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父亲的历练和成熟
父亲说：他的“成熟”——有能力成为一家之主，是在祖父去世之后的十年。
像所有的儿女一样，他也经历了对父亲和叔父生活道路与他们生活方式的反叛。
他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觉得自己应当“感谢”父亲和叔父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家庭所付出的努力。借助父亲和叔父给他修筑的“走出贫穷”的道路，他得到了走出刘各庄的机会，在他十九岁、二十岁见识了唐山、天津、北京的“城市商人”富丽堂皇。全新于刘各庄的生活方式之后，他觉得自己决不能像父亲和叔父那样，过一辈子勤恳和节俭的农民的苦日子。
他心高气傲地为自己选择了新的生活道路——他要去大城市“做股票”，他觉得这是个可以在一夜之间发财致富的行业。他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他在刘各庄上“初小”、在韩城上“高小”的时候，学习成绩永远名列第一的光荣历史，也凭着他作为“双盛永”的少掌柜“写算俱佳”“少年聪明”的口碑，像初生牛犊一样的父亲觉得，只要勤勉努力用心，一切都不在话下……
年轻无知而且自信的父亲，在他二十至二十二岁（1939—1941年）初入股票市场的时候，一出道就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之后，在北京、唐山和天津的股票市场，创下了一万二千元的亏空，按照当时一亩地一百块现大洋的价钱，想要弥补这笔“亏空”需要卖掉一百二十亩地，而祖父和叔祖父用一辈子的勤劳节俭挣下的家当，只有五十亩地和一个双盛永，而它们加起来也就值六千块钱，也就是说，父亲已经弄得“业不抵债”……
接下来就是逃避债主和应对每天到来的轻蔑、冷眼、碰壁和谣言……父亲原本一直可以依仗的、祖父和叔祖父的双盛永用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信誉”——这“信誉”是可以用来“赊欠”和“借贷”的——在他失败之后立即荡然无存……他和那个一起闯祸的伴侣（玉田县的吕世奇）不得不患难与共、荣辱与共，他们不得不考虑四处寻找一个可以靠“借贷”重新开始的新去处，因为他们俩都没有什么本钱……
二十三岁的父亲在逃亡的路上，给在“挟妓卷逃”的谣言中奔走于京、津、唐三市四处寻夫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道：
赓俞贤妻：
互相分别已经月半，很是惦念，目下即是年关，你是何等着急，不问可知了。拙夫之环境，近三年来，在唐、津、京三市信用方面未有不佳，但实际终未获很大胜利，今春至五月节堪称略有进展，至节后夫往北京、旅居天津之际，一步走错，以至弄成一失足成千古恨……故目下欠外之债务则年前终不能偿还，尤以亲戚方面，对于我热心帮忙者更以何言能对答？心中焦急再三，思之再四，处在此种环境，若再在京、津、唐三市求生，显系愧不知耻，如不然又无别方。此时，任何人处至此处，亦无非“死、走”二字而已，缘因数年以来，夫并未“嫖、赌、抽”，作不正当之行为，终日起早睡晚，奔波劳碌，精神用尽，终于被老天爷一算，万事皆空……
对于我的前途，思之有三条途路，第一，回家报与三老（祖母、叔祖父、叔祖母）知晓：在外事情不好，（将田地、财产）卖钱还债。此时，三老一世之创，经我几年败家，虽未“嫖、赌、抽”谁给证明？且三老多么难过？那时，或出意外，也未可知。如此以后，名誉扫地，前途亦无人敢沾……第二，名誉是人生第二生命，既已身败名裂，受人暗恨笑骂，以至与祖上现眼，又不能回家，如此之难，生之何益，不如一死。可是，父、叔生我一人传留后代，好容易盼望长大，我若死了，外人一定笑骂我祖上缺德，自己的名誉也是难以挽回……第三，我现在虽然身负重罪，但是年少力壮，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能得生则有发展，纵然现在千百丢丑，一旦时运好转，总有一俊遮百丑之时，那时候，外人议论立改……
我决心走自己立志的第三条途径，认可一时身败名裂、外人笑骂，将来有了发展，自然人人羡慕……昔孙中山失败被拿十三次，终于成功，美名千古。我们事情虽小，道理一样……少时略经风波，不算什么，我就这样去做，天无绝人之路。
