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国内外其他学者关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

与管理学派相比，曼彻斯特大学学派提出的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更为完整、研究内容更为全面，为经济全球化研究提供了更为通用和广阔的视野。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制度要素及传统体制的“惯性”影响作用依然突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因此本章主要以曼彻斯特大学学派的研究框架（价值、权力、嵌入）为主线，同时结合管理学派研究关于企业网络及地方在知识流动中的升级等内容，对国内外其他学者[6]在理论、实证和案例各方面关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进行概要总结和评述。

1.4.1 国外学者关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

在价值链和产业升级方面，Humphrey和Schmitz（2002）提出了四种产业升级的类型：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跨行业升级。Taudes等（2002）研究了产业网络内的组织学习机制。Bair和Gereffi（2003），Palpacuer和Parisotto（2003），Coe和Hess（2004），Liu等（2006）研究了全球范围内价值创造和产业升级的多层级过程。Gereffi和Memedovic（2003）通过服装产业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前景。Schmitz（2004）和Gereffi等（2005）通过其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研究了关于产业升级、价值创造、价值增值和获得的过程。Parthasarathy和Aoyama（2006）通过研究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业的发展，试图证明研究非正式的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我们认识全球经济中的地方升级。

在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方面，Levy（2005）研究了全球工厂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霸权地位。Roper和Grimes（2005）研究了信息通信技术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不同城市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的特征。Hess和Coe（2006）以电信产业为例，强调权力和嵌入在塑造生产网络组织和空间性时发挥了核心作用。Sally（2006）关于斐济服装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嵌入的研究，通过对生产网络发展和转型作为动力进程的分析强化了权力非对称这一观点。

在地域和网络嵌入方面，Smith等（2002）和Bair（2005）说明了应当对全球生产网络企业运作的文化、政治和制度环境有新的认知。Depner和Bathelt（2005）通过研究上海汽车集群中的供应链，阐述了德国公司是如何在一个不熟悉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克服运行困难的。Liu和Dicken（2006）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揭示了中国政府如何利用制度力量使得国外投资者“被动嵌入”到国家经济体系中。Hess和Rodrigue（2006b）提出需要研究全球生产网络中物流与运输的作用并对美国地理协会成员已有的研究做了简单介绍。Yeung（2009）则以东亚地区为例，研究了区域发展和全球生产网络竞争力的变迁之间的关系。

1.4.2 国内学者关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

全球生产网络研究在国内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已经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地区和产业升级方面，国内很多学者针对国内不同地区和行业，采用实证或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全球生产网络内的区域地位升级以及相关的产业升级问题。

在价值链和产业升级方面，刘德学等（2006）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问题。蒲华林、张捷（2008）以汽车行业为例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特定产业特点。唐海燕、张会清（2009）实证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在新国际分工体系和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价值链提升。赵林飞、顾庆良（2010）结合对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查，探讨了全球产业网络下的工资水平与产业升级关系。

在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方面，苏桂富等（2005）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机制。卜国琴（2007）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治理模式对加工贸易升级的影响。李健、宁越敏、汪明峰（2008）以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为例，探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一般组织框架，研究了网络的价值分配及空间竞争。朱彤、孙启俊（2008）选择不同的行业分析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模式。周习（2011）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在地域和网络嵌入方面，高菠阳、刘卫东、Glen Norcliffe、杜超（2011）以中加自行车贸易为例，探讨了国际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和空间特征。李健、宁越敏（2011）总结了全球生产网络研究框架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基于全球化的地方发展研究框架。刘春生（2011）研究了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