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子——学术疑案的解开

笔者身在广东，又是从事人类学工作，遇到国内外同行，常常向我提起凤凰村。前两年在北美做访问学者，更有人问起我凤凰村的现状，我无言以答。因为我仅在他人的一些著作中看过有关凤凰村的只言片语，根本没见过原作，当然答不出来。这样，促使我打定主意回国后一定要寻访凤凰村。学术史上曾有过许多追踪调查的经典之作，但相隔近80年又重访研究的例子倒不多见，这值得笔者一试。当然，如果能寻找到凤凰村，追溯一个村落近一世纪的变迁史，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

无独有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庄英章教授对重访凤凰村也极感兴趣。几年以前，他曾到潮州寻访凤凰村，由当地官员领到了一个叫凤凰镇的地方。虽然没有找到凤凰村，却品尝了一回凤凰山的名茶。当我说起要寻访凤凰村时，他立即表示支持，并从他的研究项目中拨出部分经费。

愿虽已许，但心里不免有些担心。据美国的同行介绍，葛学溥根本没有去过凤凰村调查！参与调查的是葛学溥的学生。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约翰逊（G.E.Johnson）更详细地说，英国的弗里德曼（M.Freedman）曾到美国就此事问过葛学溥，而葛学溥本人说没有到过凤凰村。果真如此，葛学溥书中描述的是否真实、可信，甚至是否真有凤凰村存在呢？如果真有凤凰村，经过了近80年的沧海桑田，凤凰村能否保存下来呢？如果保存下来，我们能否辨认出来呢？这样，我们的追踪调查就负有解决这段学术疑案的任务了。

1994年，将凤凰村作为“华南沿海农村文化比较”项目调查点之一，我们前往潮州寻访凤凰村。下面是寻访凤凰村的经过。

1994年10月，我们带着原书和在地理系借的详细地图来到了潮州市。我们在档案馆、方志办、文管会查阅了相关资料和询问了一些人，对于葛学溥1918年来调查的事既无记载，亦无人所知。我们只有凭借原书一张简略的地图来判断方位，估计大概在潮安县的归湖镇境内。

图0-1 凤凰村与归湖镇相连，远处为韩江（黄雪亮摄）

到了归湖镇，镇政府听了我们的来意很热情，并安排文化站长接待。真是碰巧，当我们讨论如何去寻找时，一位负责教育的副镇长走了过来。他一看原书的照片和地图，立即说这是他住的村。然后抛开书，在地上画了一张村的草图。村的道路、古庙、祠堂位置与原书的地图相吻合。我们去村里，找到了原书中记载的一些地方：凤凰溪渡口旁的小市场、福灵古庙、戴氏祖厅、戴氏宗祠、宝书楼等等。

图0-2 凤凰村近景（黄雪亮摄）

我们走访了村中年龄最大的老人。那位老人叫戴贤昆，当时92岁，身体仍很健康，他对当年两位外国人来调查的事还记忆犹新。[4]说那两位外国人是本村的一位在外上大学的族人领来的，[5]当时是他父亲划的船。还记得，那个外国人给他父亲两个银元作船资，他父亲没收。书上有张照片，他一眼就认出是他父亲，与他房间里墙上挂的那张像相同。至此，我们可以确认这个村就是当年葛学溥笔下的凤凰村，葛学溥也曾亲自到凤凰村调查。

图0-3 凤凰村大房子（葛学溥曾住此）

我认为陈礼颂先生的回忆解答了这一学术疑案：“向来其曾从事实地调查研究潮州村落社区之西方学者，据笔者所知，当推前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美籍教授葛学溥为先驱。葛氏利用一九一八及一九一九年暑假期间，借助当时肄业沪大部分潮籍学生回乡度假之便，着其门弟子等先依照调查表格进行调查；一九二三年葛氏始亲往作更深入之实地观察，并将初步调查所得加以修正。一九二五年遂将研究结果，交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印成《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一书问世。葛氏此书足称为中国村落社区文化分析之先河。”[6]

由此可见，1918～1919年的调查是葛学溥的学生们完成的，而他自己则仅仅在1923年到凤凰村进行过短暂的访问。[7]书中第一章描述的到凤凰村的经过，及照片应该都是1923年的情景。书中所用的资料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收集的并经过葛学溥本人的检验，应该是可信的。只是到凤凰村调查收集资料的学生们的名字在书中只字不提，这才引起这段疑案。

