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社会研究的时空预设 [*]

第一节　古希腊文明的时空关联

空间观念是理解古希腊文明兴起与秩序结构的核心，时间观念则是理解其流变与衰亡的关键，只有把空间与时间两种观念统一起来，才能完整地理解古希腊文明及其对后世西方社会历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观念渊源。古希腊文明的“空间”概念不能简单地从地理疆域意义上，也不能简单地从人口聚集与资源占有意义上来理解，而是指一套秩序结构和理念精神，旨在接纳与塑造事物的本质，从而把原本的无序状态变成正当的秩序存在。古希腊的时间观念是在理念的永恒存在与感觉的瞬间存在、静止稳定与运动循环之间进行比较时形成的，因此虽然与代表永恒真理的空间观念同时出场，但却处于明显被排斥、被抵制的次要位置。这种时空一体观首先产生于古希腊的神话中，然后在物理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充分展示出来。

一、 神话

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明的真实来源。古希腊历史分为森林时代（氏族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与平民时代（城邦时代）三个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神话，成为历史的起源，后人只能通过神话来获得关于古希腊文明起源的信息，因此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神话时代”。根据法国人类学家维尔南的分析，古希腊诸神话中有两个特别的神祇，即赫斯提与赫尔墨斯，两者缺一不可但非亲非故。赫斯提居住在四方形的房子中央和大地的中心，象征着人类居所的中心，意味着确定性、不变性与永恒性，构成人类空间开拓的宇宙中心以及与大地合一的原点；相反，赫尔墨斯代表在大地上游荡的神，生活在俗世的人们中间，是诸神中最亲近人类的神，他居无定所，没有固定、不变与永恒的东西来限制和封闭其行动范围，因此代表运动、变迁、状态的转变、过渡和交流，引领着季节的更替变化与人的生死轮回，“是人和神、此世生命和天国众神之间的联系者和中介人” [14] 。

那么，在古希腊人的宗教意识中，这两尊神为何可以组成一对呢？那是因为，他们共同承担神圣的功能，两者是一种互补又对立、同时出场又缺一不可的关系。赫斯提代表女性身份、祭坛、家庭空间观念，是“人类内在的、确定的、封闭的和自省的方面”；赫尔墨斯象征男性身份、行动与时间观念，是“外在的、开放的、流动的、与他人的交流”。这种对立共存的内在紧张关系意味着古希腊的时空观念存在一种张力：“空间要求有一个中心，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支点，人们须以这个支点为导向，以它来确定各种存在本质差异的方向；但空间同时也呈现为一个运动的时间领域，这就意味着须存在各点之间的位移和过渡。” [15]

由此可以展开，在古希腊神话中，神（天空）、祭坛（神庙）、虔敬者（公民）和隙地（城邦土地）以最原始的方式构建“空间”观念，成就一个完满统一的有序世界，突破了自然形成的家庭和部落空间。这种空间观念表现为三个规定性：1.空间作为物质性的实体存在，有超自然性，抵制时间之流的侵蚀；2.空间具有敞开性，是被火光照亮并接受神意和逻各斯的地方；3.空间确保公民整体享有公共的神，把精神家园与肉体统一在一起。这三个规定性奠定了“共同体”以神为顶点的空间结构，并由三个阶层构成，即神、观照者（诗人、理论家）和公共生活的行动者（政治家以及作为公民的贵族）。 [16] 空间结构表明古希腊的人神共在，其政治源于神意的合法性。古希腊人将从神那里得来的宗教观念转化成世界观、公共价值、社会习俗与制度结构，用以指导规则化、仪式化的行动体系，形成时空关系观念的心理认知结构与西方文明的来源。

当然，古希腊神话中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在不同领域中表现出来。古希腊神话把空间视为人神共处的多层宇宙，上层是宙斯与众神的空间，中层是人的空间，下层是死者与地下神灵的空间，由此形成以大地为中心的几何空间，并用距离与位置、圆心与周长来定义几何空间的稳定性。这就把天文学思想转换为以几何学为特征的数学与物理学，从而古希腊神话也是语言文字的来源，形成了社会知识与自然知识相互关联的语词、概念与知识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神话成为时间与空间观念的最初来源。

