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由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的建立到衰落经历了260余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发展。它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灵活地实行一系列政治制度和相关政策，对保持边疆稳定，促进边疆开发，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对素称强悍“风气刚劲，习于战斗，恒不肯服属于人”[1]的蒙古诸部，实行编旗设盟、军事驻防、蒙汉分治等政策，推行分而治之、限制利用结合，宗教上为政治目的而提倡藏传佛教，成功保持了康熙中叶以后150多年内外蒙古的基本无事，保持了蒙古地区安定和平的局面，成为清朝北部边疆的屏藩。这与清代在蒙古地区实行的政治制度和清朝在蒙古地区施行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盟旗制度，即对新征服和归附的蒙古部落依照满洲八旗制度进行编设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统以扎萨克，形成一旗；一旗或数旗合为一盟，设盟长和副盟长，清廷在中央设立理藩院对其进行管辖。同时清廷还在蒙古地区驻扎八旗满洲军队，统以将军、都统、副都统等，以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统治，将“素称强盛，历代以全力御之，尚不能克”[2]的蒙古变成满洲的世仆。
驻防制度起因于满族统治者基于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汉族的人数不足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而又卓有成效的英明策略[3]。“以存京师者为禁旅，而分镇各省者为驻防”[4]，定兵额约20万。其中以大部屯驻京畿地区，其他分驻各省。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经营，至乾隆中叶以后，全国范围内总共设置了将军级驻防14处，形成了“由北京经宁夏、绥远至凉州（甘肃武威）的长城驻防线。由德州（山东今县）经开封至西安的黄河驻防线；由江宁（南京）经荆州至成都的长江驻防线；由北京至杭州的运河驻防线；由杭州经福州至广州的东南沿海驻防线”[5]。这些驻防线，构成了清廷对全国的军事控制网。其中绥远城驻防是清朝在漠南蒙古设置最早的军事驻防，驻防兵额数4000多人，是长城驻防线上较大的一处驻防点，它的设立对巩固国家北部边防和稳定蒙古社会秩序，防止分裂割据，加强清朝在蒙古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绥远驻防是清朝统治蒙古的重要内容，对于保持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稳定局面，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绥远城驻防对研究清代的民族统治政策和民族关系史都有一定的意义。
绥远城驻防是清朝统治者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设置的最高军事驻防点，绥远将军的权力不仅包括统率绥远城、右卫满洲八旗驻防官军、管理归化城土默特二旗，以及乌兰察布和伊克昭两盟的军事统驭。他还有调遣宣（化）、大（同）二镇绿营兵的权力，后来又节制沿边道厅。随着权力的不断加强，成为掌管漠南蒙古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所以其历史活动对漠南特别是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宗教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清末的蒙地放垦和清末新政中也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因此只有对绥远城驻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清朝对蒙古的治理和开发政策，认识清政府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总之，绥远城驻防内容丰富而复杂，综合研究绥远城驻防的变化、特点及其变迁背景，揭示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清朝的边疆管理制度和民族政策，了解清朝治理和开发边疆的政策和措施。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其利弊得失，不仅对进一步研究清代的蒙古史、边疆史、呼和浩特地方史有重要意义，而且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对制定现实的民族政策也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另外，把绥远城将军的设置与此地社会变迁及变迁带来的变化联系起来，以新的视角进行分析和探讨，对清朝治边思想和治理边疆政策做分析，以史为鉴，对当代开发内蒙古有所借鉴和启示。
二 研究相关动态
（一）研究动态
绥远城驻防是清代漠南蒙古地区最重要的军事驻防点，是清朝边疆防御的重要力量，对控驭服绥蒙古、拱卫京师、加强边防、开发边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对其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研究清代八旗驻防和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综合著作中对绥远城驻防多有论述。
荣祥《呼和浩特沿革纪要稿》（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1979年，油印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对清代绥远城的兴建、满族移驻绥远城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考述。
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是一部全面探讨清代蒙古管理制度的专著，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丰富的档案史料，对清代蒙古的政教制度全面系统地论述，勾画出了清代蒙古地区的政治和宗教的全景。其中军府制度一章中对绥远城将军的机构组成及其职能做了深入分析，推进了绥远城将军的研究。
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是一部以研究内蒙古垦务为主的论文集。论文集中刊载了很多学者的多篇有关内蒙古各地区垦务的论文，由于清代西部蒙古的土地放垦清末多由绥远城将军负责，故有不少内容涉及了绥远城将军的活动。
