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个角度看“西州”：民族史、地方史抑或边疆史地？

对汉代的“西州”这一地域观念，目前所见只有王海注意到了，“史籍中多次出现的‘西州’一词值得关注。十三刺史部设立后，‘西州’、西部便与‘凉州’有了密切关系。……‘西州’、西部乃是包括‘凉州’在内的更广阔的地域范围”[4]。如果我们将“西州”与“西域”两个概念做一个比较，或许更能突出“西州”的含义。相较而言，中央政府对“州”的控制比对“域”更强，当汉廷在河南地、河西设置郡县后，在理论上就可以说这里是“西州”了。与“州”相对，“域”是“羁縻”意义上的统治地区，郡县统治体制所不能及，当地原有的政治组织和权力结构得到维持，各有当地领袖进行统治，汉廷只是享有宗主的权力和地位。汉朝郡县体制最西扩展到敦煌，西出玉门后就进入“西域”，玉门关在区隔“西州”和“西域”时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所以从理论上而言，京畿以西、玉门关以内的地区，包括河南地、河西、陇右、河湟，是采用郡县体制统治的区域，被称为“西州”[5]。但实际上，“西州”要成为当时人习用的地域概念，尚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概念传播和共识形成，最后才能习用流行。巴蜀地区较早被纳入郡县体制统治的范围，《汉书》中出现的“西州”一词均指益州地区。到西汉后期，随着朝廷对河套、河西等地统治的巩固和经济的开发，特别是西域都护府设立后，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作为后方的河西成为经营西域的基地，人们对河西“国土”的感觉渐渐增强。两汉之际，绝大多数人普遍以“西州”指称西北，这一用法肯定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推测，这种用法出现在汉武帝拓土西北之后的某个时候，在西汉后期经过概念传播和共识形成，到西汉末期、两汉之际已经开始流行。

虽然秦汉史学界对“西州”地域观念留意不多，但“西州”所包括的河湟、陇右、河西、朔方等地区，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通过阅读和梳理，本书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分为三种范式。一是民族关系史研究范式。西州是汉族与西北少数族群交汇共处之地，汉、乌孙、月氏、匈奴、氐、羌、小月氏及各种杂胡在西州交汇、斗争、融合。西州还是西域与中原交通的孔道，是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走廊，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和民族史的研究得到国家的重视，西北少数民族史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众多的民族史专家对秦汉时期的西北民族问题予以了关注，名家辈出。翁独健[6]、黄烈[7]、杨建新[8]、王宗维[9]著有影响广泛的古代民族史，木芹[10]、田继周[11]则专论了秦汉时期的民族史，顾颉刚[12]、马长寿[13]、王明哲和王炳华[14]、林幹[15]、冉光荣等[16]，对羌、匈奴、乌孙等做了专题研究。二是地方史研究范式，以地区为单位，或为“河西”、“河陇”，或为“陕西”、“甘肃”、“宁夏”，或为“西北”，在设定的地区单位之下，有的专门研究某一王朝，有的研究某一时段，亦有通贯古今的研究。刘光华[17]、谷苞[18]、田澍和何玉红[19]、王宗维[20]、李清凌和钱国权[21]、高荣[22]、张灿辉[23]等学者，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三是边疆史地的研究范式，着眼于王朝的边疆政策、边疆开发，以及与边疆事务有关的制度、机构与人事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整个中国的四面边疆，并不是局限在西北地区。马大正[24]、李大龙[25]、赵云田[26]、厉声等[27]、于逢春[28]等学者，在这一领域长期耕耘，成绩斐然。总的来说，前辈学人对许多复杂的史实进行了梳理，对很多重要的问题也做了深入分析，是所有后学必须认真学习的，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由于视角、体例、研究套路的限制，难免对一些关键问题深入不够，对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背景和原因往往点到即止，缺乏精细的深度挖掘。当然，在以上著作各自设定的研究目标之下，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本书将更加注重两点：一是深入草原去理解游牧，二是深入汉朝政治内部去理解边疆与中心的互动。所以，本书尝试着在“西州”这个古已有之的地域概念下，对草原部族与农耕国家的互动，对帝国边疆与中心的互动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多层次研究。汉朝与西州，在四百年的历史中，恰恰完成了一个开拓与反馈的互动过程，西州是游牧与农耕文明战争与冲突、交流和融合的典型区域，是影响汉代国势脉动的重要区域，是进行两个互动观察的典范对象。

