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引言

本书为我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德国学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评析”（项目批准号：14YJA860011）的最终成果。

本书以德国学者尤其是汉学家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轨迹和研究成果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西方文化视野中德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路径，分析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特点和结论。选取德国学者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德国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果丰富，更在于他们在西方学术界的代表性。以此为出发点，有利于比较西方不同国家如美国、德国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填补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批西方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和领域对中国的新闻事业进行研究，他们中既有在其本土的研究者，也有在中国从事新闻教学和新闻工作的人，如美国的Roswell S.Britton（白瑞华）、Vernon Nash（聂士芬）及德国的Rudolf Löwenthal（罗文达）等，他们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被人遗忘的境地，直至近年才陆续有几部英文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著作被翻译引进，如以“新闻学经典译丛”名义翻译出版的白瑞华的《中国近代报刊史（1800—1912）》等。这是“研究中国报刊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史料”（刘家林），它们虽然只是西方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一小部分成果，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开端、新的窗口。

德国学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不仅开始得早，而且在新的时期依然不断发展和提升。从20世纪30年代，与白瑞华、聂士芬同一时期的罗文达在燕京大学从事新闻教育和对中国新闻事业现状的调查开始，到60年代，沃尔夫冈·莫尔（毛富刚）在慕尼黑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课程，并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报刊》，至20世纪末，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以课题的形式，在新的理论框架下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对晚清和民初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德国学者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至今，国外对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尤其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在其东亚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持续升温，并产生了有关中国现代传媒发展的系列研究成果。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办了关于民国时期报刊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名为“日常媒体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和资料来源的民国报纸，1911—1949”。该中心在2006年10月还联合台湾世新大学在台北召开了“文本与媒介：民初报刊的研究取径”学术研讨会。

从对现有资料的分析不难看出，德国学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在西方汉学界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晚清和民国新闻事业的研究，更是成果卓著，体现了专而精的特质。这些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学者更多的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中国新闻事业在世界新闻事业格局中的地位，分析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新闻事业带来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从经济、政治、社会情境的多维视角来解读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对于我们从更开阔的视角认识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德国相关研究成果的关注少之又少，更谈不上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现有研究成果中，仅有对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早期中文报刊研究概况的一般性介绍，而对罗文达、毛富刚这样的中国报刊专家的研究成果则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这些成果都可以并应该成为国内新闻史学界研究的对象与重要的参考文献，这本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但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尚未受到足够重视。正如德国汉学家瓦格纳所说，学术界对中国地方新闻传播业的兴起过程仍固守着一种“中国中心观”的视角，所使用的材料全部与中国有关，且大多是清一色的中文资料。

对于西方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历史资料以及理论体系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新闻史学界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课题致力于为中国的新闻史研究领域提供新的信息与资料、新的视角和新的参照系统，以拓展国内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西方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水平；研究西方文化视野下德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与成果，对于中国新闻史学的进一步纵深发展具有开拓的意义。

本课题研究之初，即确定了要在全面掌握德、美、日等国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成果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廓清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点与理论体系，确立本研究的核心价值与学术意义；其次重点研究德国汉学家罗文达、毛富刚等早期汉学家的中国报刊研究及其史料，以及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学者群的丰富著述，解读其文化视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并对以海德堡大学汉学家为代表的德国学者们研究近代中国报刊的代表作进行文本分析和比对；最后系统分析西方学界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体系上的异同。