二、 政治学

城邦的政治空间与物理的几何空间关系密切。克里斯提尼改革使雅典城邦第一次打破了因社会、家族、地域、宗教等差异而造成的政治隔阂，让自然状态的男性走出家庭，成为以政治行动与言说为标志的公民，建立了全新的“秩序空间”，即同质性的、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政体。在历史学家看来，克里斯提尼实施的政治改革吸取了空间观念主导时间观念和计数体系的古希腊文明精髓，把宗教意义上的想象真正变成经验上可以操作与实践的政治形态。 [17]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第一个特点是创立公民空间，或者“空间政治学”，在城邦组织方面以地域空间原则压倒性地替代了血缘部落原则。部落、胞族、村落都与固定的土地关联，是时间缓慢变化的结果，但改革把城邦的政治权力“心脏”放在雅典城，每个部落派代表参加祭祀、战争与日常政治的活动；城市中心的广场成为公共空间，部落代表在任期内轮流主持公共活动。城邦活动中心的确立把宗教象征与政治象征结合起来，而且自由、运动的公民通过行动集合形成公共空间，替代了原来由时间变化形成的、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空间，也打破了原来家庭空间的封闭性。不同于家庭空间严格的等级结构，城邦空间的中心点与周围空间的关系体现了相似性、对称性、等值性，体现了同质与平等的关系结构，形成了政治与宗教相统一的一种新的空间结构。政治的空间边界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其存在于人的理性逻各斯通达之际，是由所能理解的神话起源、所能交流的语言以及所能约束的伦理秩序限定的。

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 [18] ，其中的“人”是指雅典公民，“政治”是指城邦的秩序空间，可以使公民脱离血缘、地缘的限制，在信奉共同的神及参加祭祀仪式和政治管理中充分实现其自由天性。政治学与哲学都源于城邦，只是前者作为一种行动的学问，关注公民追求最高善的实践活动，而哲学以关注公民思考最高价值性存在为目标。古希腊政治学的本质性任务是以空间对抗时间。因为时间意味着衰败与消逝、对起源的侵蚀，而政治学则是强调空间的本源性及生生不息的永恒性，从而以空间的秩序抵制时间的流变。当然，其他学科知识与政治学一样，都来源于城邦的公共生活。正如后来维柯所言：“玄学、逻辑学和伦理学各方面的原则都是从雅典广场上产生出来的。” [19]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第二个特点是创立了人造的公民时间，或者“时间政治学”，把日历与五百人委员会的轮流执政时长结合起来：一年划分为360天，10个地域性部落产生10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掌管城邦最高权力的时限为36天。因此，时间组织是按照空间管理进行设计的。同时，这种公民时间完全等值，并且可以交换，确保时间整体的一致性。因此，所有政治组织、空间结构与时间都可以用数量来表达，并且都与10个部落的总数量有关联，从而形成五进制或十进制的度量衡标准。当然，“时间政治学”还不止于此，应更广泛地包括政体的兴衰与流变，这充分体现在城邦时代后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政体更迭的讨论中。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8—9卷对城邦的衰变史进行“时间政治学”的讨论：与城邦原型最接近的贵族政体，其由于忽视哲学家的知识，缺乏体育与音乐的艺术教育，而开始蜕变为只依靠勇气的荣誉政体，并进一步衰败为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每一次蜕变都是精神的衰败，转而由利益与欲望支配。 [20] 在柏拉图看来，这些都是由当权者的无知导致的政体衰败，所以需要用知识和真理来限制统治者，而最好的政体便是实现“哲学王”的统治，这是抑制时间侵蚀和城邦衰败，并使政体重返正义和理想的唯一出路。