达力扎布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书中对清太祖、清太宗对蒙古的政策论述颇详，作者对皇太极时期清对归化城土默特一系列政策的产生原因及历史背景，实施经过及其效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这些论述对本书的写作，特别是清在归化城附近设置军事驻防的原因、背景等很有启发。
佟靖仁等著《塞北新城的满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一书对绥远城的兴建、新城内的建筑布局及相关史实亦有相当的论述。
定宜庄著《八旗驻防制度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以汉文、满文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重点阐述八旗制度的特殊性及其对清朝统治起到的作用。对八旗驻防制度的形成、中央对驻防地方控制的力度、驻防的弊端、兵丁生计做重点研究，指出八旗制度自身的局限是导致八旗驻防衰败的原因。同时认为汉族封建制度的影响也是八旗衰落的重要原因。其中对绥远城驻防的论述占了相当的篇幅，清晰地描绘出了绥远驻防发展的基本线索。
韩国学者任桂淳著《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三联书店，1993）。以广州、杭州、福州、绥远为重点，充分利用其“驻防志”对八旗驻防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对整个清代八旗驻防的财政、生活、行政和组织情况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揭示了财政崩溃是导致驻防衰败的原因。其中关于绥远驻防的相关论述对我们了解绥远驻防八旗很有帮助。
美国学者吴卫平著《八旗的兴衰》，对八旗从兴起到衰落的轨迹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内容包括八旗的创立、组织原型、驻防的分布、军事力量的保持；八旗的衰落，领导地位的丧失，旗人军事兴趣的减弱及军事训练的懈怠，旗人的贫困化及原因分析，清政府为遏制旗人贫困化采取的相关措施及其效果；等等。
涉及绥远城驻防相关问题的通论性著作有：姚明辉的《蒙古志》、卓宏谋的《蒙古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陶克涛的《内蒙古发展概述》、戴学稷的《呼和浩特简史》、袁森坡的《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张永江的《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集体编著的《蒙古族简史》、泰亦赤兀惕·满昌的《蒙古族通史》、《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著的《准噶尔史略》、周清澍主编的《内蒙古历史地理》等。
制度史方面的著作有：赵云田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台湾学者李毓澍的《外蒙政教制度考》、赵令志的《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日本学者田山茂的《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综合性的著作有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成崇德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边疆民族卷》等。
这些研究清史、蒙古史、清代边疆政策和清代蒙古政教制度的综合著作中对绥远城将军多有论述。对绥远驻防或多或少均有一定程度的涉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这些著作对本书的写作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借鉴作用。关于清代绥远驻防的研究目前虽然尚未出现以绥远驻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但相关的一些论文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一些观点颇有新意。
绥远城建城的兴工及竣工时间是研究绥远驻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绥远城的始建和竣工时间，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争议，尚未达成一致。一些学者根据相关史料对其进行考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金启孮《呼和浩特旧城的变迁和新城的兴建》（《内蒙古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认为绥远城兴建于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蒙林先生的《绥远城城工始建时间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专文探讨的最早文章，作者根据《清实录》等史籍的记载，结合缜密的分析认为绥远城动工兴建于乾隆元年十月初七日，乾隆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竣工；后出的两篇论文，分别利用新整理出的满文档案和相关史料对绥远城兴工和竣工时间进行了考证。一为边晋中的《清绥远城修筑时间和过程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利用新出档案《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和《乾隆朝上谕档》及奏折等，基本勾勒出绥远城建筑的大致经过。考订绥远城于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正式动工兴建，乾隆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全部竣工。一为张慧君、伟丽、斯钦布和、胡玉花的《绥远城兴工竣工档案查考》（《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2期），利用《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土默特左旗档案》《乾隆朝汉文录副奏折》等，得出绥远城开工兴建于乾隆二年二月初七日，竣工于乾隆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的结论。对这一问题的迷雾似已基本廓清了。但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一些学者虽没有具体考证这一问题，但在有关论述中，一直使用乾隆二年初建、乾隆四年竣工的观点。其他分歧还有认为雍正十三年建、乾隆元年始建、乾隆二年始建；乾隆二年竣工、乾隆三年竣工之说等，以上诸说皆有学者采用，各具理由，除依据的史料记载不同外，还有观点不同等原因造成的。