欧文·拉铁摩尔[29]、巴菲尔德[30]、狄宇宙[31]、杉山正明[32]、江上波夫[33]、丹尼斯·塞诺[34]等学者的内亚史研究，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深入草原去理解游牧，非常注重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关系，在理论、思路和观点上给予本书深刻的启发。拉铁摩尔超越了特定的立场，不是站在胡人的立场或汉人的立场去排斥另一边，而是对亚洲大陆的历史做整体宏观的俯视，在他的模式中，亚洲大陆的中心就在长城地带，长城两侧并立着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体，两大实体在长城沿线持久性地接触和互动，影响并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用唐晓峰的话说，拉铁摩尔“将长城地带看做核心，思考它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其学术意义不容低估”。[35]巴菲尔德在论著中将历史的主体性还给游牧民，在深刻理解游牧的经济方式、组织形式的基础上，考察游牧民族与农耕国家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游牧民族参与了中原王朝的循环，在不同阶段采取外部边界战略或内部边界战略；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军事压力促使游牧民族自身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都注重深入草原去理解游牧，注重游牧与农耕的双向互动，对于纠正以往研究模式的细碎化和片面化，有重要的意义。[36]狄宇宙以世界史的眼光分析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指出华夏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压力，刺激了游牧力量的整合，导致匈奴帝国的建立。狄氏具体考察了汉初“和亲”下的两极政治格局具有内在的不稳定因素，汉朝和匈奴都有突破和平局面的内在动因。杉山正明剖析和批判了认为游牧者落后、野蛮的一般观念，对游牧经济、政治和文化做了极具同情的研究。江上波夫提出“骑马民族国家”的概念，探究了欧亚草原上的原始牧民为何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时候突然变成好战的骑马民族，并为了进行掠夺战争而走向集团化和组织化的过程。“骑马民族国家”与农业地区的民族国家不同，后者是在土地和农业生产这一永久的基础上自然发生建立的，而前者则是由怀着夺取军事利益的共同目的而且不断流动的族群因应内外挑战而人为地构成的，免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但是骑兵军团在冷兵器时代拥有所向无敌的优势，有能力对农耕国家产生深刻的冲击和影响。内亚学专家丹尼斯·塞诺对北方草原游牧人及其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的特征，及其与草原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极具启发性的观点。

王明珂的研究，对本书的写作具有极大的影响和启发。其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37]出版以来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在批评了客观特征论的族群理论之后，强调了主观认同、历史记忆对于族群研究的重要性，并利用这一理论对华夏边缘的形成、延续、变迁等问题做了新的诠释，对北方及西北地区专化游牧经济的形成及特点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38]一书中，王明珂对自然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分别对生活在蒙古大草原上建立游牧“帝国”的匈奴、在河湟高原河谷游牧的保持松散部落形态的西羌、在东北森林草原游牧的建立部落联盟政治形态的乌桓和鲜卑三大北方游牧部族及其与汉帝国互动的历史做了梳理，剖析了自然环境对其游牧经济形态及相应的政治组织形成的深层影响，最终决定了他们具有突破汉帝国资源封锁线的能力。在《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中，王明珂“把他的族群边缘理论藉（借）羌族的‘历史’演变铺陈得淋漓尽致”，“很巧妙而动人地把‘羌族’人漂移、模糊而至于‘定型’的故事刻画得丝丝入扣”[39]，书中提到的“毒药猫理论”，“一截骂一截”现象，“弟兄故事”与“英雄祖先”传说等，可以让我们深入羌人思维内部去更感性地理解他们的历史和思想。

