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曲折历程回顾

2015年是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10周年，而社会学系却只有短短20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很遗憾的。这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社会学这门学科，同社会环境、政治生态或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政治生活的初步民主化、法制化，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进行，就不可能有今天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中国农业大学建立社会学专业，同整个国家社会学专业的兴衰、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全国其他大学一样，农大社会学专业，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建立的。社会学是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的，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社会学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过去没有，这是个错误的认识。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前，这门学科就有了一定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曾经一度繁荣，特别是农村社会学。当时，中国出版了很多社会学著作，如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等等。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学的繁荣，因为那时的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化的工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如何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是很多老一代学者一直研究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特别是农村社会学，在世界上曾占有一席之地，出现了很多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例如，晏阳初先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战场上为中国劳工服务，为他们写家信，教他们识字。在那里，他对中国农民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要发展，必须把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所以，他下决心，这辈子不升官、不发财，一心为这些劳苦大众服务。在20世纪30年代，他组织了“百名博士下乡”活动，到河北定县做乡村建设的实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和看法，同我们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是不谋而合的。他提出，旧中国农村存在四大病：愚、贫、弱（农民体质健康状况差）、私（农民涣散，不团结）。针对这四大病，他提出了四大教育：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素质；通过生计教育，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活；通过卫生教育，增强农民体质；通过公民教育，把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农民的涣散问题。这些看法非常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联系现在的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就是生计教育；乡村文明、村容整洁就是文化和卫生教育；管理民主就是公民教育。经过这么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很多主张是新中国成立以前老一代学者早就提出来的。如在1947年，乔启明老前辈就预见到中国的人口发展，曾经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张。他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可能还会增加，但根据中国的土地、资源，我们国家最多能容纳8亿人，这是中国的适量人口。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适度人口理论，比马寅初老先生提出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主张还要早。再如现在实行的村民自治，是梁漱溟先生主张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乡村要自治，并提出村治、乡治，提出要建立农村的组织——合作社。又如费孝通先生，改革开放以来，他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提出的很多建议被纳入政策之中，如小城镇建设、发展乡村工业等。实际上，费老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社区建设、城镇化等概念。所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曾经有过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而且农村社会学是非常发达的。那时，我们没什么工业，所谓的工业就是王麻子剪刀，所谓的运输业就是骆驼祥子，所谓的商业就是林家铺子。对于怎样把典型的农业社会发展起来，老一代学者提出了很多主张。再如杨开道先生，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改造农村的十大措施”。第一个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第二个是要建设乡村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常说“要想富，先修路”，指的就是建设乡村道路。杨开道先生的“改造农村的十大措施”，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一项一项地得到落实。我曾去云南大学参观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校展。西南联大的课程表里有三门课——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这三门课。因为只有科学和人文这两根支柱同时存在，才能支撑起一个大学。这些都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是存在社会学的，特别是20世纪20～40年代曾经出现过农村社会学的繁荣与发达。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门学科就被取消了。为什么取消？社会学和政治学都被称为“敏感学科”，跟当时整个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取消社会学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全面学习苏联。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教育制度向苏联学习，专业分得越来越细，细到除了专业课之外，其他什么都不学，教师教给学生的知识也只是一些零碎的专业知识，更不用说人文社科修养。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越来越窄，很难适应社会需要。实际上，这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科学和人文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不能偏废。科学是求真的，而人文是求善和美的，真善美才是教育所追求的目标。第二个原因是认为社会学没有存在的必要。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社会，政府包揽了一切，所以客观上也不需要社会学。当时人民公社提出组织军事化，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向部队组织方式学习，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社会学要谈论社会问题，当时是不允许的，好像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社会问题。硬是把这门学科从高等学校的课程中取消了，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改革开放使社会学迎来了春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用行政手段取消一门学科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1979年3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召开。胡乔木代表党中央给社会学恢复名誉，他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学科，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授，无论是从科学的，还是从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标志着社会学从此开始恢复或重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来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讲话后，很多学校相继开设了社会学专业，第一批是上海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社会学在整个国家的恢复，为农大建立社会学专业铺平了道路。农大人是很敏感的。这门学科刚刚恢复，我们就感觉到它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也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要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这就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要在农业院校建立社会学这门专业，这就是大的背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农业大学建立社会学专业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准备过程。中国农业大学建立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是专业发展上的一个最大的突破。过去，中国农业大学除了几门马列主义课程以外，没有人文社科的课程，更没有人文社科专业。这是过去高等教育发展思路的后遗症。大学有两根支柱，一个是科学，一个是人文，两个都很重要。科学是讲知识的，求真；人文是讲价值的，求善。为了改善农大人文社科专业空白的状况、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我们开始尝试在中国农业大学建立人文社科专业。在全国的非文科院校中，农大率先成立了人文教研室，打出了人文社科这个响亮的牌子，为学生开设人文社科类课程，如农村社会学、心理学、社会调查方法等。当时的教研室主任是马华教授，副主任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