有清一代绥远城将军共有多少任目前学术界也有分歧，《绥远城驻防志》记载为68任；《绥远通志稿》记载，绥远城将军为75任；蒙林先生根据《清实录》记载，认为有79任。还有人认为清政府正式授封的有75任，实际到任72任之说。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可能与各种史料的记载不同或统计方法不同而出现了分歧。特别是有的绥远城将军虽被任命，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赴任，更易造成统计上的误差。因绥远城将军更迭频繁，任期长短不一。真正实心任事，有所作为的不是太多。目前绥远城将军人物的研究成果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对绥远城将军贻谷的研究相对较多，且侧重于他在放垦蒙地中的历史活动，限于篇幅，此不罗列。
其他有关绥远城将军的研究论文有：金启孮的《归化城喇嘛暴动传说考——从民俗材料看召庙与汉商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中对费扬古与喇嘛传说的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证，对费扬古稳定归化城一带社会秩序，保护农商利益的史实进行了论述，纠正了传说之谬。李铁钢的《清代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其人及“御赐碑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第1、2期）和赵秀琴的《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功德碑》（《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两篇文章对将军德勒克多尔济的“御赐碑记”、其生平事迹及其与公主府的关系等进行了考证和说明。孟和套格套的《德勒克多尔济与道咸之际中俄边境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对德勒克多尔济在中俄边境交涉中的历史活动及作用进行了论述。
关于绥远城驻防的八旗来源，蒙林先生发表了系列论文，《绥远城八旗源流考述》（《前沿》1994年第1期）、《绥远城驻防八旗考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对绥远城驻防的八旗来源进行了考证，指出绥远城驻防八旗是京师满洲八旗户下人（家选兵）演变成的汉军与右卫八旗蒙古兵联合驻防。后汉军八旗因八旗生计问题而出旗，其缺由京师八旗满洲兵补充，最终形成满蒙旗兵联合驻防的格局。《绥远城八旗蒙古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对绥远城八旗蒙古的由来、驻防、变迁、官制、人口、俸饷、分布、名姓、教育、风俗及归宿等进行了探讨。此外蒙林先生还撰有《清代右卫和绥远城关系初探》一文，对右卫、绥远两地驻防之间的关系及官兵的相互调补做了探讨。
其他专题研究论文有：定宜庄的《清代北部边疆八旗驻防概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对清代北部边疆的军事驻防体系进行了概述。他指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重点在漠南蒙古，一则它处于京师肩背的位置，一旦有事，京师立危；一则它横亘于内地与漠北和漠西之间，又东与东三省相接，如有不测，对满族统治者的后方有极大威胁。
达力扎布的《清初对蒙古右翼三万户的政策及其背景》（《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论述了清朝对蒙古右翼三万户实行不同于左翼三万户政策的原因和历史背景，指出清朝通过控制右翼三万户与明朝传统的互市贸易达到共享市利的同时，迫使其他蒙古诸部和喀尔喀陆续归附，而右翼三万户中与明互市占主导地位的是靠近明边的归化城土默特部。清朝对归化城土默特部不设扎萨克，编为内属旗，原因正在于此。
孙驰的《乾隆初“近疆固守”的方略与建立绥远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论述了乾隆初实施“近疆固守”方略的历史背景、内容及其确立的经济原因和外部条件，认为建立绥远城是“近疆固守”方略的重要举措。
乌云格日勒的《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对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的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述。
张友春的《绥远城的象征——将军衙署》（《理论研究》1999年第6期）对绥远城将军衙署的情况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对将军衙署的历次增置、改建情况进行了叙述。
铁达的《清绥远城驻防八旗史实纵览》（《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2期）对绥远城的设置、驻防八旗的几项规制及驻防八旗所担负的若干项任务进行了探讨，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驻防八旗的史实。
翁道乐、王玉海的《清右卫建威将军探微》（《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对右卫建威将军设置的背景、设置过程、职掌、建制、薪俸等进行了探讨，指出是噶尔丹之使厄（额）尔德尼绰尔济等人挟噶尔丹书札散布内属蒙古，煽惑其叛清归附于噶尔丹和怀疑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有异心这两件事，迫使康熙帝决定在右卫设置驻防。
宝音朝克图的《嘉道年间的大青山山后卡伦概述》（《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对大青山山后卡伦的有关情况，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和其他相关史料，论述、梳理嘉道年间该地区卡伦的来龙去脉，进而剖析内在因素及其功效。
张永江的《试论清代内蒙古蒙古族财政的类型与特点》（《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论文对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财政制度由自主型转变为中央严格监管下的地方财政，在财政收入分配上也由主体走向边缘，旗民由不纳税变为纳税民这一历史转变过程和手段进行了精当的析论，深化了清代土默特部财政史的研究。
乌仁其其格的博士学位论文《18-20世纪初归化城土默特财政研究》，利用满蒙汉档案资料，对归化城财政的起始兴衰进行系统研究，展现了土默特财政的演变进程。