凤凰村，本名溪口村，村边有条凤凰溪，北可遥望凤凰山，可见葛学溥当年用“凤凰”之名寓意是深刻的。因为既可表示方位，又可表示中国文化特色。凤凰村是一个以戴姓为主的村，1997年有人口1132人。戴氏始祖于宋代自江西迁入，聚族而居，逐渐成为当地之望族。村民多操潮语。凤凰村在婚姻、家族、宗教礼仪等文化方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由于邻近居有畲族，故在文化方面互有影响。至今，村庄布局、宗祠、村庙等主要建筑物，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风貌。因此该村为人类学的追踪调查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点。

图0-4 凤凰溪（2003）

西出归湖镇，走上归湖大堤，大堤外侧是凤凰村原来的市场和现在的码头。从市场的建筑可见当年的布局。再行200米，凤凰村都呈现在眼前，大堤呈南北向长弧带状（约500米长），主要的住宅都分布在大堤东侧的带状区中。旧宅约有300余间，村民的新宅一部分在旧宅上翻新，或在旁边扩建。所以村中没有留下能行汽车的路，交通是靠大堤和东面沿村修的路。在废弃的大堤和归湖至凤凰山的公路之间是留下来的耕地和新建的房屋。全村人捐建的三层楼的凤喈学校成为新的中心。学校有篮球场和礼堂，村委会设在三楼，这样学校成为全村活动的中心。新建的房屋主要是在公路两旁和机耕道旁，主要是商业的需要。村中老的中心建筑是葛学溥的书中有记录的几座祠堂，另外就是30年代华侨建的一座“洋楼”。这座洋楼解放后曾经先后为乡、公社、大队的办公楼，改革开放后落实华侨政策归还其后代，又成为表带厂址。村里的“戴氏祖厅”，1990年重修后成为老人活动中心。耕地种的主要是蔬菜，反映了近城镇地区农业生产的特色。在归凤公路东北是村里的果树山（岭边山），那位留洋博士戴贯一就葬在山上。在大堤西面是凤凰溪，沿溪分布着竹林和一些果树。旧时的码头和福灵古庙就在中部，古庙前的水泥台阶成为运输船停泊地。

图0-5 凤凰村渡口（葛学溥摄，1923年）

当然，经过了70多年的沧海桑田，整个村的自然景观都发生了变化。村里人新房一般建到公路旁或外围，所以老的房子还保留不少，其布局也与当年变化不大。如80年代重修了村庙，虽然名字还叫福灵古庙，但位置、建筑材料都变了，庙里供奉的神也增多了；90年代重修的祠堂位置没变，但把“戴氏祖祠”改成了“戴氏祖厅”；保留下来的各房祠堂，也成了工厂、商店和仓库。读书的“宝书楼”成了堆放杂物的危楼。过去的渡口依然可辨，只是有了公路桥以后渡口就没有渡船了。过去的小市场因为在大堤之外不再为市，成了外来者的住家。书中描述的潭（本名是大沟市）村曾经是繁华的港口和集市，可是已被韩江冲毁，如今仅可觅残墙断壁！

图0-6 凤凰村渡口（2003）

图0-7 凤凰村街景（葛学溥摄）

图0-8 凤凰村景观（2003）

图0-9 凤凰村市场（葛学溥摄，1923年）

图0-10 凤凰村市场（2003）

图0-11 远眺凤凰村的洋楼

图0-12 被毁的潭村（曾经是繁华的集市）

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就更大了。人口从过去的600余人，到今天已1100多人。家庭的结构从以主干、扩大家庭为主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轮伙头”成为赡养老人的主要方式之一。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严重，人均土地仅2分。过去男人们下南洋（东南亚一带）谋生，改革开放后青年男女到珠江三角洲和汕头务工。公路水路都可直通村里，电话、电视也进入了村民家。归湖镇区的扩展，几乎与凤凰村连接起来，村民的经济生活与镇的联系更为紧密。村民们种植蔬菜到集市卖，到集市开设各类商店和摊档。一些村民购买了集镇户口成了真正的“居民”。政治制度的变化、政权的更替和政治运动，都给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村里的学校从祠堂搬到了新建的大楼中，校名恢复了解放前的名字。戴氏家族中举人和秀才的人数在归湖镇是最多的，村民们捐资建新校舍，似乎想通过教育来再现往日的辉煌。同时为了缅怀祖先、启迪后人，村里组成了重修族谱委员会，以恢复“文化大革命”中毁掉的族谱。

自此，笔者每年都去凤凰村调查，以完成凤凰村研究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