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当前财政经济形势[1]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呈现了下滑态势。对此，社会各界极为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它系当前我国围绕经济形势变化而伴生的一个热点问题。议论多，反响大，至少说明，它在人们眼中是有陌生之感的。不少年轻人可能从未经历过，颇多年长者可能已经久违了。对于这一既相对陌生，又极为现实的客观经济现象，很需要我们以新的理念和新的视界迅速理解、深入研究。
一 财政收入形势的判断与所使用的参照系直接相关
对于财政收入形势，人们给出的判断往往与其所使用的参照系（标准）直接相关。参照系不同，结论往往有所不同，有时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比如，以2013年1～8月累计情况计，全国财政收入89027亿元。对于这一数字的分析，在我国，常常是以“以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轨迹作为参照系的。但是，“以往”毕竟可长可短，总要有个区间范围。区间选择的不同，会导致分析结论的差异。
将“以往”界定为上年同期，便会发现，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为8.1%，同2012年1～8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速10.8%相比，增幅回落了2.7个百分点。
将“以往”拓展至前10年，便会发现，同2003～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速22.39%相比，2013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回落14.29个百分点。
将“以往”再往前拓展至前19年，又会发现，同1994～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速20.2%相比，2013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回落12.1个百分点。
将“以往”进一步拓展至前34年，那么，同1979～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速15.2%相比，2013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回落7.1个百分点。
倘若将“以往”界定为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至1993年的15年，即1979～1993年，那么，同1979～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速8.94%相比，2013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回落仅0.84个百分点。
可以看到，在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历史轨迹上，伴随着“以往”界定区间即参照系的转换，围绕2013年以来财政收入增幅回落状况的判断变化颇大。以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的10年（2003～2012年）作为参照系，自然会得出当前财政收入增幅回落过大、形势极为严峻的结论；以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19年（1994～2012年）作为参照系，当前财政收入增幅的回落便相对小一些了，不那么严峻了；以包括财政收入低速增长和高速增长在内的改革开放以来34年（1979～2012年）作为参照系，当前财政收入增速的回落幅度便以个位数计算了，甚至成为可以接受的现象了；再进一步，若以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收入增幅持续下滑的15年（1979～1993年）作为参照系，当前财政收入增速的回落幅度便变得极其微小，甚至谈不上什么回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实际上启示我们，对于当前我国财政收入形势的判断，不必也不宜忧心忡忡，反而应当且可以取相对从容和乐观的态度。
二 当前财政收入增速的下滑也是一种符合规律的经济现象
将财政收入增速的下滑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特别是放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加以审视，如下几个方面的事实，不能不收入视野。
经济决定财政，这是一个早已为人们熟知的基本规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减少，向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调整又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速以及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放缓。换言之，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财政收入的增速自然会相应减低。此其一。
当前正在经历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周期性危机，而是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相交织的危机，甚至更多的是由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危机。鉴于它主要是由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致，也鉴于中国经济已经与全球经济深度交织在一起，中国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任务亦十分繁重，我们将不得不经历一个十分痛苦且相对漫长的深度转型调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经济的持续震荡和增速放缓，财政收入也会进入一个持续的震荡期和增长速度的下滑期。此其二。
持续多年的中国财政收入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现象，是从1994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我们也曾经历过持续多年的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一减一增、先减后增，30多年间所走出的这一财政收入“V”状运行轨迹告诉我们，1994年之后的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矫正，具有相当的补偿性质。既然是补偿，那么，这种补偿便不会是无止境的。在补偿达到某一节点之后，它必然要回归正常轨道。此其三。
1994年之后的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是在1994年财税改革之后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归结为1994年财税改革的产物，具有相当的改革红利性质。既然是改革红利，那么，这种红利效应便不会是持续放大的。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在红利效应释放一段时间之后，它肯定要步入递减状态。这即是说，财政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高于甚至远高于经济增速的财政收入增长，系某一发展阶段的特殊现象。只有与经济增速相适应的财政收入增长，才是常态。此其四。
当前中国财政收入的主体是税收收入。在现行的税制体系下，70%以上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这样一种“向间接税一边倒”的税收收入格局意味着，我国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要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之一，附着于价格上。它既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绑在一起，既随价格的涨跌而升降，随价格的轻微变化而剧烈动荡，那么，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税收收入的增速便可能高于经济增速。当经济增速放缓或低于以往增速时，税收收入的增速便可能低于经济增速。故而，只要我国的现行税制体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我国现实税收收入格局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带来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增速的更大幅度的下滑，当属意料之中的事情。此其五。
注意到当前财政收入增速的下滑并不仅仅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而且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它系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期的中国经济在财政收入线索上的一个必然反映，我们更应以寻常心坦然面对。
三 放眼宏观，当前的财政形势几乎谈不上什么严峻