一些国外学者对清朝初期的归化城情况进行了论述。〔日〕森川哲雄《十七世纪前半叶的归化城》（《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年第3、4期）对17世纪归化城土默特旗的成立经过及归化城地区的农业商业情况进行了论述。〔日〕近藤富城《清代归化绥远市区的形成过程》（《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6年第1期）一文认为对归化、绥远两城历经明清的兴建直到民国，其市区形成和很多建筑物都发生了很大变迁；他指出清代归化、绥远市区是通过有清一代的发展而形成的。
以上这些论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绥远驻防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探讨，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显示出这方面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大大便利了我们对绥远城将军的进一步研究。其他一些相关的论文虽然研究角度不同，但对绥远驻防的某些方面都有涉及，仍具有很高参考价值，本书亦有参考，限于篇幅，此处不再罗列。
绥远城驻防的设置是清朝政府政策在归化城地区得以实施的保证，也是清代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综合性专著、通史性著作、专题研究及相关论文，对绥远八旗驻防的研究多有论及，做了开创性工作，对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基础，但或限于篇幅抑或限于体例，对此一重要建置均未展开全方位的论述，使人难窥这一制度的全貌。所以绥远城将军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深入解决和再探讨的问题。
其一，未能从宏观上把握有清一代绥远城驻防演变的趋势，研究者多从绥远城驻防的某个特定问题进行个案分析，或对某些片段和局部问题进行探讨，就事论事或以点带面，而且多集中在设置驻防的初期，而系统、全面的贯通研究著作目前尚未见到。
其二，驻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如绥远城驻防的设置时间、建城时间、职能的演变、绥远驻防设置的原因、驻防的前身等，尽管已有各种说法，但仍有分歧，其原因在于研究者所依据的史料不同或观点视角不同。
其三，绥远城将军的职能，虽然研究者对绥远城将军的职能进行了列举，但对其职能的演化及其过程缺乏考察。其职能与初设时目的是否一致，特别是引起其职能演变的社会背景也未能仔细探讨。而从制度和政策演变的角度进行研究者尤为不多。
其四，对绥远城将军的一些细节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如右卫将军、安北将军、建威将军、归化城将军、绥远城将军的沿革与相互关系。它们是绥远将军在不同时期的称呼，目前在绥远城将军的研究中多以绥远城将军称之。其实，绥远城将军的称呼正式明文要求如此称呼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改建威将军为绥远城将军”）[6]。
其五，重视对清前期绥远驻防的研究，而对后期历史研究不够，且清后期驻防研究内容多侧重于绥远将军在蒙地放垦中的历史活动。原因可能是绥远驻防的设置主要是在乾隆时期形成的，清廷对绥远驻防的诸项政策、制度的制定和确立基本上都是在乾隆年间完成的，对当时的一些重大举措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而中后期状况的记载不多且较为零碎。
其六，绥远城驻防将军设置后对土默特蒙古权力的加速剥夺问题，对于右卫驻防在降低为城守尉级别后的隶属问题，仍有不同的记载；绥远城将军节制沿边诸道厅的时间问题等，需要进一步明晰。
其七，关于整个有清一代绥远城将军的任数和人数，史料记载不一。经查对相关文献记载，并借鉴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得出清代绥远城将军应为80任75人（见附录绥远城将军统计表）。
（二）研究参考的档案史料及论著
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下面将本书参考使用的文献资料做一简单分类介绍。
档案是政府机关等在办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记录，具有原始性、客观性、可靠性和系统性等特点，是各类材料中最有价值的。保存至今的有关绥远驻防的档案数量巨大，包括满、蒙、汉多种文字的档案。本书利用的有《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清代理藩院档、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类等。满文档案有《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中、下）、《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军机处满文月折包》等。《康熙起居注》《乾隆帝起居注》《嘉庆帝起居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等。此外还有乾隆、嘉庆、道光等朝《上谕档》《钦差垦务大臣全宗》等。
史籍包括清代大型史书、诏令、奏议、时人政见、地方志和文人游记等。历史研究“首重官书”，清代官书数量巨大，系统性强。本书主要利用了大清历朝《实录》；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朝《会典》；嘉庆、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乾隆、道光、光绪朝《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清朝通志》《清朝通典》《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此外，对《平定准噶尔方略》《清史稿》亦多有参考。《钦定八旗通志》是一部关于满族和八旗制度的重要典籍，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八旗各项制度、相关政策都有翔实的记载。
地方志是以记载地方历史与现实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记载尤为准确、详尽，被称为“一方之全史”。清末漠南曾出现修志的高潮，纂修了多部地方志，保存了大量史料。本书主要利用了地方志中的《山西通志》《朔平府志》《口北三厅志》《归绥道志》《绥远旗志》《绥远城驻防志》《绥远志》《土默特旗志》《古丰识略》《归绥县志》《绥远通志稿》等书中的有关记载。
私家撰述可补史之阙。本书使用了王常、补熙、德勒克多尔济、贻谷、三多、堃岫等人的奏稿；私人撰述《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圣武记》等。
笔记，是作者随笔记录的见闻，或为作者留心观察到的人事风情，搜求的逸闻趣事，载诸笔端。其涉及面之广泛，情节之具体细微，常常为其他载籍所不能及。所以从中可得到丰富的宝贵材料。本书参考了文人笔记中的《啸亭杂录》《詹曝杂记》等，并参考了清人王锡祺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收录的一些笔记游记见闻等。