欲对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帝国的互动关系有深入的考察，那么在理解了草原和游牧之后，必须对汉帝国的政治权力、社会结构及军事体制有全面深入的理解，这已是得到精耕细作的领域，经典论著灿若星辰。杜正胜从征兵的扩大化、地方行政系统的建立、成文法典的颁布等角度讨论了秦汉帝国的政治和社会性质。[40]西嶋定生分析了国家如何自上而下用“爵”的秩序规训和改造乡里自古以来形成的“齿”的秩序，揭示了二十等爵制在秦汉地方秩序的重构和帝国建构中的作用。[41]刘泽华、雷戈讨论了王权主义、皇权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古代政治、社会、思想的全面深层影响。[42]阎步克对古代官僚的典型——士大夫阶级的特征及其在秦汉时期的衍生过程做了精彩考察。[43]何兹全对东汉政治与社会的变化做了考察，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论的观点。[44]陈启云对东汉相较于西汉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做了极具宏观性和启发性的论断。[45]

豪族是影响汉代政治、社会和经济的重要力量，杨联陞[46]、余英时[47]、邢义田[48]、王彦辉[49]、刘敏[50]、陈苏镇[51]、马彪[52]、崔向东[53]等学者对秦汉的豪族或宗族做了各有侧重的研究。汪受宽[54]、冯培红[55]、尤成民[56]等学者对于汉晋时期河西世家大族的发展演变做了出色的研究。川胜义雄对世家大族具有的两面性做了很有见地的研究，指出豪族自身的领主化倾向与其作为儒家理念的传承者所秉有的共同体秩序的维系者身份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有的张力，当汉末腐败的宦官势力与地方浊流势力结合，肆意进行领主化扩张的时候，清流势力与小农结合进行了抵抗，使得魏晋未发展成为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成为一种以士人阶层为基础的贵族社会。[57]甘怀真从人际关系的形态与性质、礼仪与经典诠释的角度对东汉之后君臣关系的私人化、恩义感的强化做了研究。[58]

关于汉代国家拓边西北的运动，田余庆[59]、张春树[60]、管东贵[61]、尾形勇[62]等学者做了典范性的研究，对汉朝向西开拓的阶段、步骤、目的、意义，都做了全面深刻的研究。田余庆指出亭障在汉朝西进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轮台诏在汉武帝后期国策转向中具有重要意义。张春树对河西郡县的设置、地区开发和政治意义有深刻的论断，特别是张先生指出在汉武帝大肆征伐大宛时，“对河西来说，可能这是第一次汉人对它有了‘国土’的感觉。军队的调动频繁和补给线的联络便贯通了内地与河西的交通”，“真如司马迁所描绘是天下骚动了，而忽然之间河西竟成了汉家历史的中心，为举天下所注目之地”[63]。尾行勇提出屯田与移民实边的密切关系，屯田是在徙民实边之前，先派屯田卒准备好安置移民的地方，开通沟渠，试行耕种为移民积储粮食，而提供军粮、供给使者只是派生的功能。总结开拓边疆的步骤，首先是通过军事活动打击异族势力，然后建立要塞和交通线，接着屯田筑城、移民实边、设置郡县，如果经营得当，“异域”也会慢慢变成“旧疆”。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为研究汉代边塞军事组织的制度和运作、边疆地区日常的军事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罗振玉和王国维[64]、劳榦[65]、陈梦家[66]、陈直[67]、永田英正[68]、迈克尔·鲁惟一[69]、王子今[70]、李振宏[71]、赵宠亮[72]等学者做了细致的研究，相关综述非常多，在此不赘述。

钱穆很早就指出了东汉迁都造成了帝国东西方之间的失衡与矛盾问题[73]，王勖进一步从羌患的原因和影响方面，讨论了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74]雷海宗[75]、陈连庆[76]、洪廷彦[77]、黄今言[78]、邢义田[79]、王子今[80]对东汉的兵制和军事思想有精当的研究，指出夷兵、募兵和刑徒兵越来越重要，对东汉政局造成深远的影响。陈勇[81]、杨永俊[82]、朱子彦和吕磊[83]、王北固[84]、方诗铭[85]、森本淳[86]等对东汉时期西州的军事势力和重要人物，做了精彩的分析和研究，西州力量的强大得益于羌胡劲兵，但是亦受累于羌胡兵的短视、劫掠和破坏性，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