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真正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演变
早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酝酿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1920年，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信不疑，认为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办法。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强调中国也应该走十月革命的路，建立俄国苏维埃式的国家。蔡和森更鲜明地认为当时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通过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所谓阶级专政就是建立纯正的工人政权，从工厂、地方至邦乃至全国都用苏维埃的形式，实现对其他下野阶级的专政。[20]这种认识当时在国内外致力于筹备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先进分子中普遍存在。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为党的奋斗目标。但是这一时期还没有具体地分析中国应该由怎样的国家形式逐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家理论，仅限于理论上的吸收、学习，尚未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不成熟的一个反映。
随着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实践中，共产党人更加深入了解了中国的社会和社会各阶级的政治面貌，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发展了有关民主和国家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了通过“民主联合战线”取得民族独立和建设“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军阀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必须用民主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这个“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而民主派掌权“乃是一个阶级推倒一个阶级，一个制度代替一个制度的意思”。宣言的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必须有一种过渡性质的政权。在二大的宣言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开始承认中国开明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倾向，三万万农民是革命的重大要素，工人阶级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势必成为主力军。宣言指出，民主派推翻封建统治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官僚处夺得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故而在援助民主派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比较强调在国家中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建设一个真正民主主义的国家，并详细列举了建设这个国家的方案，从而在国家理论的认识上实现了由一阶级专政向多阶级联合专政的转变。这种思想大体上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得到了坚持。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五次对时局的主张，系统地梳理了几年来一贯坚持的通过民主联合战线实现民主政治的思想：
所以中国人民要解除切身的苦痛，追求苦痛的来源，则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实是刻不容缓的事。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大资本家、小中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机关职员等，无一不受外国资本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大家起来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这应该是人人所赞成的。解放中国也只有这条道路。
……
我们的党认“国民的联合战线”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最紧要的职任，并不因阶级争斗而有所摇动。我们要揭开妥协卖国的右派借口“反阶级斗争”、“反赤”等口号，帮助帝国主义者离散中国民众之黑幕，我们更加要坚决的主张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
……
人民若不承认军阀的反赤政纲和这样的政府，便应该自己马上团结起来，恢复五卅运动的联合战线，并扩大这一联合战线到全国各城市各乡村，充实这一战线到一切民众中，自动的如今全国农民、工人、商人（实业家包含在内）、机关职员、教员、学生、新闻记者、兵士等民众的国民会议，发表人民自己的政纲，更进而推翻军阀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
民国十一年奉直第一次战争后，本党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我们的提议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并说明“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
民国十二年黎元洪出走的北京政变时，本党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我们的提议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它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来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
民国十三年九月第二次奉直战争开始时，本党第三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本党第四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我们更主张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的国民政府。
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因为不但现在的国会已因贿选而死，即另行选举一新国会，也只能代表军阀官僚而不能代表民众。[21]
总之，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和国家理论中，尽管一个时期只把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对中国现实的逐步了解和对列宁有关革命与国家学说的接受，很快改变了这种认识，确定了“真正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思想。这一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初步成果。
“真正民主共和国思想”是一个系统的国家方案，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和国家理论上的认识水平和基本思想。
首先，在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在二大作出的宣言中提到：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然后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22]众所周知，1922年的中国政治思想领域正掀起一股“联省自治”的思潮，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决反对这种政治主张的，二大宣言指出：若以十年来武人政治所演出的割据现象便主张划省为邦，以遂其各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这样只会造成省称国、督军称王的局面，因此，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同时，宣言也认为，蒙古、西藏、回疆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根本不同，如果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结果只能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因此，中国共产党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它，这可称作平等的民族主义。针对有人攻击共产党鼓吹国家分裂，陈独秀不但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申明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的主张，而且还亲自撰文批驳曲解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思想的言论。陈独秀在莫斯科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时，专门就民族问题进行了说明，他指出：