我以上说的话是丈夫立志的好话，你如果脑筋清楚，当不必伤心，夫作一年之计划，明年秋后成功之后，即可面见大家……岳母大人面前代我解劝……
拙夫蔼光（1942年）
这封保存至今的信，是把一个男人在事业上的成败，和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心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表述，在父亲二十三岁的年轻的心里，已经担当起了自己作为“丈夫”、作为“儿子”、作为“兼祧男”、作为“女婿”，对妻子、母亲、叔父、婶母、岳母所有的责任……
心灵上担负着重任的父亲自此漂泊四方、居无定所，只是在母亲（我的祖母）去世的时候（1944年2月14日），匆匆地回家守孝三天。叔祖父对于侄儿没有怨言，他只是担心母亲受不了，经常注意母亲的行踪，还会讲今论古地说：“好人家的女儿不横死。”怕的是母亲也像普通的农村妇女那样寻了短见。他倒扣了油罐子（当时的家庭开支，只有炒菜的油，被他认为是奢侈品），把炒菜改为煮菜，把家里的开支紧缩到最小，白天全家都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坐账”（旧时到负债人家里长期吃住，以此表示讨债决心）的母女，因为父亲欠了她们的钱。夜深人静的时候，叔祖父静静地听母亲一次又一次轻轻地读父亲的信，用“希望”支撑着自己和这个家，一天天打发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父亲在平、津、唐三地的股票市场摔了跟头，熟悉他的地方是不能再露面了，失去了“信誉”也就借找无门了，父亲和吕世奇只能分别卖了自家的土地（父亲1941年至1943年先后卖地十七亩、典出十五亩；吕世奇卖地十亩），在玉田、蓟县这些小地方和不熟悉他们的地方重新建立关系，寻找出路——开始了先摔跟头后历练的人生历程。
此时此刻，祖父和叔祖父用一生一世挣下的“家当”已经所剩无几，叔祖父虽然没有对这个“儿子”说什么，可是默许叔祖母找到了族中的长辈么百良夫妇前来过问——在1944年祖母去世，父亲回家奔丧的时候，么百良夫妇对父亲说：“你叔叔和叔母是‘绝户’老两口，你们把‘伙产’（指一生没有分家的祖父和叔祖父合伙的产业）都卖了，你想怎么办？”最后的结果是：当时的两处房子、六亩地和所有的家具、农具、物品全部归到叔祖父名下……被族中净身出户的父亲又只身离开了刘各庄。
父亲继续他的奔走四方、磕磕绊绊、小打小闹、有挣有赔……他一天天积攒着对于股票市场行情涨落规律的观察，积累着他对于自己失败经验的反省，思索着可行的对策，重新建立自己的门路和信誉……年轻的父亲没有服输，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凭着自己的能力终究可以取得胜利。
到了三年之后的1945年，父亲在从玉田县坐车回唐山的路上遇到了八路军，全车人的“良民证”（占据唐山的日军所发）都被八路军给收缴了，父亲回到日据的唐山市就没有了“良民”的证件。开始父亲没有太在意，因为那时候重新办一个“良民证”不是太难的事，更何况自己的大舅子是唐山市商会常务委员，让他再给办一个证件应该是举手之劳。可是刚刚开口说到“良民证”被八路军收缴了，就被舅父教训起来，瑞生成绸布店学徒出身的舅父，因为从来就觉得，正经买卖人应该像他那样从小进入一个店铺，从学徒开始一年一年往上熬，慢慢地学会做买卖挣钱的学问，那才是买卖人的科班正途，像父亲这样缺少基本训练的“狂徒”，一出道就想一口吃个胖子，进入股票市场就敢把整个家当赔得精光，背着一身的债务还是这样跑来跑去，让自己的叔父卖光了家产，让妻子担惊受怕……简直就是太“不着调（不靠谱）”了！舅父教训妹夫没几句，个性倔强的父亲就托故离开了唐山，凭着身边的一张“佛教会会员证”，打算去北京或者天津另找路子办证，最后在天津的“义德货栈”托人重新办了“良民证”。
父亲离开舅父家以后，外祖母开始担心二女婿的安全，三姨母也开始责难舅父的“无情无义”：“你是唐山市商会常务委员，全唐山商务界的事情你都可以管，妹夫的事你为什么就不管？他没有良民证去了北平、天津，如果出了事你让咱妈怎么受？”在母亲的眼泪和妹妹的谴责下，舅父也觉得办事不妥，连忙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去追踪妹夫……
