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栏：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多学科研究共同体的缘起、形成与发展
张海波[1]
我们在谈论“学科（discipline）”这一概念时，主要有两个语境：一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学科”，例如在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这种意义上的“学科”主要目的是生产知识，以达成知识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二是作为知识规训的“学科”，例如按照学科目录设置专业并讲授课程，这种意义上的“学科”主要目的是传承知识，以实现知识的扩散与传承。这两个语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研”与“教学”。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一方面，知识生产为知识的扩散与传承提供“原材料”，得以扩散和传承的知识通常是得到广泛认可的知识；另一方面，知识的扩散与传承为知识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推动知识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从知识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来看，风险社会的来临亟待社会科学在知识生产上给予回应。据此，我们可以将知识生产初步划分为两个阶段：面向工业社会的知识生产和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初步来看，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可以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发展面向风险社会的局部知识。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暂时还无法脱离传统学科的支撑。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传统学科都不约而同地对风险社会的局部现象进行了回应，产生了一些面向风险社会的局部知识。大致地看，这些局部知识主要围绕但并不仅限于以下四个核心概念展开。
（1）风险（risk）。基于对风险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在经济学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起，保险学开始大规模学科化。在80年代，股票市场的动荡激发了对于金融风险的研究，催生了行为金融学等新的知识体系。大致在同一时期，心理学领域的风险感知研究开始发展，并在公共政策中得到应用。在社会学领域，贝克（Ulrich Beck）、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拉什（Scott Lash）等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卢曼（Niklas Luhmann）发展了对系统风险的分析。
（2）灾害（disaster）。在社会学领域，美苏“冷战”的核战争阴影直接激发了灾害社会学，关注灾害情境下的社会响应。20世纪70年代末期，灾害社会学的发展启示了政治科学和公共行政领域的应急管理研究，关注灾害情境下的政府响应。
（3）危机（crisis）。在政治学领域，政治学者赫尔曼（Charles Hermann）、艾里逊（Graham Allison）、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等发展了以政府为主体的危机管理研究。在管理学领域，威克（Karl Weick）等发展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危机管理研究。
（4）安全（security）。美国政治学者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国家安全”：一个含糊的符号》（“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开启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后，安全研究又衍生出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研究。
这些知识虽然都脱胎于传统学科，但因其关注的核心与传统学科的知识生产有本质区别，因此都可视为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社会科学之所以是“科学”，主要在于它在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物理学）的借鉴。例如，“社会学”这一学科最初的名称就是“社会物理学”。在牛顿物理学看来，世界是有序的，自然科学只研究物质世界的有序性；与之相应，社会科学只研究社会世界的有序性。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生产多研究有序的现象，而极少关注无序的现象。但在风险社会，有序的现象减少，无序的现象增多。传统的知识对我们面临的灾难通常用“百年一遇”等字眼“一言以蔽之”，但这并不能缓解我们的安全焦虑。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可以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为风险社会的失序提供直接的解释。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由于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传染病、金融危机、恐怖袭击的频繁发生，我们对这些面向风险社会的局部知识的需求日益强烈，这也使得这些知识逐渐有脱离其缘起的传统学科而发展出新的学科之势。
第二条路径是利用面向工业社会的局部知识。按照贝克（Ulrich Beck）的理解，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自反性，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的自我发展，而非工业社会的对立面。因此，面向工业社会的局部知识在风险社会并非全无用处，而可以为理解风险社会提供帮助。例如，灾害社会学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灾后的社会响应具有突生性（emergence），未被满足的灾后需求会催生新的组织，这些灾前并不存在的突生组织是典型的面向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然而，灾后的组织突生又受到灾前的社会价值、社会结构和资源分布的影响，这就需要面向工业社会的局部知识的支撑。
第三条路径是生成面向风险社会的整体知识。这种整体知识可以有两个维度。横向上，整体知识是面向风险社会的局部知识的整合。传统的知识生产主要借鉴了牛顿物理学的还原论（reductionism）思想，将整体还原成部分进行研究。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系统风险（systemic risk）、巨灾（catastrophe）、跨界危机（transboundary crisis）都源于各种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总体安全（overall security）的实现就是要治理各种系统风险、巨灾和跨界危机，这就需要面向风险社会的整体知识。纵向上，整体知识是面向风险社会的局部知识与面向工业社会的局部知识的贯通。社会实践是连续的，而对社会实践的传统认知则是“离散”的。在风险社会中，有序与无序、常态与非常态频繁转换、迭代，这就需要发展连续的知识体系，以实现对风险社会中有序与无序、常态与非常态转换的认知。