在随后的资料收集和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是一份相当庞大和琐碎的工作。其一，关于早期汉学家罗文达和毛富刚等的史料和文献资料极其难找，他们的论文和著述零星地散落在遥远的某些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我们透过相关著述的参考文献中的提示，顺藤摸瓜，通过大量的网络搜索，才在国家图书馆以及德国亚马逊二手书市场找到一些宝贵的资料，并通过各种资料互相印证，以确定其真实性。这一过程，特别要感谢课题组主要成员高海波教授超强的文献检索能力。其二，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研究成果在国内非常难找，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唯一的一篇研究文章所提供的线索，进行文献检索，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在海外购买和复印相关资料。且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成果主要以英文和德文出版，读懂资料并进行文本解读是第一要务，为此，课题主持人和课题组成员欧阳依岚与其他大学德语专业的专家进行合作，首先将部分重要的原版资料翻译出来，这无疑也占去了课题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三，美国和日本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资料，完全没有预想中丰富和成体系，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其他参考文献中查找到的日本新闻学家小野秀雄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著述，课题组成员无论从网络上，还是托人在日本的图书馆中寻找，竟然都没能找到，从而直接造成了初始研究框架难以成立。而美国汉学界，除了早期在中国从事新闻教育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汉学家如聂士芬、白瑞华等的单篇成果，其他汉学家更偏重于对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历史的研究，鲜有像德国这样有组织、体系化、主题集中的研究和如此丰硕、有国际影响的成果。

由于在研究预设中的几个国家的研究成果多寡不一，从体量和影响上和德国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正式撰写的时候，我们只能舍弃对德国、美国和日本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特点的横向比较，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对德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的解读和评析，最终形成了以下写作的逻辑。

根据德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脉络，按照时间顺序选择研究对象。我们将在中国新闻事业研究上具有开创性影响的罗文达、承前启后的毛富刚作为早期自发研究者的代表，通过对他们所发表的成果和出版的代表性著述进行文本分析，结合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及后来者对他们的研究与评价，进行相互比对，梳理他们的研究重点、研究方法、成果影响，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研究者所呈现的研究关注点和特点。

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中国新闻事业研究成果中，我们选取瓦格纳和燕安黛的专著作为切入口，分析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框架下，当代汉学家对处于时代巨变中的晚清和民初的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所呈现的崭新的视野和更加具体的媒介选择和剖析方法。

简言之，本课题从中德文化特殊的交流历史入手，回溯德国汉学的兴起对早期汉学家的中国新闻事业研究的影响，并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来分析当代德国汉学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理论渊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写作框架。

通过和其他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论述进行比较，我们认为，本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选题新

前文提到，德国学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独树一帜，特别是对于晚清和民国新闻事业的研究更是成果卓著，然而国内对于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关注甚少，只有一篇论文涉及。

课题组在文献检索中发现，关于“中国新闻史”的学术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内容繁多，数量均以万计算。然而结合“德国”“海德堡”等关键词进一步搜索，则数量极其有限。相对于国内对中国新闻史形成的系统研究成果，无论是国外对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原始资料，还是国内学者对西方学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特点的研究，在整个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系中都显得薄弱，因此本研究选题具有开创性。

2.视野新

参照德国学者的研究，反观我国自身新闻史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进程置于全球化的格局之下进行反思和展望，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视野一个崭新的拓展。

3.材料新

几乎所有文献都来源于外文原著，所呈现的资料和观点几乎没有重复，有些研究材料虽然十分重要，但在国内堪称冷门，这对于引入新观点具有重大意义。综观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对早期中文报刊的研究，发现其十分注重呈现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对象涉及的多个方面，将对象置于各种背景下加以审视。比如《京报》等新式官报，虽然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也使用相当篇幅进行考察。梅嘉乐关注过《申报》等“新报”在版面上翻印《京报》内容后，《京报》所发生的变化；费南山曾收集《京报》与“新报”的售价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竞争中的经济因素等。其他关于回忆这些汉学家的身份、经历等的为数极少的中文报刊资料，也都非常古旧，是此前研究者几乎未曾涉及过的。

本书所有篇章，均由课题主持人和课题小组成员一起撰写。为了保持各自研究的原貌，除少数背景、研究现状等方面的重复文字有所修改之外，基本保留了文章的框架及逻辑线条，以及史料。尽管在最后的修改和校对中，课题主持人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订正，仍有部分段落的文字在内容上有重复之嫌。

另外，在论述过程中，思维局限、相关知识积累不足、对已有资料的分析偏差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必然导致文中的某些结论不够准确全面等缺陷。在本成果付梓之际，我们不胜惶恐，错漏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