不久，两个人一起回到唐山，开始商议成立买卖的事，舅父征得了父亲的同意之后，出面为父亲成立了一个商号，两个人找到了七个人做东家，加上舅父和父亲一共九个人合伙，攒钱七十匹布（每匹布一百零八尺，时价二千五百元一匹）合十八万元（价值七两黄金）……商号取名“复兴号”，父亲是掌柜的，租了三间房做门面，当年的8月1日开业。
经过了几年的历练之后，对于身负巨债的父亲来说，也许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他只是缺少一笔“本钱”）了？在这一年，是舅父给了他这个契机。
父亲从名义上开始领东做买卖，当时的规矩是：掌柜的负责经营买卖，赚了钱可以分一成（十分之一），其余部分由十八万元的股本按成分红（父亲股本二万，又可以分成九分之一）。
四个月以后，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二十六岁的父亲成功了，他已经掌握了对于股票的选择和对于行情的推断，他的三扣买卖（颜料、布匹、黄金）接连告捷，复兴号一年之中三次分红，他分的钱已经足够加倍偿还所有的债务……
在清偿债务的同时，他很容易地赎回了自己的面子和声誉，周围的议论也立即变成了一片赞扬的声音，父亲在平、津、唐三地的股票界立即名声大振。父亲说：周围的“舆论”永远是“马上马下”，成功的时候人人逢迎，失败的时候人人贬斥……
父亲一直自诩从一败涂地之中练就的“绝招”，其实是两项做股票的基本功：一是在众多的股票之中选择“行情”有可能“大涨大落”者；二是“买到最低价，卖到最高价”——这两点都是永远正确的道理，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判断哪支股票有可能“大涨大落”？什么时候是“最低价”？什么时候是“最高价”？永远是见仁见智的事先估计、众说纷纭……不知道父亲当年是真的练就了火眼金睛，还是熬到了时来运转、否极泰来，反正父亲说：他挑选的颜料、布匹、黄金三种股票，都做到了“买到最低价，卖到最高价”，每一扣买卖都是不出半个月，价钱翻一番……
在老家的母亲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三天三夜没有睡意，总是含笑与叔祖父聊天，叔祖父知道母亲一定会大病一场，三天之后母亲病倒了，半个月不能起床……
这一年，父亲在唐山市买了房子，地点在山东村10号，在我出生八个月之后的深秋，父亲、母亲带着叔祖父、叔祖母、哥哥和我，举家迁到了唐山市，永远离开了那个在父亲失败的时候令人屈辱、伤心的刘各庄，在父亲四处漂泊的时候，同村人眼看着双盛永迅速败落，多半是幸灾乐祸和冷言冷语，族中人也曾经因为制止父亲败光属于叔祖父的那一半财产而出面干预……那里的旧宅也永远地留给了叔祖父的女儿——我的叔伯姑母，我叫她大姑。
父亲常说：“我早已下定决心，一定给我的叔婶养老送终，可是我决不继承祖产。”那份“祖产”经过叔祖父的信佛和父亲的起落，典的典、卖的卖，在1945年父亲带着一家老小离开刘各庄的时候，只剩下了两处旧宅院和六亩地。1950年刘各庄“土改”的时候，不在场的父亲因为这六亩地被划为逃亡地主。大姑说是：“村子里搞‘土改’的贫下中农都是对双盛永欠钱的人，把咱们家划成逃亡地主，就可以‘打土豪分田地’，不仅以前欠双盛永的债务一笔勾销，而且可以分光房产和浮财。”看起来刘各庄是穷，这点财产也有人觉得值得一分。
在父亲挣了钱的这一年，父亲支持地下党党员负责人刘佚夫主持的据点“同鑫公司”国币二万五千元。当时地下党需要钱。那张正面骑缝写有“同字肆拾伍号”，左下角盖着“陈达民印”收据的原件保存至今，上面写着：
今收到
国币 股款二万五千 元整
衡益堂 台照 同鑫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民国卅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父亲出钱支持地下党并不是出于信仰，他对革命也没有要求，只是因为来募钱的地下党党员张振声是母亲的三姨夫，父亲不好意思拒绝，同时当时他也不在意这点钱。他没有用自己的实名，只是用了堂号（衡益堂），那时候商界的很多人为了方便办事都有自己的堂号，而堂号只有商界的人彼此知道。当时张振声告诉父亲：等到革命胜利了，用这张收据不仅可以兑回你捐的钱，而且是你参加过革命的证据。父亲一笑置之，并没有放在心上。