这三条路径的知识生产各有其适用情境，一旦符合适用情境，每一条路径的知识生产对风险社会都有直接的解释力。这三条路径的知识生产也可以并行不悖，局部知识的发展有利于整体知识的涌现，整体知识的涌现也可以促进局部知识的发展。
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的知识生产在方法上仍然可以沿袭传统的知识生产，依据研究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但第三条路径的知识生产则需要新的思路，有两种方法尤为重要。
（1）跨学科研究。横向整体知识的生成需要发展跨学科研究。传统的分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只能生成局部知识，以至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跨学科研究则是传统分科的局部知识的交互、竞争、拼接与涌现。在这一过程中，以风险、灾害、危机、安全研究为核心的多学科学术共同体至关重要，以此为平台，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之间的互动、论辩、合作必然推动传统分科的局部知识的交互、竞争和拼接，而整体知识的涌现则是这一过程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开始致力于风险、灾害、危机、安全多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2）比较案例研究。纵向整体知识的生成需要发展比较案例研究。灾后基于快速响应（quick response）的单一案例研究有助于及时捕获案例嵌入的特定情境，但生成的知识却是离散的。在单一案例研究基础上发展比较案例研究则有助于将离散的知识贯通。比较案例研究需要设立基准线，通过与作为基准线的案例的比较，可以解释常态、非常态、新常态、新非常态的转换迭代过程。例如，在我们开展的汶川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的比较案例研究中，包括了三次灾前、三次灾后的关键节点和由这六个节点贯通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比较分析有助于解释应急响应系统的动态演进。
这组关于风险与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共同体的专栏就是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一种尝试。我们特邀了南京大学陶鹏博士、四川大学韩自强博士、清华大学吕孝礼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露易丝·康佛（Louise Comfort）教授和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汪毓玮博士分别撰文介绍美国灾害社会学研究、欧洲危机管理研究、美国应急管理研究、美国国土安全研究等学术共同体的缘起和发展。陶鹏博士是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和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联合培养的博士，韩自强乃是美国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博士，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不仅直接开创了美国的灾害社会学研究，也为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培养了许多人才，当今活跃在灾害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在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学习或工作过。吕孝礼博士毕业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师从危机管理研究著名学者阿金·伯恩（Arjen Boin）教授，对欧洲危机管理研究学术共同体不仅有深入了解，本身也融入其中，在这一主题上，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康佛教授则是美国应急管理研究的开创者，享有世界性学术声誉，是美国国家行政科学院院士，也是美国应急管理研究的旗帜。经她授权，我们翻译了她在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已经发表的介绍美国应急管理研究缘起和演进的文章，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应急管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特点和理解应急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非常有帮助。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汪毓玮博士在国土安全领域有着深厚的研究，他对国土安全研究的梳理工作为学界把握国土安全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我们借用了滕尼斯的“共同体（community）”的概念，它也可以被翻译成“社区”，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人群的持续互动。在学术领域，学术共同体就是指研究旨趣相同或相近的学者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持续的互动与交流，这种持续的互动可以外在地表现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出版学术专著，共同建立学会，共同参加学术会议，等等。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在贡献自己的观点之前，必定已经了解和吸收了别人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在发表之后，也会被别人了解和学习。这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从今天复杂性理论的方法论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适应的过程。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持续”非常重要，只有持续的贡献才能真正促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当然，我们在这里介绍的四个学术共同体主要是单一学科的，它是我们形成多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基础。
在美国唐仲英基金会的资助下，我们开始在国内推动风险、灾害、危机研究多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建设，通过出版多学科学术期刊、举办多学科学术论坛来推动局部知识的发展，同时更推动整体知识的形成。
[1] 张海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