三、 哲学

在上述意义上，古希腊人在物理世界的秩序模式与城邦政治的组织模式之间、人与神之间实现了同源同构，有同样的几何学原理、空间观念及中心原点。同时，古希腊人还以“物理学”的世界观来论证几何空间的稳定性：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源、运动之源与生命之源，从而把时间的运动变化置于空间的稳定恒久之上，构成了空间对万物变化即时间的绝对主宰。这在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各种相容或斗争因素之间建立了对称、可逆和平等的关系，天文、地理、几何、生物学、物理学、政治学与哲学等所有知识都完全统一起来，并运用了同样的语言、概念工具和其他的象征符号，所有的知识都以几何学为理性基础。当然，这是公元前5世纪的特征。

在柏拉图时代之后，随着城邦秩序出现危机，古希腊文明中的这一切平衡、平等与均质的形态开始消逝，文化与知识内在的一致性不再存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与理念思维之间不再相互渗透。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几何学和天文学的自然知识及其构成的物理空间与城邦的政治空间分离，时间也失去其统一的政治含义。巴门尼德使哲学获得力量，每个学派都有自己关注的哲学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理论体系。 [21]

古希腊神话不仅是西方文明与历史的来源，也催生了理性精神和理论创制活动。这是因为，古希腊人只有依靠理性的语言与理论的推理逻辑，才能理解并阐释神话对于文明起源的意义。唯有城邦开始陷入危机状态，神话的终极性价值消退，哲学思辨的逻辑语言取代充满想象的诗性语言，时间与空间观念的世俗现实意义及其理性精神意涵才得以凸显。因此，只有从神话与哲学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古希腊人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及其在生活世界和价值规范中的意义，而政治、伦理与自然的意义居此神话想象与哲学理性的两端之间。

在哲学一端，古希腊自然哲学普遍把时间（χρóνος，chronos）与空间（τóπος，topos）分开来理解。虽然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as）、埃利亚学派（Elea）、原子论学派（Demokritos）都对时间与空间观念有不同的阐释 [22] ，但柏拉图的时空思想在古希腊哲学中最有代表性。柏拉图把流变与不朽、瞬间与永恒对立起来，认为时间是不朽之运动的影像，与运动变化的现象世界相关联，并且同时生成，但不是属于精神理念的永恒存在。因此，自然现象变化的时间与宇宙世界的不朽相分离，宇宙空间和理念世界是永恒一体的，而自然世界与经验世界只是理念的模拟。相应的，柏拉图把空间视为容纳物质的基体，认为任何物质都需要占据场所，物质与空间合为一体，精神领域的理念空间则是宇宙世界生成的先验条件。显然，柏拉图不仅把变化易逝的时间与永恒不变的空间相分离，而且还把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相分离。这种时空思想对中世纪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过，从与近代时空关系观念的关联度及影响力来说，还是亚里士多德对空间与时间观念的讨论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奠定了近现代时空观念的基础。正如海德格尔所总结的：“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论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对时间这一现象的详细解释。它基本上规定了后世所有的人对时间的看法——包括柏格森的看法。对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概念进行分析，同时就可以倒溯回来看清楚康德对时间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制定出来的结构中打转的；这就是说，康德存在论的根本方向——不管他对问题的新提法与前人有多少不同——依然是希腊式的。” [23]

古希腊哲学的时间观念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循环论，即把时间理解为圆圈，认为万物出于本原，周而复始，又回到本原。这种“时间之环”的循环时间观念追求永恒与不朽，抗拒流变，目的是取消时间本身，反过来突出空间结构的永恒不朽。因此，循环的时间观念与古希腊哲学的理念论尤其是不朽观念相关联，意味着世间万物有规律性的变化，但也有永恒不变的本原，循环则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其中，不变的是灵魂，变化的是肉体的衰亡。从此，灵魂与肉体的二分形成生命循环观念，成为古希腊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灵魂不死观念形成了古希腊循环时间观念，在数学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理念派及斯多亚学派中是一致的，并进一步形成了循环史观，充分表现在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等人的史学作品中。

总之，古希腊在时间维度上的循环生命观、循环时间观、循环史观相一致，并与空间维度上的理念论、原子论、永恒秩序论相一致，构成了古希腊时空关系观念的最重要特征。这些观念虽然在基督教兴起之后为希伯来文明的线性时间观所取代，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历史与社会观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随着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对进步史观的怀疑、循环史观的回归以及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开始在西方历史与哲学领域表现出来，并影响到20世纪历史社会学传统的时间意识。

