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前世：西方历史社会研究传统

每一种文明与文化体系都存在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意识及关联性，为历史社会观念及历史社会研究传统的认识论基础确立一个统一的形而上学预设，本书把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史置于时空视野更宏大的西方文明史脉络中，视之为西方历史社会研究传统在20世纪的延续。

在西方文明史上先后出现过两种主要的时空关系观念：古希腊时期，城邦秩序的空间意识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追求永恒绝对的确定性法则，抵制或逃避时间流变带来的焦虑，与之相契合的是一种周期性循环变化的时间观念；进入中世纪之后，基督教神学接受希伯来文明的线性时间观念，时间的流变意识开始依据上帝的创生和尘世人类的救赎，获得了统一的开端与结束。从此，历史不再仅仅指向过去，还根据上帝的指示乐观地通向未来；而在人类的精神空间归属“上帝之城”之后，身体的物理空间即“尘世之城”已经不重要了，并且在线性历史中找到了信仰的特定位置，时间与空间意识统一为一体。在时间之“环”转换为“箭” [5] 时，空间观念也从主导地位转变为服从时间观念。从此，西方文明史上不仅存在两种时间观念的冲突，存在物理与精神空间观念之间的张力，还存在时间与空间两种观念之间的竞争。

主导现代西方文明进程的时间观念依然是延续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传统。虽然近代启蒙运动倡导理性化与世俗化转型，但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对“时间之箭”的绝对预设并没有随着基督教神学的衰退而退场，而是通过进步、增长、发展等先验预设的主流观念得以保留与延续，并完整反映在19世纪的社会进化论与20世纪的现代化理论中。同时，古希腊空间观念中的因果、规律、法则、确定、永恒等意识通过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精神而得以传承，并且与线性进步的时间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共同的时空观念基础。时空观念的一脉相承使西方文明进程从中世纪到近代得以不间断地延续，但时间、空间及其之间关系的观念分歧导致现代西方文明体系的内在紧张、冲突与分化。

具体来说，西方近代思想家们普遍接受基督教神学的线性进步史观，并以不同方式视之为形而上学的前提预设，在此基础上接入“我能知道什么”的认识论问题和“我如何知道”的方法论问题。然而，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内在张力导致圣父、圣子、圣灵的分化，各自对自然、理性、意志、历史的地位优先性有不同的理解，为近代的认识论分形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其中，培根以圣子的自然神为形而上学预设，发展出英国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传统，笛卡尔以圣父的理性神为预设，发展出法国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传统，维柯坚持圣灵的意志神预设，发展出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认识论传统。17—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与英国苏格兰启蒙运动竞相发展，相互也有所吸收与融合；时间意识领域的历史观念与空间意识领域的哲学观念也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自然”“真理”“科学”的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同时，从17世纪后期开始，以意大利思想家维柯为代表，掀起了反启蒙运动，18世纪德国哲学家推动历史主义认识论传统的形成，奠定了19世纪前期与近代西欧思想传统分离的基础。

因此，近代欧洲文明一方面继承了中世纪神学传统的进步观念，但另一方面是内部存在明显的观念分化。英、法、德三国代表了近代欧洲三种主要的文明与文化传统，对自然、历史、世界、人等有不同的前提预设，决定其历史社会观念的认识论及方法论，相应地形成不同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同时，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秩序混乱，欧洲思想家们致力于以数学推理或物理试验的思维与方法，建构人类未来美好的社会政治秩序。最终，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法思想家致力于寻找因果法则与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相应也把时间意识领域的历史观念降格为记录过去的文字材料，并用作社会科学的论证材料与试验场地。随着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崛起，德国思想家越来越明确地抵制英法传统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认识论，坚定地以历史和人文为观念基础，抵制科学主义思潮，而德国历史学家不满历史与哲学的混同，要求在方法论层面区分追求普遍性的哲学与追求特殊性的历史学。从此，二者出现了时空分离。以此为滥觞，讨论时间次序的历史研究发展成为职业化、学科化的历史学，把空间秩序带入时间流逝过程，而专门研究秩序空间的稳定与进步，成就社会科学，历史成为其中的论证材料。

19世纪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研究路径及目标存在很大差异。在历史学方面，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秉承德国历史学派传统，把历史研究视为严肃的科学研究，主要任务是甄别史料来源的真实性以追求客观事实，发展出兰克史学派。虽然兰克史学的特点保持形而上学层次的“上帝之手”和认识论层次的普遍历史，但兰克史学派却更推崇兰克史学的方法论层面，即追求档案史料的真实性与独特性，而抽离其“上帝”预设——这在法国发展成为史料派和史学方法论派，在英国则成就了19世纪后期以阿克顿为代表的剑桥史学派。

在社会科学方面，法国与英国思想界提倡在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科学。其中，英国以密尔的《逻辑体系》四卷本为典型，在18世纪经验哲学传统的基础上，突出方法论层次的逻辑经验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则成为19世纪英美社会科学的圭臬。当然，法国的孔德为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他糅合英国经验主义与法国理性主义两种哲学传统，以鸿篇巨制的《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开创实证主义哲学体系。

当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趋势在19世纪前期停留在观念层次，只是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进入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如果说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同质性较强，而社会科学的内在分歧很大的话，那么按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可以划分出三种类型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其中，孔德与密尔可谓解释型社会科学传统的奠基人，旨在寻找社会结构有序运行的基本法则与因果规律，是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主导范式的先驱。他们倾向于把历史视为寻找永恒秩序的试验场和论证材料，历史本身丧失了本体实在论的意义。马克思属于第二种类型，从阶级分析出发，开创一种批判型社会科学传统，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形成与内在构成原因，反思并批判其阶级剥削、压迫与异化的社会机制，并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方案。社会科学的批判传统从历史过程来看待社会的构成与运行规律，历史与社会不可偏颇地结合在一起，也成就一种独特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第三种类型是韦伯从历史个体分析出发奠定的阐释型社会科学传统。在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精神成为思考社会运行与变迁的实在基础，科学则是历史社会研究从局部扩展到普遍的论证手段。相应的，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具有工具性意义，旨在阐释独特、具体的历史过程，由此形成一种以历史为本体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

当然，此外一种是叙事型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这并非源于社会科学，而是来自反兰克史学派的社会史、文明史与文化史领域。这个传统的开创者是19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史家罗雪尔、法律史家蒙森、民族史家兰普兰希特、社会史家约翰·格林、文化史家布克哈特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抵制兰克史学派的唯政治史与唯官方史料导向，主张在专门史与非官方史料中探析民族精神的结构性与普遍历史的内在规律性。这种叙事型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为20世纪90年代历史社会学兴起的叙事分析提供了知识资源。

概括起来，古希腊时期确定秩序空间主导且时空一体的西方文明特征，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体系奠定历史哲学传统及其线性进步的形而上学预设，近代则分化出三种特殊的形而上学预设，即自然神—机械动力论预设、理性神—唯灵论预设与意志神—辩证动力论预设，并带来相应的认识论转型，由此决定17—18世纪三种历史社会研究形态，即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在此基础上，19世纪在方法论层面相继兴起解释型、批判型与阐释型三种社会科学类型，并演化为四种历史社会研究范式。其间的关联、交织、对立与冲突直接影响到20世纪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发展，而20世纪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恰恰延续与糅合了19世纪几种典型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