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为什么研究我国慈善组织的信任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慈善组织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态势，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自1978年开始的体制层面的深度变革。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释放出蕴藏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能量，凸显了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唤起了国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为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更应当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前瞻性地面对挑战和机遇，推动我国慈善事业更上一层楼。
对于全球的慈善组织而言，公众的信任紧密联系着慈善组织的生死存亡。由于慈善组织的非营利性、志愿性和价值导向等特征，一般来说，慈善组织一诞生就被公众认为是“高尚”和值得信任的。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许多学者对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问题提出质疑。萨拉蒙（Salamon）认为，应除去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营利组织“道德完美”的神圣光环。[1]有研究发现，近年来由于慈善组织对资金的不当使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丑闻，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水平大打折扣，公众对于慈善组织的认识也越来越负面。[2]有学者认为，慈善组织的“道德完美”假设使公众容易过于信任慈善组织，这为慈善组织谋取私利提供了便利，有损社会福利和慈善价值的实现，反过来更有可能降低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3]而这个过程往往是不可逆的。换言之，公众信任一旦失去就难以恢复。
公众信任的缺失一度为我国慈善组织的生存带来了致命危机。一系列慈善丑闻不断拷问着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例如2007年的“侵吞孤儿善款事件”，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天价帐篷”事件，2009年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专项基金遭冒领和挪用事件等。2011年，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事件更是集中爆发。彼时，中国慈善事业遭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社会捐赠也随之急速下降。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监测数据，2011年3月至5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款62.6亿元，但6月至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降幅达86.6%。[4]从近年的社会捐赠总量的相关统计，如民政部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来看，2011年的捐赠总量处于低谷。其实，公众信任的培养和维护是全世界各类慈善组织都面临的挑战。高信任水平是公众支持慈善组织的前提，保持公众信任才能确保慈善组织最大限度地解决社会问题，也才能维持慈善事业作为价值产业的属性。在现代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中国，维护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这关系稳定中国慈善事业的根基。可以说，公众信任是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信任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更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我国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又经历了一个十年的沉淀，是否已走出困境？或者是否已找到走出困境的路径？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学术界零零散散地不断有关于慈善组织公众信任[5]的相关论文，但至今仍没有一本专门讨论此主题的、成体系的专著。而今，我国进入了“慈善法”时代，在社会资源不足成为我国慈善组织乃至社会组织最突出的问题的情况下，[6]研究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更加具有紧迫性。此外，由于慈善组织同时发挥着构建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重要功能，对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有着不可小觑的力量，因而培育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和支持也具有重大的国家战略意义。
二 研究内容
本书分为上篇、中篇和下篇，汇集了一系列研究，旨在探讨中国慈善组织的信任问题。上篇围绕“信任为何重要”，通过介绍慈善组织的本质和我国慈善组织的生长环境，剖析了公众信任对于慈善组织的重要意义，以及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所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该篇包括两章。第一章介绍慈善组织的意涵、角色及功能，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现状，以及公众信任对于慈善组织的重要性。第二章介绍我国慈善组织的生长环境，包括社会结构、政社关系、慈善组织的治理策略、慈善组织同商业部门的关系，以及技术革新对大环境带来的影响。本章还就这些方面的生长环境对我国慈善组织公众信任的影响展开了探讨。
中篇围绕“信任是什么”进行了剖析，内容包括信任的意涵、信任的测量，以及对“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这一概念的解构。该篇包括三章。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各学科对信任的理解以及信任的多维结构和多面性。第四章介绍了代表性的信任测评量表，以及关于慈善组织信任测评的研究。第五章通过定量研究解析了“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这一概念的结构和内容，明确了价值相似性之于信任的重要地位。在国内相关研究相对不成熟的情况下，本篇重点对西方信任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做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为借鉴相关研究探索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打下基础。
下篇围绕理解、共识与共融，对“通往信任之径”进行了初探，主要内容包括通过在中国测量“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加深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建立慈善组织与公众个体之间的共识，以及实现慈善组织与社区的共融。本篇包括三章。第六章通过借鉴英国的“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测评研究与成熟的实践，基于我国的具体情况，讨论了在我国开展信任测评的路径。第七章以价值为导向，从个体层面对慈善组织与个体如何在社会参与中建立共识进行了讨论。第八章从社区层面以慈善超市为例，探讨了慈善组织如何通过嵌入社区更好地实现价值，获得公众的认可和信任。
三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本研究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其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公众信任出发剖析了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前景。与现有关于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从信任本身出发，在中国社会转型和慈善事业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对我国的慈善组织进行了审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益慈善领域的研究。第二，本研究在信任的个人层面和系统层面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国内关于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个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的相关研究比较匮乏。同时，对于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而言，其结构自有特色，与一般的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不同。例如，价值相似性作为该概念的一个核心成分，对于通过建立共识及价值认同来培养信任关系具有重要启示。因而，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国内的信任研究。
该研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并没有严格将信任作为一个因变量来考察其影响因素，并进而根据量化分析的结果来推论提高我国公众对慈善组织信任水平的具体措施。本研究主要基于价值趋同或价值相似性这一核心要素来探讨通往信任之径。换言之，下篇的最后两章主要围绕如何在慈善组织的工作开展中，与公众达成共识并实现社区共融来帮助慈善组织建立并提升公众信任。因而，对通往信任之径的讨论不够全面。再者，本研究对“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这一概念的解构是在英国的情境下完成，并进而用这一解构过程中所得到的核心要素来探讨如何在中国寻找提升信任之径。中间缺少了一个环节，即跨文化的比较和整合，尽管价值不管在何种文化下对于慈善组织而言都是立身之本。因此，在中国开展信任解构的相关研究，充分考虑中国公众对慈善组织的理解及信任水平，将有助于检验本研究提出的“慈善组织的公众信任”这一概念的结构的适切性。
总之，该项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它既有融汇中西的文献回顾，又有跨国相关经验的借鉴，既有量化分析，又有质性研究。该研究是长时间积累的成果，它帮助笔者开启了慈善研究的大门。后续也将会有更多关于慈善捐赠、家庭慈善等方面的研究，期望这些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助力。
[1]Salamon，L.M.，Anhier，H.K.，List，R.，Toepler，S.，＆ Sokolowski，S.W.（1999）.Global Civil Society：Dimension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Baltimore：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Studies.
[2]Webb，D.J.，Green，C.L.，＆ Brashear，T.G.（2000）.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scales to measure attitudes influencing monetary donations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28（1），299-309.
[3]Hager，M.A.（2004）.Public trust in the public face of charities.Democracy ＆ Society，Inaugural Issue，spring，9-15.
[4]崔烜，2011，《郭美美事件后全国慈善组织接受捐款下降8成》，新浪新闻，2011-12-08，http：//news.sina.com.cn/c/sd/2011-12-08/110923597945.shtml。
[5]注：公众信任与公信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6]王名，2013，《社会组织论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