概言之，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传统一般能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试图寻找一种能为人类理性所领悟并最终把握的认识客体，即客观不变、永恒绝对的确定性知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秉承苏格拉底的理想，构建古希腊时期相对完备的认识论体系，但各自实现的途径不同。柏拉图主张理念论，认为理性获得真正知识的途径是通过灵魂的回忆来认识理念世界，在灵魂vs肉体二分的基础上提出“灵魂不死”的形而上学假设。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全面探讨人的认识能力及认识对象、起源、过程、阶段和方法等，其形而上学假设主要围绕个别vs一般、形式vs质料、推动vs推动者等概念及其关系问题而展开，并提出证明知识为真的逻辑学方法。 [24] 二者的差异并不影响其共同点，即抵制流逝的时间与意外的偶然事件，从而导致了历史与物理、修辞、诗、哲学不同，不能进入认识论范畴。

四、 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生于希腊城邦被征服的衰亡时期，他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认识，超出了柏拉图仅在城邦秩序及其衰败层面上的认识，从形而上学假设的神秘色彩退回到物理空间与历史时间的本来性质。正是因为在衰败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意识才更为强烈，不再受制于空间观念，带来时空观念的相对分离并以物理运动的方式重新关联起来。因亚里士多德对时间与空间均有具体讨论，故得策略性地分开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智者都表明过空间的存在，但亚里士多德对此并不满意。在他看来，物质的客观存在必然占据一定空间，而客观空间的存在必然依赖于物质的存在，物质的位移、运动、体积都带来空间的变化，因此，空间类似于“容器”，虽不是事物本身，却与事物构成依存关系。“空间乃是一事物（如果它是这事物的空间的话）的直接包围者，而又不是该事物的部分。” [25] 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物质共同相处于一个空间，但任何物质的占位都有限制，因此，空间也是特定而有限的。这与事物的一般性和个别性有着一致的关系，后来由牛顿发展为宇宙的绝对空间与具体事物的相对空间。

对于时间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指出，“时间不是运动，而是使运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时间是运动和运动存在的尺度” [26] ，从而把事物在空间里的存在、运动、变化都与时间关联起来，时间反映事物运动前后的数量和持续性。当然，事物的静止及其持续性也是一种运动的存在，因此也在时间计量的范围。与空间一样，时间也依赖于事物的运动及其客观存在，时间与空间因事物而关联在一起。与空间一样，时间也分为具体与无限两种类型：具体事物都有具体的运动变化和兴衰过程，因此有具体的时间规定和限制；同样的，事物有永恒、统一和普遍存在的时间。因此，“时间是无限的”和“永恒存在的”。 [27]

当然，时间与空间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在构成方式上，空间是被事物区隔和划分的，而时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意识整体，且像一个在天体圆周上运动而没有始点与终点的循环流体，是人的意识对外界客观事物存在与变化的反映，或者是反映人对周而复始变化的意识区隔。在存在方式上，时间有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环节，但以“现在”为中心，“没有‘现在’就没有时间” [28] ，现在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是过去的结束与未来的开始。“现在”是时间真实存在的方式，使得过去与未来真正有意义。“过去”是“现在”对事物已变化的记忆，而“未来”是“现在”对事物未发生的期待，二者都因“现在”对变化的意识与感知而被赋予意义。在运动方向上，时空因事物的运动而勾连在一起，但空间在事物的运动与静止中是没有方向的。事物的时间变化是一种单向的、不可逆的持续性运动，处于“永在开始和终结之中” [29] ，因“现在”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当然，时间的连续流变体除了相对性特点，还存在事件发生先后的绝对序列关系。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把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转换为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即空间附着于物体（空间的物质化）上，时间归属于运动的感知（时间的精神化），时空因物质的运动而关联为时空体。这种理解影响了中世纪和近代的时空观，为西方时间哲学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以“现在”为中心的时间界定，是后来西方文明的时间框架。只有在这种时间观念的基础上，古希腊开创的历史学传统，才会成为历史学在文明衰败时受到高度关注的理据。