父亲说是，在1949年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父亲虽然总是处于“被革命”的地位，可也从来没有想过利用这张收据，他不想冒充“参加过革命”（事实上，到了“文革”之中，父亲的交代材料底稿中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件支持革命的功劳，以表示自己至少不是“反革命”），可是这张收据却为舅父做了一次救命符。起因是舅父擅长与人打交道，在日本占领时期担任过唐山市商会常务委员，分管外交事务。
母亲说1950年“镇反”的时候，舅父在北京接到了唐山法院的传票，临行父亲把同鑫公司的收据交给了舅父，舅父到了唐山法院，果然是追究日据时期他在唐山市商会担任常务委员时有无“汉奸问题”，舅父说了很多自己曾经同情和参加革命的事迹，比如：自己曾经给共产党员鲍子经送过枪之类，可是都因为缺少证据而没有说服力，只有父亲那张同鑫公司的收据让舅父“参加过革命”的说法得以成立——好就好在收据上面没有父亲的实名。舅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应为“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予起诉，是历史问题中的第三档。[1]舅父从唐山回来以后，对父亲千恩万谢。
母亲说，父亲和舅父性气不同。
1946年，父亲的买卖平常，父亲说是这一年没有机会，做股票得看准了才能“搁孤丁”（赌博用语，意为把钱押在一门上以赌输赢）。
1947年是父亲的大顺年，他连做三扣股票，挣了大约一百两黄金。这一年的6月25日，二十八岁的父亲把家从唐山迁到了北平，离开唐山的时候有二十五个“朋友”送礼送行——有那么多人愿意表示是父亲的“朋友”，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1947年6月25日这个准确的日子，曾经被父亲多次说起，那是因为在当时，能够做到二十六岁就从农村旱地拔葱举家迁居唐山市，二十八岁又全家迁进北平城，在我的老家——河北省丰润县韩城镇刘各庄，父亲是绝无仅有的“神话”。
叔祖父、叔祖母和父亲、母亲一起，住进了北平西城小沙果胡同1号，父亲租下了整个外院的七间房，月租三袋半面，当时十几平方米的一间房月租是半袋面（22斤，价35.2元）。父亲喜欢那个大院子，也喜欢第一个北平的房东刘大中，与清华大学的教授做邻居，父亲觉得自己也体面——凡事都得向上看嘛！
父亲和母亲进住北平的兴奋自不必说，对于这个房东，父亲也常常提到，那可能因为他是父亲在北京遇到的第一个房东。用父亲的话说，他也是我们家诸多的房东中间“最有资格和程度”的一个，他是父亲尊敬和效仿的对象。
父亲在小沙果胡同花一件布（一件布十六匹）买了全堂的硬木家具：大条案、八仙桌、太师椅、写字台、小茶几、冰柜、架子床、小炕桌、脚踏……一共有二十七件。
在小沙果胡同，其实我们只住了一年半，1948年年末（或者1949年年初），房东刘大中就去了美国。父亲说，他是坐新中国成立前夕最后一架飞往美国的飞机“霸王号”走的，临行的时候，刘大中弯下腰摸着我的头说：“小妹妹，别忘了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然后对父亲说：“么先生，三年！”他竖起三个手指。
从父亲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了：刘大中的父亲是孙中山时代的一个督军，刘大中本人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和他的太太简亚昭，都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时，他家住里院，我家住外院，里外院中间有一个长长的过道，平时我们家的人没事不会去里院，他们家的人出入却都要经过外院。过道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刘大中特地对父亲说：“么先生，这部电话安在过道里是为了两家用着都方便，您别客气。”——“电话”在1947年，还是挺“贵族”的东西呢！他走之前到我家和父亲话别，说是三年之后就会回来——父亲说，那是刘大中当时对于时局的估计。