其他一些外国人的调查资料也很有参考价值，如俄国学者阿·马·波兹得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为作者在内蒙古的实地考察记录，也是研究清代内蒙古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田山茂著《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7）书中对清代蒙古旗的建立、旗的组织和旗的机能进行了研究。其他日本人的调查研究资料也很多，此不枚举。
对于本选题而言，汉文史料为基本史料，数量多、种类全。民族文字文献也有一部分，本书主要利用了已编译出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以及俄文、日文版的汉文翻译本。
档案资料汇编所提供的历史资料，若从史源学及第一手材料的观念来看，其史料价值不大，但它为阅读和利用原著提供了很大方便，因此笔者亦有参考，如《清实录蒙古史料抄》《清季蒙古实录》《清史编年》《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等。《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收录了有关内蒙古的史志资料70种，编者搜求诸多图书馆及科研机构的藏书，内容包括清代、民国时期的方志、调查资料、个人撰述，等等，便利了读者查阅使用这些图书，笔者参考亦多。
关于绥远城驻防的资料的特点。综观清代至近代的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清代档案和官方史书及内蒙古地方志等，其中涉及绥远驻防的资料是多方面的，其特点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数量多而分散，清代有关绥远驻防的资料，由于历史时间跨度较长，其作为政府的统治机构，所保留下来的资料数量很大，包括档案、官书、奏折等。除了档案以外，多分散在《大清会典》《清实录》以及各朝朱批奏折等，这些资料缺乏相应的有机联系，使人难以获得整体全面地信息。二是不均衡性，有关绥远驻防资料的不均衡性体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内容等多方面。就时代而言，设置初期和清末新政时资料相对多，清代中期相对少，在和平时期的资料少，战争时期相对较多；就内容而言，记述其与中央政府的相互联系多，记述其内部运行机制的少。三是驻防为清朝的一种统治机构有其相对持续存在时间和特定的空间，由于绥远驻防作为清朝在内蒙古的统治机构有其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特点，就需要有连贯的资料来阐述其历史发展轨迹，由于资料的不足，很难做到这一点，其存在的空间也具有其特殊性，驻防的管辖区域并不像内地行省那样明确，其和山西行省的管辖与乌、伊二盟的关系等，由于资料的匮乏而难以廓清。所以对绥远驻防的整体全面地再现，往往是很模糊和片面的，无法客观、准确地表现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体面貌。四是少数民族语言资料的整理，清朝统治者为满族，其规定公文写作必须使用满文，所以保留了大量的满文档案，这些档案虽被整理出版了一部分，方便了学术界的研究利用，但只是被翻译整理的满文档案中的极小一部分。
三 研究限制、研究方法与本书框架
（一）研究限制及解决办法
由于本书是对绥远城驻防历史的综合研究，其内容既是蒙古史研究的范围又涉及清史，这就无形中为本课题的研究增加了阅读范围，提高了研究的难度，其中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史料，是此项研究的瓶颈，因为“要想对所研究的对象有真切和全面的理解，研究他们如何用自己的文字来描写他们自己是至关重要的”[7]。解决方法：一是作者本人继续学习蒙古语，争取使用原始档案记载，减少二手资料在诠释引证上之误差。二是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文献整理事业的发展，清代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档案已经被整理出版，这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已经翻译出版的相关档案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笔者撰写时因语言的障碍而造成的遗憾。
绥远城驻防是清代在漠南蒙古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的清政府统治结构。其活动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宗教活动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地方志中蕴藏着大量的相关记载，一些地方事件不为官书所载，而在地方志中却记载极详，这对廓清绥远城将军在当地的军政活动极有帮助。但一些地方志书在北京不易找见，需赴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等单位查阅。
（二）本书预期目标及研究方法
绥远城驻防研究：一，时间跨度大，从清乾隆二年（1737）右卫将军王常移驻绥远城至宣统三年（1911）最后一任将军坤岫共174年的时间，加上驻防前的萌芽、酝酿阶段，时间跨度超过二百年。二，历史演变曲折复杂，从顺治朝之归化城驻兵至乾隆二年正式设立绥远城驻防，历时近百年，驻兵多次。其间历朝俱有驻兵归化城之举，尚不包括在归化城附近的驻戍。经历了有防备漠北喀尔喀到防备漠西准噶尔的转变过程。绥远城驻防的设立缘起于防备准噶尔，在准噶尔被平定以后，其军事职能下降，管理、监督、隔离等职能上升，在清末朝廷为减少放垦蒙地的阻力而任命垦务大臣兼任绥远城将军。需要说明的是垦务不是绥远将军的正常职能，但在清末风云变幻的特殊条件下，逐渐演变为其职责之一。此时绥远城将军已成为清政府在这一地区各项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这一过程曲折复杂。
本书通过对绥远城驻防设立的原因、时代背景、组织结构、运行机制、职能的演化及历史作用进行探讨，一方面反映绥远城驻防本身的历史发展轨迹，同时又把它放在清朝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中去考察，多角度地勾画出清朝绥远城驻防的历史面貌。把绥远城将军的活动和清朝在归化城土默特的政策结合起来，从而准确把握绥远城驻防的性质和特征，对绥远城驻防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以此来认识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