五、 历史学

从神话、政治学、哲学、物理学等几个方面理解古希腊哲学有关时间与空间关系的观念之后，我们更容易理解古希腊的历史观念以及历史学的兴起。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神话，其时空观念都以神话为形而上学的预设。同样，西方的历史研究传统也始于对神的叙述，柯林伍德称之为“神权历史学”或“准历史学”，认为这看似是陈述已知的事实，实际上却是以神为中心，而人是工具。 [30] 只有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后，“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才真正开创了影响至今的历史学，即以人类自身实践活动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记录在时间上确定有据可查的真实事件，并且尽可能地探索其缘由。这符合“历史学”（history，希腊语στορα）的原意，即通过经验调查而获得的关于人的知识。

希罗多德在《历史》的开篇指出，他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31] 。这个表述可以分为三点来理解：其一，人是或然性与必死性的，容易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必须用文字记录来保存人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其二，这些创造成就的人类不局限于希腊文明，而是多样的各种族群与文明，只要能体现人类自身在与自然共存或彼此斗争中的理性与智慧的成就，就值得被记载；其三，尤其记录与整理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缘由。在这里暗含了一个不言而喻的设定，即人类的行为活动是暂时的、流逝的，而不是类似于自然之物的永恒，因此需要人类自身有意识地记忆和记录。

历史学是关于人并以人为中心的人文知识，必须通过经验调查的归纳而获得结论，并以时间的变化为叙述主线；与此相对照的是，几何学与物理学等学科的自然知识以及与之一致的哲学知识，主要通过演绎得来，并且以空间的方位结构及秩序为中心，而神话与诗歌则是通过想象来赋予丰富的意义。历史学之所以必要，在于自然之物的物理空间是不朽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必死的，时刻面临生老病死的威胁，因此人的必死与自然的不朽无法比拟；而且，在所有必死物中，唯有人才能意识到死亡的威胁以及关于死亡的记忆，人类的生命只能通过周而复始的循环，才能保证有生有死的自身与自然存在一样永恒；因此，需要有一门专门关注人类自身变化的学科知识，记录人类活动中一个个超乎寻常的特定实例与言行，以此形成丰富的事件链，打破生命日常生活的循环。因此，在古希腊文明土壤中诞生了历史学，其不言而喻的三个假设是：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永恒相分离，带来了必死性与不朽性之间的二分，人及其造物与其赖以存在的自然之间相分离。 [32] 这些假设在近代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之后得以重新恢复，并进入西方近代文明体系和知识体系中。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的特征是记录因时间流逝而已发生的人类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历史学的任务则在于，用不朽的书面文字替代口传的言说和个体记忆，不同于诗歌的浪漫想象，可以准确记录并传播人类自身造成的伟大事件。历史学给短时间发生的重要活动及其留下的痕迹赋予永恒的意义，并寻找发生的原因以吸取教训，从而在精神世界获得丰富的历史经验，获得与自然一样的永恒。这意味着，古希腊的历史学与哲学一样，可以保留精神不朽的永恒，反向呼应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永恒秩序的追求，也符合空间压服时间的古希腊文明传统。

当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对历史的理解与关注有很大差异，成就了历史学研究的不同传统：希罗多德记录同时代人们广为流传的故事与传说，倾向于描述在这个大千世界发生的各种奇闻趣事、风土人情与风俗习惯，而不重视考证其来源的真实性，即使探讨原因，也多是基于主观的推测，而不是真正可查的证据；相反，修昔底德开创政治史与战争史传统，集中关注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影响古希腊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并且强调确凿证据以及证据链条的可靠性。

追求确定性与永恒是古希腊人的精神特质，也是古希腊文明的内核。但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进入城邦危机与衰败时代之后，不确定性、流变以及快速变化给古希腊人以强烈的冲击，使之认识到永恒的不可能性与事物变化的必然性。因此，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保留人类实践活动的伟大创举，为后人提供记忆的片刻痕迹而记录人类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事件及其成因，给后来人提供深刻的教训与启示，成为古希腊人的历史意识。为了记录与保留的真实性，要求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事件真实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直接陈述历史学家自己的所见所闻或者事实目击者的证词，还原历史现场，而不加任何修辞与评论，成为古希腊历史学的方法基础。