父亲对于超出了他熟悉的生活范围的新事物，诸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电话机、“霸王号”都充满了敬意。因此，刘大中在我们家留下了很多类似“怀念”的谈话资料，每当提到他的时候父亲都郑重其事，谈到刘大中的“资格”，谈到简亚昭的“风度”，那口气不像是在说房东，倒像是谈论“知己”。父亲从此立下了志向：我的儿子和女儿都要留学美国，我要让他们都当上大学教授……
或许日后父亲和母亲对于供我们上学尽心尽力的原因之中，也有仿效刘大中的因素在内……到我将近六十岁的时候，我从清华大学档案室查到：现存档案中，没有刘大中的系统资料，但是，存有刘大中在1947年、1948年领取物品的签字，可以证明他曾经在清华大学任职。
刘大中走后把房子托付给一个“唱戏的”代管，那“唱戏的”就成了我们家的二房东。父亲说，这个二房东特别“不是东西”，所以，半年以后我们就搬家了，从小沙果胡同搬到法宪胡同，之后又搬到东绒线胡同。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常常比较平、津、唐三个城市的优劣：他们觉得，唐山虽然是他们从刘各庄出来之后的第一站，可是，那里既不是商业城市，也不够文明；天津是商业城市，却人情浮华；北平有龙脉有王气，不仅是商机最多的地方，而且是文明的所在，在北平安家，儿女们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而且做买卖主要是在天津，平、津、唐之间虽然火车不少，可从唐山去天津是过路车，常常没有座位，而平、津之间就全是始发车了……怎么想都是住家在北平，到天津做买卖是最好的选择。
当时，父亲不仅有了失败的经历，而且有了成功的业绩，有路子有钱有本事……他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侄子、好丈夫、好父亲，一切都让他觉得前程似锦、不可限量。
也是在1947这一年，父亲和他的好朋友吕世奇每人出资五十匹布，参加了一个叫作李受衡的商人朋友为他的被出号（散伙）的儿子李济攒的织布工厂，五个人出钱做东，李济做经理人领东做事。存留至今的当时的合同全文如下：
立合同字据人（李忠信堂、韩德义堂、吕世远堂、刘永生堂、么全德堂）。
兹因意志相投，情愿合资在北平崇外南河漕拐棒胡同丁一号开设信义染织工厂，经营染织布匹发扬工业为目的，本厂共集资本法币一亿元整，按每一千万元作为一股，由李忠信堂任资本四千万元整，韩德义堂任资本一千万元整，吕世远堂任资本二千万元整，刘永生堂任资本一千万元整，么全德堂任资本二千万元整，号内盈亏按十股分配，公推韩凤伍李济二君为本厂经理人，共同管理柜政及同人升赏任兑一切事宜，谨将本号规定条款立此合同列后，由每位股东各执一纸
（一）本号每至年终结账一次，由经理人将全年号中营业情形报告股东，共议处理办法
（二）号中除开支外所有盈余按百分计算，股东应享权益百分之六十五，经理人及柜伙共享百分之三十五，按经理人及柜伙所享百分之三十五按五股分配，由韩凤伍任一股半李济任一股半，下余两股备酬功伙，但号中如赔累须股东负责，与经理人无涉
（三）本号赔累超过资本总额半数得随时召集股东合议之
（四）股东经理人及柜伙严禁长支短欠及对外应声作保等事
（五）币制变迁资本随时折合之
（六）本号柜伙同人设有营私舞弊及骗拐私漏立即罢免职权，由保荐人负责赔偿
（七）本号股东及经理人如有异议，须俟年终开股东会共同合议之方为有效
（八）本号同人出号清算红利应由其本人任股日期计算，不准承受任股以前厚利借词刁难及非理要求
（九）本合同于即日起生效，如有未尽事宜随时修改之
立合同人 李忠信堂 韩德义堂 吕世远堂
刘永生堂 么全德堂
玉 成 人 刘季轩 刘荣华 解长忠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一日
其中的“世远堂”是吕世奇，而“全德堂”就是父亲的新堂名。作为股东的父亲和吕世奇交足了一百匹布的钱，揣起了合同也就觉得没事了，没想到的是，李济经营的信义染织工厂在两年之中赔累一空。