主要研究方法：采用传统的历史资料搜集法，对各种档案史料进行对比、分析、鉴别、综合，在广泛阅读档案、清代官书、地方志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比较对照公私记载，做出系统的排比、叙述、分析，参考现代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考察的材料，辅以制度史、军事史、民族史以及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借鉴了统计方法，对驻防满营的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对所研究的课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篇章结构
本书在章节安排上共分六章若干节，大纲概略如下。
绪论，主要说明本书的研究意义与目的，相关研究动态，研究所参考的档案资料及研究的限制与论文大纲。
第一章 绥远城驻防设置前漠南蒙古概况。本章主要介绍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及人文环境。其在历史上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会地带，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跳板之一，战略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明代后期此地成为漠南蒙古的政治、宗教、经济中心。明末清初土默特部由于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而分崩离析，加上迷信佛教已经使其衰弱不堪，为察哈尔所破。至皇太极亲征察哈尔，土默特部顺义王俄木布等率众来投，皇太极命其仍领部众，仍驻牧原地，后来清太宗利用其和明朝特殊的通贡贸易关系，让其成为明清之间贸易的中介，以此缓解后金的经济困窘。《满文老档》和《太宗实录》中多次记载皇太极遣人赴归化城进行贸易的情况。后以毛罕事件为契机剥夺了土默特贵族对其属民的领有权，将其部众编为两旗，由清廷直接管辖。清廷对土默特的特殊政策，与当时清朝的国情和明、清对峙局势密切相关[8]。
第二章绥远城驻防设置的经过。对于绥远城将军的设置，多数学者认为是为防备准噶尔部而设，诚然，正是以清准之间的议和罢兵为契机，清廷把右卫将军移驻绥远城，在归化城附近设置了将军级驻防。然而，从清初的历史记载去考察，就会发现，在乾隆二年绥远城驻防设置以前，清政府就在这里多次驻兵，从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亲征林丹汗，土默特部投附，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都曾在归化城设置驻兵，尽管这些驻防是临时派遣性质的，因形势而增撤，但亦足见其地理位置是对西北用兵、保持北部边疆稳定的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康熙帝时，蒙古内争，准噶尔侵喀尔喀，迫使喀尔喀内附。因噶尔丹继续南进，逼近京师，清准进入战争状态，归化城渐成为塞外用兵的军事重镇。为对准用兵清政府在归化城设立了安北将军，同时设置了右卫将军。通过对安北、右卫将军设置的原因、经过，职掌及功绩、成就、作用等的考察，理清绥远驻防的渊源。
雍正帝即位后视准噶尔为隐患，所以一直寻找机会消弭隐患。当策旺阿拉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初立地位不稳之时，兵分两路进军，准备一举解决准部之患。为处理西北军务，雍正帝还特地设立了军机处，以及时处理西北军务。然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自雍正七年（1729）议令进兵，至雍正十二年（1734）双方罢兵议和，前后历时六年，交战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各有胜负。清有和通泊之败，亦有额尔德尼召（光显寺）之捷。但双方相持日久，难分伯仲，彼此皆劳。雍正十二年，准噶尔遣使议和，清朝马上应准，并派人赴准商谈议和及划定喀尔喀与准噶尔之间游牧界线。以此为契机，清朝开始议修绥远城。绥远城的最终修筑完成、驻防官兵及家属的移驻、官员的设置，及相关制度等都是在乾隆年间最终完成的。
第三章绥远城驻防设置的起因——绥服蒙古与对付准噶尔。本章主要从政治、经济、宗教、军事这几个角度来说明清廷在此设置驻防的原因。毋庸置疑，一项政治制度的产生必然有其产生的特殊背景，驻防制度也是如此，先有临时性质的驻防，逐渐转变为固定的驻防制度，也是经过了多年的尝试、探索的。绥远将军作为漠南的最高军政长官，坐镇于绥远城173年。李毓澍先生说“西北两路换防将军大臣特殊体制的形成，系根源于两种因素，一由于对准噶尔的用兵，一由于满人对于非其族类的防范政策”（《外蒙政教制度考》第2页）。绥远城驻防的设置也不出此窠臼。防备准噶尔是外在因素，而控驭抚绥蒙古，则是其内在因素，也正是这内外两种因素促成了绥远城驻防的设置；军事上归化城处于喀尔喀与京师之间，位置适中，既可作为西北用兵之兵源、粮饷的中转地，又可以在京师、归化城、清准前线之间形成一个梯度的军事供应线。另外作为漠南的政治、商业、宗教中心的归化城，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军事战略地位上，特别是在控驭蒙古方面，都是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
第四章绥远城驻防的组织机构及职能。本章主要对绥远城驻防的机构及其演变过程进行撰写。绥远城地处要冲，驻扎重兵，清廷在此地的军事、民事、民族、经济及其他各种政策均要有完备的组织结构负责贯彻执行。绥远驻防的内部机构主要包括绥远城将军衙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左右司、粮饷厅衙署等。清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因应制宜不断调整完善绥远城驻防机构。比如绥远厅的设置及改隶等。本章还对绥远城驻防官兵的组成、沿革、防区、编制、职责及奖惩办法等进行论述。
第五章绥远将军的职权及其嬗变。绥远城将军的职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和其他方面的职能，通过对《清实录》《会典》等各种史料的分析，对其职能及变迁过程理出一个大概的脉络。绥远城将军的职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处在不断的演化之中，既然土默特部的传统权力被褫夺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那么绥远城将军的权力也是不断地增强的，即把土默特地区的蒙古王公、台吉的权力剥夺，实现削弱蒙旗而强化驻防将军的权力。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这一地区道厅县的设置逐渐增多，绥远将军对民事的管理节制权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清代末期垦务大臣都兼任绥远城将军，绥远将军的职权也随之扩大。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是外藩蒙古，隶属于理藩院。绥远城将军对乌盟、伊盟的统驭，只限名义上的，从清末贻谷在乌、伊两盟办理垦务的经过中可以看出。