上述的分析都是基于公共财政收入的数据，在一般预算口径的基础上做出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在当前的中国，公共财政收入或称一般预算收入并不等于全部政府收入。除了公共财政收入之外，中国政府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社会保险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以2013年的预算数字计算，在包括上述所有四类预算收支的盘子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所占的比重，仅为65%左右。其余的三类预算收入所占比重数字加总，高居35%左右。这意味着，对于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影响的分析，决不能停留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口径，而应伸展至包括四类收入在内的所谓“全口径”政府收入层面做宏观分析。
一旦将聚焦点伸展至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社会保险预算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就可以见证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迥然相异的另一番景象。
不妨以目前能够获得数据支撑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预算收入为例说明。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1～6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2106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870亿元，增长38.6%。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52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6%。上述两类政府收入，较之于同期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幅（10.8%），分别高出27.8个和4.8个百分点。“全口径”政府收入视野下的一减一增、此减彼增这一具有体制转轨时期特点的特殊现象告诉我们，单纯就公共财政收入的变化做一般预算收支口径上的考察，可能会做出财政形势因此变得严峻起来的判断。但如果对包括四类收入在内的所谓“全口径”政府收入做通盘考虑、统筹安排，或者“堤内损失堤外补”，算大账后的结果，当前中国的财政形势几乎谈不上什么严峻。
换一个角度，脱出自我纵向比较的局限而放眼全球做国际横向比较，还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的认识。
以2012年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国家和地区的数字为例，其财政收入的增速分别为：OECD国家，如澳大利亚8.54%、奥地利4.27%、加拿大3.54%、法国5.85%、德国5.59%、日本2.1%、英国0.54%、美国5.21%、比利时4.52%、丹麦-1.29%、芬兰1.55%、希腊-5.6%、荷兰1.71%、冰岛8.05%、爱尔兰1.44%、挪威6.57%、葡萄牙-12.54%、西班牙0.6%、瑞典2.1%、瑞士-0.4%、意大利2.47%；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我国周边国家（地区），如印度0.04%、俄罗斯0.03%、新加坡-2.16%、中国台湾地区2.65%。
无论是以属于发达经济体的OECD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作为参照系（另见图1），还是以属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速作为参照系，抑或以我国周边国家（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速作为参照系，当前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速都高出甚至远远高出国际的一般水平。
这又进一步启示我们，将8.1%的当前财政收入增幅放在当今世界的棋盘上，完全可以视作一个正常状态下的好指标。
图1 中国财政收入增速与部分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增速对比（1981～2012年）
四 “过紧日子”即“过正常日子”
关于当前中国财政收入增速下滑问题的讨论进行到这里，可以立刻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财政收入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之后，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财政收入的增速也要换挡。这即是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宏观背景之下，我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走出特殊的发展时期而回归正常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掉一些具有必然性。当前所说的财政要“过紧日子”，即从此要“过正常日子”。
认识到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已经回落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并且，这一态势已经不可逆转，我们只能也必须使用“常态”视界——静观其变、平心静气、小心翼翼，以从此“过正常日子”的理念和视界承受财政收入增速换挡的压力，妥善做好下一步的财政收支安排以及相关财政政策布局。
第一，鉴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更鉴于政府支出规模过大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事实，稳定既有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占GDP比重，并使其不再进一步扩大或提升，无疑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各级政府不仅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一般支出，把钱用在刀刃——非做不可、不干不成的重要事项上。而且，即便是必须增加的公共投资支出，也要在增加并引导好民间投资的同时，着眼于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又不会造成重复建设的基础设施领域。
第二，鉴于经济结构优化既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又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潜力所在，更鉴于化解产能过剩、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在稳定既有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占GDP比重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也无疑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以扩大政府投资和建设支出换取经济增长的传统思维定式，并适时做出向民生领域支出倾斜的政策抉择。
第三，鉴于我国当前财政收支面临的压力与现行政府预算管理格局的不规范密切相连，更鉴于“公开透明规范完整”已经成为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通过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面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及其机制，更无疑是必要的。这意味着，下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必须正视并突破主要来自政府内部的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真正下决心把实行“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落实到位。以财税体制改革所创造并释放的巨大红利，减轻和化解当前的财政收支压力。
第四，鉴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运行框架已经做出重要调整，更鉴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在于“稳”，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以此稳定市场预期、向社会释放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坚定信号，当然更是必需的。这意味着，面对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的“双换挡”，我们必须沉住气，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只要宏观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和主动调控范围之内，就不因财政收支的压力和财政形势的变化而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大的调整。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格局的稳定，让市场学会自我调节，为市场的自我调节留足必要空间，进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奠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坚实基础。
[1]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2日，出版时有部分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