父亲踌躇满志的年届而立，其实是国家的多事之秋，1948年年末（或者1949年年初）在父亲和母亲身边发生的事情是房东刘大中去了美国，父亲说是他找到了一个六百美元月薪的差事。
和父亲母亲直接相关的是叔祖父去世和北平的“困城”。
1948年4月28日叔祖父去世，综合了当时城里和乡下的讲究，父亲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发了讣告，通知了殡葬的程序和时间，特别给刘各庄的族中人订了旅馆，然后就给叔祖父买了一口十三圆的棺木（由十三棵树的树心打成的棺木，在棺材脸对面就可以看到十三棵树的年轮）。棺殓那天，从天津、唐山和刘各庄进京参加丧事随礼的有几十人，刘各庄来的族中人看到穿着体面的天津和唐山的商人出出进进、看着出殡的大棚里面挂满了随礼的帐子、看着叔祖父的十三圆棺木，对于这个没有继承祖产却对叔父尽了生养死葬责任的兼祧男都无礼可挑（由于兼祧男都会继承两家的祖产，族中人就有权监督、挑剔兼祧男对于非亲生父母丧事的不足和错误，在乡下，这叫作“挑礼”）——叔祖父先是被暂厝大慈庵，到10月秋凉的时候，父亲把叔祖父的灵柩送回刘各庄，在风水先生看好了的时刻，叔祖父准时下葬。父亲把引魂幡插到坟上之后没有进那个已经属于叔祖父一门的“家”，就立即返回了北平，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时局已经开始有些紧张了。
父亲说，叔祖父的丧事办得极其风光，远远超过了祖父和祖母，父亲花钱请刘各庄的族中人参加葬礼，也算是对于自己作为兼祧男的一个交代……
这一年年末12月中一天的上午，父亲在天津得知唐山“解放了”，他立即着手清理手头的股票，然后带着二百个“袁大头”坐上了十二点开往北平的火车，两个小时以后父亲进了家。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在这趟火车之后，北平和天津之间的火车就中断了，北平开始了“困城”（北平的老百姓把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之前“分割包围”“围而不打”的战略过程叫作“困城”），“困城”从1948年的12月中持续到1949年的1月末。没有准备的人家纷纷靠变卖度日，母亲还从大街上买回了一对画着蓝花的日本小碟子和一只蓝色的嵌花日本花瓶——父亲的及时归来和他的二百银圆，让一家人（外祖母、母亲、兄长、我和妹妹）得以安然度日。
本来是从天津到北平看望女儿的外祖母，在北平正好赶上了“困城”，目睹了女婿在“困城”之前能够敏锐地做出决断，从天津带着钱乘坐末班车赶回北平，体会到了女婿的能力和责任感。感慨之余，她不再藐视这个跌倒之后有能力再爬起来的、有着百折不挠品格，却是出身小门小户的女婿，她第一次觉得：“门第”也许不是一切。
度过了“困城”以后的1949年，我们家和从天津迁京的舅舅家一起搬到法宪胡同，两家合租了九间房，房东姓袁；之后舅舅家在大茶叶胡同买了房，我们家就也搬到东绒线胡同（现在的191号，在二院西边第二个门口），父亲和母亲都觉得那里不错：东房两间，北房五间是地板地，章姓房东在银行工作。
在这一年，新中国成立。
当我们在六十年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回顾历史的时候，可以意识到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改天换地”的重要日子，可是当时在父亲和母亲那样的普通百姓的意识中，这一次的政权更替也许和此前的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然而他们都错了。
[1] “历史反革命”指1949年之前在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反动党、团中担任骨干分子或曾为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土匪等者。“历史问题”则分为“重大历史问题”“政治历史问题”“一般历史问题”等几种。参见《简明政治学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第79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