然在国民统一运动未能集中时，若有由一地方人民奋起反对一地方军阀统治的自治运动，及不压迫劳动运动、不依赖帝国主义者之民主的省政府，则吾人亦宜赞助之，以消灭一部分军阀势力及减少一部分帝国主义者之侵略。
……
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23]
针对有人说国民党主张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共产派则主张民族自决，首先就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陈独秀批驳说：
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并不曾鼓动这个，我们只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民族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24]
总之，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以“大一统”为名的武力统一，而应该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第一次创见性地提出了未来国家的结构形式，第一次从民族平等的思想出发寻求解决各民族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办法。它不但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提出了新模式，而且批判了以往民主问题上的错误理论，比孙中山的“五族共和”理论更前进了一步，为团结全国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指明了方向。它把各族人民的愿望化作了共同的目标，无疑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全新的概念既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联邦制，也不是封建大一统的再现，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无产阶级的民主原则提出的一种新型的联邦形式，处处体现着民主主义的精神。
其次，关于国家性质的理论。中国共产党认为，所谓民主政治的精髓就是直接的无限的普遍选举和集会、结社、出版等一切自由。[25]对无产阶级而言，它们是最基本的权利，而不是全部获得解放。因此，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
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26]
决议案指出，所谓民主派掌握政权，
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27]
这里的民主派指的就是以国民党为首的几个资产阶级团体。中共二大宣言中承认广东政府是民主主义运动的结果，将来夺取了政权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显然，在未来真正民主主义共和国中，资产阶级的地位是比较突出的。然而，由于有了“联合战线”的思想，这个政权又不纯粹是资产阶级专政，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将参与其中，从而含有联合专政的意向。这一点，在二大所做的一系列决议和宣言中有明显的体现。如在提到的七项近期目标和要求中，反复强调了工人、农民的利益，即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结社、罢工的绝对的自由。总之，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并非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再实现社会主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二大关于政权性质的认识中或明或暗地认为有一个民主派——资产阶级掌权的过程，显然这是理论水平不高，对中国现状未能深入分析的结果。由此看来，二大的纲领虽认识到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也提出了消除这一根源的办法，但未能正确地解决未来国家中各阶级地位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在政权性质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宣言将“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提法具体为“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和“真正的平民共和国”。那么，这里的“平民”包括哪些人呢？刊登在《向导》上的题为《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指出：
我们若要……自己建设真正平民共和国……必定第一步先要组织平民的政党——我们自己的国民党。……商人、农民、工人、学生、教育界，凡平民，都当为我们的将来——真正独立自由的中国而奋斗。[28]
可见，国民党是平民的党，平民是几个阶级的共有名词。所谓平民政权，也就可以理解为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各阶级的地位没有明显的差别。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执行委员会，进一步把“平民政权”的提法改成了“民众政权”，明确地突出了民众中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会议所作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决议案》指出：
革命民众政权之建立和中国之统一……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是战胜一切卖国军阀的结果。国内革命运动愈发展，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愈巩固，那么，国内军阀分化愈速……[29]
可见，三个阶级联合的程度与民众政权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表明在未来的民众国家中，这三个阶级的地位是较为特殊的。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十分粗疏，认识也不统一。如邓中夏就认为：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们，他们同一个阶级，叫资产阶级；我们工人、农民叫作无产阶级。[30]
而1925年10月10日的《告农民书》又将“工农”称作“平民”，其他阶层被排斥于平民之外。因此，“真正平民的政权”没有能准确地指出各阶级的地位，也没有提到未来国家中谁领导谁的问题。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在《中国问题议决案》中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了新的论断：中国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革命后国家的结构，将视其阶级基础而定。至于未来国家，会议指出：不会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联合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它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会议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其中无产阶级是统率的动力。[31]
共产国际的上述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和国家理论的发展。罗亦农在一次报告中首先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应当是“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的主张。随后，中共五大正式把这一提法确定为党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会议指出：客观上的条件都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强调“工人阶级领导着这个革命”。[32]邓中夏对这个民主政权作了详尽的论述，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有中国的第三种形式。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大过资产阶级力量，绝对不容许中国有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民权存在。邓中夏认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
必然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立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33]
事实上，邓中夏的论述已比较接近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了。三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的国家观观察中国社会现实的可喜成果。它阐述了以往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的性质的国家形式，这种性质的国家只有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中国共产党能够敏锐地抓住中国社会的特征，提出与之相应的国家方案，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逐步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