但柯林伍德指出，这种历史学方法存在三种局限：一是历史眼光的局限，所记录的历史无法超过历史学家自己有生之年的时代，无法叙述遥远过去的事件以及史学家不能到达的地方；二是历史题材的局限，“不是历史学家在选择题材，而是题材在选择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无法以此为职业，专注同一个历史主题；三是不可能写出通史性的史学作品，只能是局部的、片面的、零散的复合体历史。 [33]

除了方法，古希腊历史学还开创了两个背反性的传统，一直影响到近现代西方的史学观念。其一是在形而上学预设上的反历史性倾向。古希腊文明的时间与空间观念源于古希腊神话，神话成为古希腊历史与理性的源头。古希腊哲学家追求知识和对象的永恒性，故而难以宽容社会群体和地方文化的多样性，难以接受时局动荡的不确定性和自然变化的多变性；恰恰相反，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试图从过去获得关于人的知识，并寻找通向永恒的希望。这就是柯林伍德所言，古希腊思想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 [34] ；而历史学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归属于古希腊思想，并且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寻找永恒。

其二是在历史认知上的非历史性倾向。非历史性倾向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书写风格之一，作者修昔底德关注战争事件的变化过程，重视战争背后的政治机制，开创了战争史与政治史传统。但修昔底德更感兴趣的是支配事件变化过程的反历史规律，试图借用历史事件与过程探讨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正如他本人的史学定位所言：“对于过去的事情，除了那些对于目前有用的以外，我们不要再抱怨了。” [35] 这开创了实用主义的史学传统，其特点是，分析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重视给当下人带来的教育意义，或者通过重新发现过去来化解当下的危机或焦虑，使今人不再重蹈覆辙。这成为历史研究的科学知识本身及其意义。这种实用主义传统“没有历史先验的东西” [36] ，没有提供可知的、不变的历史认知框架，也不需要一个终极意义和目的论的普遍假定。于他们而言，历史是偶然的、多变的事件或现象，无法作为获得普遍知识和发现事物本质的来源。显然，古希腊的历史学并没有进入哲学范畴，尚未开创出历史哲学传统。

因此，历史学在方法上的历史性、认知上的非历史性与形而上学预设上的反历史性，成为古希腊史学的特点。当然，在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与古罗马还产生了几位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比如波利比乌斯、塔西佗、李维等。他们对西方近现代史学有着不同的影响，当代的历史社会学传统对此也有不同的继承与发扬。因此，历史研究传统始于古希腊，在方法论层面已开创多种研究策略，成为现代史学的基础。 [37]

概括起来，古希腊历史学家们至少开创出了三种研究策略：希罗多德记录、叙述和阐释人类能动性留下的所有痕迹，强调活动领域的多样性与内容的独特性，为近代之后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历史学家所推崇和发展；修昔底德解释政治活动，分析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为后来突出政治史和因果分析的历史学家所继承，如波利比乌斯、马基雅维利、奎恰尔迪尼、孟德斯鸠；塔西佗的编年体形式则发展出传记和自传的历史学传统，强调人类活动发生的严格时间次序性。 [38] 这几种策略对后来的西方历史学传统有不同的影响，综合推动了近现代历史学的发展。

正是研究策略之间的分歧造成了近现代史学史的内在分化，但除了这些方法与策略层面的分歧与分化之外，更重要的分化体现在认识论及其形而上学预设的分化上。其中，循环论的时间观念与永恒秩序论的空间观念以希腊神话为假设，形成了循环史观的认识论。在下一节可以看到，基督教传统受希伯来文明的影响，形成了线性进步史观，一直影响到近现代西方史学传统。时间与空间在循环与线性进步之间的观念竞争，背后是古希腊神话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形而上学预设之争，构成了古希腊与中世纪及近代之间两种相对立的历史观念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