另外，归化城都统的演变也是经过由蒙古世袭到由京拣选的一个反复变化过程。对官员的任用、薪俸等也做简要的论述。
第六章绥远城驻防的历史作用。本章主要析论绥远驻防的最后归宿及影响。清代的八旗驻防制度是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清朝规定将军、都统的职责为“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其政刑，修举武备”，有权向皇帝奏报地方政情与民事，佐理内外政务。这一职能的实施有效地保证了驻防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绥远城将军管理归化城土默特二旗以及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有关民政与山西巡抚会商。它的设置对巩固西北边防、抵御外来势力侵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绥远城驻防设置在农牧交错、中原农耕地区和漠北漠西蒙古游牧区交会的归化城地区，绥远城将军的活动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因此，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绥远城驻防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充当了统治者的工具。作为军事驻防，只注重军事的震慑作用，而轻视了对驻防地区经济建设的规划和筹措。特别是清后期，绥远城将军作为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的代表，秉承清政府旨意，不顾蒙古王公和广大牧民的反对，在漠南地区推行移民，强制开垦牧地，以实行新政为名加紧对蒙古牧民的勒索，使广大牧民生计维艰，加上所属官吏的腐败，导致这一地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最终，绥远城驻防也不得不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改弦更张。
总之，绥远城驻防的设立，对巩固、加强清中央政权对蒙古的统治，保持漠南蒙古社会的稳定，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务力量都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积极作用。
四 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
（一）对绥远驻防制的界定
对于绥远城驻防制度，有人称其为军府制，最早称绥远驻防为军府制的历史文献是贻谷修、高赓恩纂的《绥远旗志》（光绪三十四年刻本），在该书卷七中把绥远城将军的设置称为军府制，但并没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界定。赵云田先生在其《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对军府制进行定义说：“是清政府统治蒙古进入比较稳定阶段形成的一种制度，即军府制度”[9]；管守新先生所著《新疆军府制度研究》一书中对新疆军府制度进行了界定，认为“清朝政府在新疆实行的军府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以军统政的行政管理制度”[10]。比之于绥远城驻防，可以看出其实清政府在土默特地区设置的绥远驻防，仍然具有边疆统治政策的共性（有别于清朝在中原地区的驻防制度），因地制宜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统治政策，具有军政合一、军民兼管的特点，是以军为主的行政管理制度。但它并不像新疆和东北三省的驻防将军那样，驻防始设时就是军民兼管、军政合一体制。绥远城驻防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前期驻防更多的是军事管理，中后期行政权力不断加强，并最终形成军政兼重的管理体制。
为了行文的方便，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仍以绥远城驻防称之。
（二）绥远城将军与安北将军、建威将军的关系
“将军”一称，起源较早，《事物纪原》中这样写道：《周礼》：天子六军，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其将皆命卿，盖在国称大夫，在军称将军。自晋献公作二军，而公将上军，故将军之名特出于此。《左传》阎没、汝宽皆谓魏献子为将军。《后汉书·百官志》云：“初，汉武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七国皆有其事，汉以来其命官之称极多，谓之杂号也。”[11]
而具体到清代，将军又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其一，为临时出征的统帅，如康熙雍正年间，有靖寇、安远、奉命、平逆、平寇、建武、讨逆、宁远、靖边、定边、绥远、振武将军等名，有时亦在将军前加大将军称号，如顺治十二年，铸大将军、将军诸印：曰镇海大将军、镇海将军、扬威大将军、扬威将军……平北将军、平北大将军、镇南大将军、征东将军、征北将军、征南将军、平南将军……“以上大将军、将军，有大征伐则置，凯旋则省，以王贝勒贝子公及都统亲信大臣充之，品级各从其原职。”[12]
其二，为驻防全国各地的八旗最高长官[13]，均由旗人充任，“将军”一称正式用于八旗驻防的最高将领，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的江宁将军，此后各地驻防总管陆续改称将军[14]，内地各直省驻防将军，掌管驻防地军事及八旗内部行政职务，不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边疆地区驻防将军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但具体又略有不同。
其三，为满洲宗室爵号，如，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等。
其四，为绿营虚衔，清初沿明制，绿营总兵官有勋劳者，递加都督佥事、都督同知、右都督、左都督诸名目。其最优加将军之名，如赵良栋勇略将军、潘育龙绥远将军、杨捷昭武将军。至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帝厌其名近虚伪，乃皆裁革。[15]
作为绥远城驻防的八旗最高长官绥远城将军，在《清实录》《清史稿》《东华录》《清朝文献通考》等文献中对其称呼的使用也极不一致。为了在下文论述的方便，有必要对其相互关系做一梳理说明。
