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度辉煌的“一五”时期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前，中国历经近两千年的专制皇权社会已经衰亡，但社会分裂，外寇入侵，经济萧条，人民极度贫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国家疮痍满目，统一后的新中国亟待振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恢复发展经济和推进工业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开始了全面建设过程，并参照当时苏联的模式，以推进国有化和建立计划经济体系来实现工业化。

在开始建立国有经济的初期阶段（1953～1957年，即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时期），经济一度发展强劲。最初的国有经济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日伪敌产形成的。随后从苏联大规模引进了156个工业项目，范围涉及电力、采矿、冶金、机械、化工、军工、炼油、造纸等，以国有经济为主，全面奠定了我国的初步工业基础。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均9.2%的高速度增长，而工业增加值年增长率则高达19.8%，远快于GDP增长。工业化进展迅速，而农业、服务业、城市化和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发展则相对较慢。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已经是1949年的4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从1952年的17.6%上升到25.3%，工业化取得了明显进展，政府将工业化置于优先地位的发展战略取得了初步成功。[1]

全面建立工业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就。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在一个极度贫穷和工业十分落后的国家，靠自发的经济发展逐步形成工业基础，可能需要十分漫长的过程，而且成功的概率不高。有许多穷国由于国内既得利益阶层对社会的掠夺，不同民族、宗教、经济势力集团的互相争斗和内乱，外国势力的干预、入侵和殖民以及不利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长期陷在贫困的泥潭中无法脱身，迟迟不能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而以政权的力量铲除了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集团，并集中全国之力进行工业化建设，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确实显示出了其有效性。“一五”时期，全国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增长4.5%（缺收入增长统计），虽然显著慢于GDP增长，但人民生活条件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状况还是有了明显改善。

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全面形成计划经济体制，仍处在混合经济阶段。市场受到限制，但并未取消，私人工商业仍与国有经济并存。到1957年，以私人经济为主的非国有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仍占有46%的份额。

在以发展国有经济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在推进农业集体化。当时经过土地改革，农民都分得了土地，改变了很多地方土地占有极度不均、贫富悬殊、社会两极分化的状况。但由于长期战乱，青壮年劳力显著减少、农民财产大量损失，很多农民家庭有了土地但缺劳力，有些农户有劳力但缺牲畜、农具、资金，以至于生产难以正常进行，这成为阻碍农业恢复的瓶颈。为了应对这些困难，有些地方的农民自发组成了互助组，农户之间劳力、畜力、农具互换共享，等价交换，互相帮助。还有些地方的农民进一步组织了合作社，以入股的方式共同使用土地、劳力、畜力等资源。

这些现象是农民中早就存在的互助合作传统的体现，当时被看作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萌芽因素，受到政府鼓励并大力推广，因此也缓解了农业生产要素严重短缺的问题，促进了经济恢复。到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95亿吨，比1949年产量（1.13亿吨）增长了72.6%。这一方面是战乱后的恢复，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缓解了农户生产要素短缺状况、改善了资源配置，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时党内对农民的互助合作出现了两种意见。例如，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等人认为，应当从当时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稳步发展合作经济，不宜操之过急，不能搞强迫命令，要尊重农民的选择，实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而党内另一些人则急切地希望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1955年中央主席提出，要在一年内把全国合作社的数量增加一倍，1956年要从全国65万个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个合作社，并对邓子恢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他的主张“像小脚女人走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

结果在各级党政机关的强力推动下，1956年合作化在全国普及，96%的农户被要求加入了合作社。其中大部分“初级社”随后又升格为“高级社”，不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无偿转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入股分红；农户的牲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则折价转归集体所有，分期偿还。但有资料显示，实际上多数地方都没有偿还。当时土地改革刚刚完成数年，大量贫困农民因为获得了土地，吃饱了饭，对共产党十分感激，因此各级政府推动的农业全面集体化并没有遇到很大阻力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