同样基因的物种从共同的祖先开始分道扬镳，其差异有时大到粗心的观察者无法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相距甚远的物种在同样的环境下逐渐趋同，以至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甚至超过了有真正联系的物种，比如海豹和儒艮从外表的各个方面看接近的程度都已经超过了它们各自的物种来源——食肉目和有蹄目。然而，相似只是表面的，只是形式的一个方面，只能蒙骗外行的观察者；人们在表面相似性的背后发现的结构讲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我们只需要考虑什么是一条真正的鱼”，《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写道，“在各种各样的形式、尺寸和颜色的背后，所有鱼类都有共有特征，我们可以在界定一条真正的鱼并将其与其他纲的生物，比如爬行动物、鸟和哺乳动物区别开来的所有特征中发现这一点。鲸更像哺乳动物，而不是鱼。鲸本质上与牛和马一样，只是外表上看起来像鱼，那是因为它要适应同样的自然环境……鲸身体结构的所有部分都向我们展示着两种法则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一方面是类型的统一，或者说，对基本的继承结构状态的坚持；而另一方面，是对其生存的特定环境的适应，并逐渐固化于环境”。
趋同机制无疑也发生在风俗领域，只是由于人类过于活跃而从没有完全排除借鉴他人的可能性，所以更难被证明。然而仍旧存在确定的案例，我们知道原始印欧语言对冠词是完全陌生的，但几个分支的印欧语言都通过利用指示词达到目的而各自发展了同样的冠词形式。我们可以看看希腊语的冠词发展：荷马经常将指示词用作加强语气的冠词；在古典希腊语中，指示词已经缩小成了必须使用的冠词；拉丁语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重复了同样的过程。梵语和希腊语经历了相同的路径，但僧伽罗语却返回了梵语而失去了冠词的萌芽。另外一方面，美拉尼西亚的各种语言虽然与印欧语言完全不相关，却具有必须使用的冠词，而且似乎是从指示词中发展而来的。由此可以断言的是，指示词倾向于弱化成为冠词，一旦条件允许，这种倾向就会变成事实，然而我们对这种全世界共有的特定条件仍旧一无所知。
比较建筑学的学者更加熟悉趋同的概念，因为他们习惯于将自己的艺术当作解决问题的方式，并留心在哪里同样的方式解决了同样的问题。圣史蒂芬·沃尔布鲁克（St. Stephen Walbrook）教堂和耆那教寺庙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两者都是在方形地平面的每边有四个立柱，每侧中间两根立柱的顶端都和邻边中间的两根立柱的顶端以梁分别相连，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八边形，在八边形上面安置圆形的穹顶。英国和印度的建筑师都恰巧想到通过八边形将方形与圆形相连。然而，这种相似性只是形式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模仿博物学家的口吻说：“我们只需要考虑什么是真正的印度庙宇，然后我们看到真正印度庙宇的每个特征都将其与其他类型区别开来，比如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教堂，圣史蒂芬教堂虽表面与耆那教寺庙相似，但终究不一样。”
我几乎可以说是捕捉到了一个斐济的趋同化行动。一位热情的卫理公会的世俗讲道者为自己的种族衰退而倍感忧虑，他通过将这些忧虑写下来而得以舒缓。他将种族衰退一直追溯到对斐济旧神的忽视，但他并不打算提议废除新宗教，而是认为旧神的地盘和新神的地盘被混淆在一起了，应该将它们区分开。基督教的神是精神之神，只有为了精神的福利才应该向他祈祷，他对俗世的权力已经被委托给了旧神，斐济人为了俗世的福利应该而且只应该向旧神祈祷。一位早期教会史研究的权威在1912年的《希伯特期刊》（Hibbert Journal）上读到了这个故事的译文，他对我说，这跟诺斯替教的情况非常像，他还指出，同一期的《希伯特期刊》有篇文章叫作“原始基督教所处的充满精灵的环境”，文章列举了基督教进入罗马帝国时遇到的一大堆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解决方式。而我们的斐济朋友从没听说过诺斯替或者罗马帝国的精神困境，卫理公会传教团之外再没有人支持他这种推断，所以他尽量秘而不宣。他的宗教结构肯定不是与诺斯替教相关，而是一方面与斐济的异教相关，另一方面与不信教有关：他的神是斐济的旧祖先神和耶和华，而诺斯替教则在谈论宙斯、上帝、奥西里斯和主要被希腊哲学塑造的至高神。
关于趋同就谈到这里。导致多样性的相反的进程不必在这里举例。下文叙述的大量的习俗和信仰都是从共同的母体当中分化而来，其差异化的程度会让我们在乍看之下无法相信它们有一丁点关系。
只要我们还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外表的相似性，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就像解剖学之前的动物学一样。本书的目标就是解剖风俗，既然本书关注整体结构，它就几乎无可避免地以共同起源来收尾；不是说不存在趋同机制，而是说目前调查的直接范围还顾及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