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异僧”群体的产生根源

相信神灵，相信奇迹，相信超自然的力量，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点。按照吕大吉先生的说法，宗教学意义上的奇迹（miracle，又称“神迹”）一般有两大特点，一是“特殊”，二是“反常”，即不能用自然法则加以解释。[40]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佛力不可思议。然而，仔细考察慧皎《高僧传》中的神异故事，就会发现这些奇迹除了涉及佛教本身的神通之说，还明显受到中土和西域文化的影响。

一 佛教的神通说

“异僧”的大量出现与佛教的神通理论是分不开的。在佛教的经典中，经常提到“神通”。所谓“神通”，即依修禅定所获自在无碍、不可思议之妙用。不但佛陀本人神通广大，佛的弟子也法力无边。佛的十大弟子之一的目犍连即以“神通第一”而闻名。

佛教的神通有五通、六通、十通之别，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六神通说。隋代智大师的《法界次第初门》引《缨络经》云：“神名天心，通名慧性。天然之慧，彻照无碍，故名神通。”他对六神通做了解释和概括。一是天眼通，即通过修禅定，眼根中能见六道众生死此生彼，及见一切世间种种形色。二是天耳通，通过修禅定，耳根中即能闻六道众生语言及世间种种音声。三是知他心通，谓能知六道众生心中种种所念之事。四是宿命通，谓能知自过去一世二世百千万世乃至八万大劫宿命，及所行之事；亦能知六道众生所有宿命及所作之事。五是身如意通，又称“身通”，有二种，一者飞行速到山障无碍；二者能转变自身他身，及世间所有，随心自在，是为身如意通。六是漏尽通，又称“漏尽智证通”，即断尽烦恼，永不再生于迷界之悟力。[41]

按照佛教的解释，前五通不仅仅为圣者所有，一介凡夫也可以通过修禅定而得，而漏尽通则是佛所独有。佛和诸菩萨经常在特定的场合出于特殊的需要显示神通，几乎在每一部佛经中都有关于神通的记载。比如，在《维摩诘经》中，维摩诘因知他心通而得知舍利弗的想法，又以神通力显示上方佛国净土，天女以身如意通将舍利弗变成女身，等等。在西晋无罗叉所译《放光般若经》中，神通被认为是为众生说法的必备条件。“菩萨不住神通，不能为众生说法。譬如众鸟，无有翅者不能高翔，菩萨如是，不住神通者亦不能为众生说法。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学神通，已得神通便能祐利一切众生。”[42]

由此可知，所谓“异僧”乃指通过修行而得到五种神通力的得道高僧；所谓“神异”，即高僧运用神通力而显现的灵异现象。比如，佛图澄“听铃音以言事”[43]，是因为他具有天耳通；佛驮跋陀罗（觉贤）遥见天竺五舶来华[44]，是因为他具有天眼通；释僧慧等人的分身之术和佛陀耶舍等人的神行之术是身如意通之体现；安世高主动到广州赴死以偿宿债[45]，则说明他已具有宿命通。

二 神异现象的中土背景

除了佛教神通说的解释，我们还不难发现，这些神异现象又受到中国本土信仰、本土方术尤其是道教方术的影响。两汉之际，神仙方术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佛教进入中土之初，就被视为与黄老之术同类的神仙道术，早期的僧人也往往以“道人”自称。佛教高僧为了传法的需要，有意识地吸收、采纳了道教和中国民间的方术。以下试举一些例子。

其一，预言术。高僧的预言术与汉代以来流行的谶纬之术颇有渊源。《后汉书·方术列传》中多有谶纬之士善预言的记载。比如，会稽山阴人韩说（字叔儒）“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克期宫中有灾。至日南宫大火”。[46]又，广汉绵竹人董扶学图谶，汉灵帝时，经大将军何进举荐，征拜侍中。他私下里对太常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于是二人入蜀。一年后，帝崩，天下大乱。“后刘备称天子于蜀，皆如扶言。”[47]还有人能够预言自己的死期，有个叫计子勋的人，“一旦忽言日中当死，主人与之葛衣，子勋服而正寝，至日中果死”。[48]广汉雒人折像，好黄、老言，“自知亡日，召宾客九族饮食辞诀，忽然而终”。[49]关于这种神奇预言的记载比比皆是。

其二，分身术。例如，汝南人费长房曾经与异人学道，“一日之间，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焉”。[50]

其三，神行术。例如，蓟子训曾经以神异之道闻名京师，后遁去。有人忽于长安见之。“见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于是而绝。”[51]

其四，蝉蜕之术。佛教高僧的蝉蜕之术基本可以确定来自中国本土方术。古人从蝉、蛇等动物蜕皮的现象当中想到人也可以蜕去躯壳，获得新生。道教将之吸收、改造，变成一种修炼成仙的法术。《淮南子》中写到，得道成仙之人“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往，忽然入冥”[52]。道教所谓“尸解仙”即如此。《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叙》云：“夫尸解者，尸形之化也，本真之炼蜕也，躯质遁变也，五属之隐适也”[53]。慧皎《高僧传》载，晋代沙门竺慧直“精苦有戒节，后绝粒，唯饵松柏。因登山蝉蜕焉”[54]。北魏释玄绍也在堂术山蝉蜕而逝。[55]辟谷、蝉蜕皆为道教方术，佛教借用过来显示高僧得到解脱后的神通。死后复生，能与生人交流，这是印度佛教所没有的，也不在五通之列。

其五，祈雨术。这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巫术。中国专门祈雨的雩礼起源甚早，它不仅成为中国的民俗，而且是官方祭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月令》载，仲夏之月，“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郑玄注：“阳气盛而当旱，山川百源，能兴云雨者也。众水始所出为百源。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56]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祈雨之术专门做了归纳总结。佛教进入中土以后，高僧开始以诵经、咒术祈雨。很多时候是在多方求雨失败之后，佛教高僧出场，效果立显。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冬旱，雩祭备至，而未降雨。释保志主动要求祈雨。皇帝让沙门法云于华光殿讲《胜鬘经》。讲竟，夜便大雪。释保志又说须拿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57]高僧们不断努力的结果是，佛教的祈雨方式至唐代开始影响到国家的大雩礼，特别是“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以后。[58]

其六，降神。降神更是佛教适应中土文化的产物。中国民间俗神众多，山神、河神、海神代表的是民间信仰的俗神，历来为百姓所崇奉，佛教“异僧”能够以神通力降服诸神，也为百姓所信服。正如严耀中先生所说：“宣称民间诸神皈依佛门，接受佛戒，是取得佛教对民间崇拜拥有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将民间崇拜融入佛教的标志。”[59]

除了吸收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一些来自西域的僧人也带来了流行于西域的方术，佛图澄的咒水生莲、涂油验事等法术在中土极为罕见，很可能就是来自西域诸国。自后汉以来，西域方术、杂技开始大量进入中土，张衡《西京赋》有“吞刀吐火，云雾杳冥”之句。崔鸿《北凉录》载：“元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贡吞刀吐火，秘幻奇技。”北魏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寺院中杂技方术表演的盛况。景乐寺“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60]。“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是来自西域的幻术，自无可疑。可惜我们对西域的方术知之较少，无法确知究竟哪些佛教的方术来自西域。王青先生认为伏虎术就是来自西域的驯兽术，分身术则来自西域的幻术，不知所据如何。[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