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洪子诚

么书仪的父亲母亲，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活在河北丰润县农村，后来迁往唐山。在四十年代中期，落脚北京城，很长时间居住在西城。和许多中国的普通人、普通家庭一样，在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动荡、变化激烈的时代变迁中，他们的遭遇、命运，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期间发生的政治运动、社会变革、经济转折的浪潮。《寻常百姓家》讲述的，就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特定的某些普通人的物质、精神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期待、向往，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里提供的事实、生活细节，正是以某一特异的“细胞”的剖面，来显示社会变迁的约略光影。

么书仪相信器物、情感、想象，会因时间的淘洗、磨损而改变面貌，她也经常为这种不可阻挡的损毁而伤感。但她更相信，诸如责任、诚实、自尊、羞耻心、努力等等的“人生的道理”是永恒不变的。她认为，对于自己来说，这要比另外的那些有时显得很辉煌，但其实是虚幻泡沫的东西重要得多。个体对时代潮流虽然难以抗拒，不过，世代积累的普通人的生存智慧，也构筑了各种空间、缝隙，以保存、延续某些世代相传的生活伦理和情感方式。

么书仪是个认真的人，从我这种不太认真、随遇而安的人看来，有时认真得有点过分，因此或许可以称之为“较真”。目睹她做元代文人心态、晚清戏曲变革的研究那么辛苦，心想写一本回顾过往的书，对她殚精竭虑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放松和调剂。至少，“记忆”的模糊性质、不确定性，它存在的某种“再创造”的特点，可以降低那种“较真”的程度了吧。后来发现这是错了。

为了准备写这本书，她在父母亲健在的时候录制了几十盒的录音不说（用的仍是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不是数码录音笔），还不厌其烦地查对资料，找“知情人”反复核对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具体细节。另外，因为回忆中涉及许多人和事，它们并不都适合“秉笔直书”，带着很不情愿的心情做详略增删的处理，选择恰当的措辞和表达，也都让她苦恼而费尽心思。有的时候，她也明白不必全这么去做，却拗不过自己的“本性”。不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

本书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坚持的是“不虚美，不隐恶”的信条，“真实”是认定的前提，也是最高标准。她确实也是按照她自己对“美”“恶”“真实”的理解来处理所写的生活情境的。

我是这些文字的最初读者，我对回忆的“真实”既存有疑惑，有时也会产生那样的想法：必要的时候，“虚美”和“隐恶”也在所难免，甚且需要。因此，在具体写法上，就常会发生争辩。这当然会影响到书中的一些叙述，也就是在她最初确立的“真实”坐标上，有些地方的标准有所降低。“降低”，当然不是说真假不辨，以假乱真，而是说有所节制。

还在做“晚清戏曲的变革”这个研究专题的时候，么书仪就开始筹划有关家庭和个人生活经历回顾的随笔集。产生这样的写作动机，在她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1993年底从日本回来之后，到2005年，她的母亲和父亲相继离开这个世界。家庭、父母在她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别的方面都难以替代的地位。她觉得她的一生，无论是生活、事业，还是为人处世的规矩、习惯，那些值得肯定的方面，大都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父母的言传身教。因此，应该对他们有所纪念，为他们写点文字。另一个原因，则是对自己几十年生活经历的回顾，反思，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纪念”吧。

但事实上，“寻常”的“百姓”的讲述，对“历史”什么的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讲述者因这种讲述，使自己的思绪有所落实，有一个安慰自己的相对稳固的居所，这倒是更为要紧的事情。

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