清廷在归化城最早设置将军与用兵准噶尔的关系密切，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月，清廷以西北用兵需要，命户部尚书马齐、兵部尚书索诺和，往勘归化城驻兵之地，而马齐等提出两个地方可以筑城驻兵，一为右卫，一为归化城西南浑津巴尔哈孙旧城基址。而归化城之浑津巴尔哈孙无城，右卫现有城，且近归化城，大宜驻兵。康熙帝下令在右卫城外建造官兵房屋，大军即行驻扎于此，“此满兵有事即行，不必授田，大臣官员宜给予口粮，马给草料，务使势力有余。至于绿旗官兵遇调用，则宣大绿旗兵在近，调发甚便”。[16]于是授都统希福为建威将军，噶尔玛等为护军统领，令驻于右卫地方。虽然康熙帝本欲于归化城设置驻军，但因当时准噶尔兵锋甚锐，逼近京畿，军事行动频繁，而右卫有城，基础较好，故决定暂时驻扎于此。“此满兵有事即行，不必授田，大臣官员宜给予口粮”，可知康熙帝并未下决心在此地设置永久驻防。在此设置的建威将军因驻于右卫，因此也称右卫将军。
但是不久兵部又题奏，归化城乃总要之地，增戍之兵很多，应专设将军一员，总管归化城都统、副都统，训练官兵。如有当行事务，协同右卫将军而行。康熙也认为，归化地方，总管官兵整饬训练，关系甚重，因此命领侍卫内大臣伯费扬古为安北将军管理。[17]在归化城又设置了安北将军，此后因其驻在归化城，所以也称其为归化城将军，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五月，康熙帝言“归化城将军费扬古处，前已有侍郎满丕前往，应令相机行事”[18]。八月又让议政大臣等传谕沙木巴戴青、墨尔根济农，值雨雪时，噶尔丹侵略其界亦未可定，宜简发其兵于诸处防守，远置塘哨，探听消息。“凡有动静，一面速报归化城将军，一面奏闻”。[19]说明安北将军有时亦称归化城将军。
接着康熙帝又以右卫地方甚要，将军责任甚重，命费扬古为右卫将军，仍兼摄归化城将军事务。[20]这样右卫建威将军和安北将军合二为一，成为后来绥远城将军的前身。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费扬古被授为抚远大将军出征漠北，此后安北将军之称再未见到记载，何时裁撤不清楚。[21]
乾隆二年（1737），根据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奏请，右卫建威将军移驻绥远城，此后称绥远城建威将军或绥远城将军，有时也称归化城将军，在乾隆五年至乾隆十四年担任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的称呼，最具代表性和最能说明问题，即下面行文中的称呼：
乾隆五年十月，大学士等议复，“绥远城将军补熙奏，绥远城已垦、未垦地亩，前后查报，数目不符，积年弊窦多端”。[22]
乾隆六年八月，“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奏称，绥远城驻防兵米，改为全云本色”。[23]
乾隆八年二月谕：“向来山西巡抚，兼管提督事务，刘于义办理政务为有余，而整饬营伍，非其所长，著归化城将军补熙，暂行兼管。”[24]
而最终规定统一绥远城建威将军的称呼，是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时，军机大臣等奏，“查各省将军名号，皆按驻防处所编定，惟京口将军，向称镇海将军；绥远城将军，向称建威将军。今镇海将军之缺，既经裁汰，其建威将军，请嗣后于奏事行文，俱称绥远城将军，并请改铸印信颁给”。[25]此后绥远城建威将军之称不见记载，但称归化城将军仍有出现，尽管比较少见。
概而言之，右卫建威将军有时称右卫将军，安北将军有时亦称归化城将军，右卫建威将军移驻绥远城后称归化城将军、绥远城建威将军、绥远城将军、绥远将军，后来文本中亦有根据归绥的名字改为呼和浩特而将绥远城将军称为呼和浩特将军。
用图1、表1表示如下：
图1
表1 绥远城将军与右卫将军安北将军的关系
表1 绥远城将军与右卫将军安北将军的关系-续表
[1] 《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卷1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8《史部十四·传记类二》。
[2] （清）昭梿：《啸亭杂录》卷10，中华书局，1980，第362页。
[3] 定宜庄：《八旗驻防制度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4]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第467页。
[5] 参见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三联书店，1979，第113页。
[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45《兵部》，文海出版社，1992，第45页。
[7] 定宜庄：《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
[8] 详见达力扎布《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第321～336页。
[9] 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第105页。
[10] 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第2页。
[11] （宋）高承撰：《事物纪原》，（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第278～279页。
[1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42《兵部》。
[13] 昭梿在其《啸亭杂录》卷10中对清代将军解释说：“古有‘伏波’‘楼船’诸将军名号，未有以将军为官名者。国初四方未定，多有以重臣佩诸将军印将劲旅屯戍者，后遂沿为满人总兵之名号。惟察哈尔、乌鲁木齐及天津水师称都统，余皆称为某处将军，秩一品视提督上。盛京初名内大臣，后亦改今名云。”第329页。
[14]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第121页。
[15] 昭梿：《啸亭杂录》卷6《绿营虚衔》，第177页。
[16] 《清圣祖实录》卷157，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壬寅。
[17] 《清圣祖实录》卷159，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庚戌。
[18] 《清圣祖实录》卷167，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壬午。
[19] 《清圣祖实录》卷168，康熙三十四年八月丙申。
[20] 《清圣祖实录》卷168，康熙三十四年八月癸巳。
[21] 《清圣祖实录》卷231，康熙四十六年十月丙申，安北将军何时裁撤未见记载，应当在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时，西征大军撤回之后。
[22] 《清高宗实录》卷129，乾隆五年十月己未。
[23] 《清高宗实录》卷149，乾隆六年八月庚申。
[24] 《清高宗实录》卷185，乾隆八年二月乙巳。
[25] 《清高宗实录》卷633，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丁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