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部分章节曾发表于各学术期刊，但受版面限制而有所删节，所删减的内容在本书中首次得到充分展现。特此感谢诸期刊的用稿及责任编辑的认真校对并允许结集成书。具体如下：

导论的部分内容曾以《历史社会学的时空预设与学术定位》为题，发表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感谢责任编辑宋琴琼老师；

第一章的第二、三节以及第三章的第四、五节曾以《西方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及其转换——兼论柯林伍德、沃尔什的一致与分歧》为题，发表于《南国学术》2020年第4期，感谢主编田卫平老师；

第五章曾以《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并被《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19年第4期转载，感谢责任编辑刘倩老师；

第六章曾以《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分化来源》为题，发表于《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并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20年第3期转载，感谢责任编辑周奇老师；

第七章第一节曾以《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难题——由来、演化与趋势》为题，发表于《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并被《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7期转载，感谢责任编辑陈泽涛老师；

第七章第二、三节曾以《历史社会科学的分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为题，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5期，并被《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20年第1期转载，感谢副主编黄晓武老师与责编张甲秀老师；

第八章第一节曾以《历史社会学的三种研究导向》为题，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0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19年第4期全文转载，感谢责任编辑唐静老师；

第八章第二、三、四节以《政治学转向什么历史？》为题，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0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老师和责任编辑刘蔚然老师；

第九章曾以《历史社会学能化解学科之争吗？——基于西方学术史的结构主题模型分析》为题，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3期，感谢副主编张志敏老师与责任编辑刘保中老师。

最后，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构思已久，但真正提笔撰写是在刻骨铭心的2019年，而初稿直到2020年夏天才现雏形。感谢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尹振宇老师，本书若没有他的信任与积极投入，也是难以面世的。

2019年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圈点的“高光之年“，对我个体的生命历程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其一，意外得来的双胞胎宝宝，很意外地在4月9日降生，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半月，体重分别为1490克与1720克，接着又住院38天与53天，然后在月子中心再过渡一个月，最终才回到家，至今健康快乐地成长。意外收获两枚千金，使我从此相信，人的一生充满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我们不是努力去选择方向或规划目标，而是在各种意外来临时从容应对。其二，几乎同一时期，投给《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进入紧张的修改环节，外审之严，修改难度之大，要求之高，时间之紧迫，两个月里一轮又一轮的大篇幅修改，以至于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至今都自认为难以想象。在这段时间里，修改压力既极限挑战我的知识储备与智慧，也高强度挑战我的体力与精力。但这足以让我相信，任何人都有无限潜力与上升空间，只要踏实进取，持之以恒，必有成效。其三，自5月份开始，自己的人事关系开始启动调动程序，但延续时间更长，直到10月份才完成。从工作了十几年的华南师范大学转入云南大学，档案调动和办理各种手续就花了半年多时间，其间的等待、煎熬以及各种材料的补充，涉及的部门之多、手续之繁，没有经历过真不知其复杂，这足以让我相信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与韧性。

在这些日子里，我的写作时间完全是碎片化的，从来都没有整天甚至完整几个小时的时间投入到写作中，随时都可能因紧要的杂事而中止思考与写作。幸好，任劳任怨的妻子与经验丰富的岳母精心照料俩嗷嗷待哺的宝宝，全身心投入其中，日夜不辞辛劳；俩宝宝又特别争气，回家后极少生病，更没有再去医院。这样，我一有时间就打开电脑，在家庭内部与外部的嘈杂环境中不断推进书稿的写作。当然，这也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可以不受外在任何干扰，包括宝宝此起彼伏的哭闹声与飞机的轰鸣声，随时随地进入阅读、思考与写作的状态。在此特别感谢家人十几年如一日支持我的学术研究，也让我有机会以这本书的面世来纪念人生这段艰难的“高光时刻”。

郭台辉

2021年7月7日星期三

于云南大学呈贡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