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从萧条中拯救日本

到1934年，战争阴云已开始在全世界弥漫。在欧洲，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的极端右翼势力已展现出军事野心。在德国，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通过“长刀之夜”行动[13]进行政治清算并消灭政敌。在西班牙，内战即将爆发。在北非，意大利军队正在准备入侵阿比西尼亚。[14]在苏联，对斯大林肃反运动的恐惧压倒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担忧。亚洲也在走向战争。3月，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宣告成立，日本向中国沿海地区扩张的野心也愈加明显；在南方，中国工农红军[15]开始了长征。日本本土受到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袭击：北海道南部发生的函馆大火以及关西地区的多次台风，每一起事件都造成数千人死亡。年底，日本退出华盛顿和伦敦海军条约，开始重整军备。

此时，大萧条在主要经济体肆虐。发达国家饱受保护主义、贸易衰退、汇率动荡、金融混乱、企业倒闭和高失业率的摧残。但日本经济却在增长，这得益于年迈的政治家高桥是清的深谋远虑和创新能力，他通过实施世界上首个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为日本经济带来复苏。

这位希望安享退休生活、在花园里侍弄盆景的81岁老人此时是什么状态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高桥是清变得越来越胖、秃顶、留着白胡子、戴着圆圆的水晶眼镜；晚年的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聪明、仁慈的侏儒。他一般身穿爱德华式的正式西装，但也可以看到他穿着官方庆典制服并佩戴肩章、勋章和头戴三角帽的照片。他在家庭照片里看起来更为舒适和放松，身穿日本和服和大氅，在东京家中美丽茂盛的花园里微笑地看着他的一群孙辈。

1932年初，高桥是清几经犹豫复出后，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应对大萧条中的问题。这是一个危险而动荡的时期，军队的右翼势力已失控，政治刺杀不断发生：1932年的“血盟团事件”[16]，造成前大藏大臣死亡；在“五一五事件”[17]中，立宪政友会最后一任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高桥是清目睹了朋友的死亡并了解到他面对的危险，但仍同意担任几个星期的临时首相，直至新的联合政府成立。高桥内阁面对着巨大威胁：军部宣称将行使他们在内阁中的否决权，以限制谁能够进入政府。新政府终于成立，但不再由执政的立宪政友会组阁，而是由军人、文官、政客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由海军上将斋藤实出任首相。这个军人主导的内阁标志着日本议会政治的结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恢复。

在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之后，一些日本官僚主张，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日本建立带有苏联五年计划风格的指令性经济。高桥是清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不是日本。”高桥是清既不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也不是统制经济（dirigiste）的拥趸，而是走了一条被称为“高桥路线”的中间道路，致力于推行他所谓的“生产力政治”，即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同时控制军费支出。

高桥是清的一生充满活力和勇气，尽管此时他已年迈多病，但并没有丧失对经济事务的直觉。他总是愿意做一些冒险尝试。高桥是清建议推行一项激进的新经济政策，与大多数国家采取的紧缩性政策完全不同。

高桥是清采用三管齐下的方法，以推进日本经济尽快复苏（Shizume, 2009）。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与志同道合的日本银行副行长深井英五密切合作，推行了一项不断演进的经济刺激计划。高桥是清的第一个举措是切断日元与金本位制的联系，使日元贬值。理论上，这将允许日元汇率自由浮动，出于对没有货币锚定的担忧，他实施了外汇管制：只有得到大藏省批准，才能将日元兑换成外币，而这一批准很难获得。在一年内，日元被允许大幅贬值（对英镑贬值了44%，对美元贬值了60%），并在低位稳定下来后再与英镑挂钩，同时还实施了一些资本管制。

随着日元贬值，日本的出口变得很有竞争力，国际收支状况迅速改善：到1935年，出口几乎是原来的3倍，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出现贸易盈余。尽管政策提出时日本仍处于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中，但还是有很多人反对货币贬值，担心引发通货膨胀。高桥是清的前任、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是金本位制的坚定维护者，但在他被刺杀后就几乎没有了反对的声音。当高桥是清的激进政策在帝国议会辩论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汇率政策改革之后，高桥是清的第二个举措是实施货币政策。1932年中期，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并刺激国内需求。为此，他提高了日本银行发行无担保商业票据的最高限额。为了保险起见，他又颁布了《资本逃避防止法》。两年内，基准利率由5.8%下降到3.6%，这就能以更低的成本发行政府债券，并且以较低利率鼓励企业借贷和扩张。

高桥是清的第三个举措是财政政策。他建议实施一项为期三年、总价值6亿日元的中央政府融资方案，并由地方政府提供同等数额的配套资金。为了获得军部对该方案的支持，高桥是清不得不同意拨付额外资金用于支持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为了筹措这笔额外开支，政府将向公众出售大藏省增发的国债，由日本银行购入，日本银行在出售之前持有这些国债。这种做法有潜在风险，因为这些国债可能会涌入国内债券市场，但由于高桥是清与日本银行的联系，他有信心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用今天的术语来说，这就是量化宽松政策。

高桥是清也将这些举措与更积极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为进口商提供融资，为工厂主、小企业主和农场主降低贷款利率，为区域性银行提供较便宜的资金，以及为问题贷款背书。他希望能够大幅提高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开支，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公共工程和紧急救援方面（海岸线保护、港口设施、土地填筑、灌溉系统、排水系统、堤防建设、新建道路和铁路等），目标是改善竞争力、提高就业和刺激消费。

在随后的帝国议会期间，高桥是清发表了几次重要讲话，概述应对经济萧条的主要建议。“我们将通过发债来弥补全部财政缺口，这主要因为支出的增长是临时性的、规模过大而无法通过提高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来解决，而且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增加将会破坏处于萌芽状态的经济复苏。现在还不是增税的合适时机。”（Shizume, 2009，第27页）高桥是清还特别提到，如果公共债务变得不可持续，金融市场就会出现早期预警（意指购买债券的意愿就会下降，而且会出现早期通货膨胀以及汇率承压的迹象）。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些新举措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大幅增加国债，政府支出增长了50%。在高桥是清的领导下，大藏省发行了约28亿日元的政府债券，全部出售给日本银行；日本银行又将其中的90%成功推销出去，吸收了过剩的流动性。日本银行副行长深井英五表示，通过这种方法，高桥是清“为经济复苏提供了资金，为满洲事件[18]买了单，并把利率也压了下来，他做到了一石三鸟”（Smethurst, 2007，第263页）。

高桥是清的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与本书中的其他经济学家不同，高桥是清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他的经济学（以及金融学、政治学、社会学）知识是通过旅行、与人交流和阅读获得的。但是，他并不是反智主义者：他20多岁时就曾帮助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9]的《国际贸易纯理论》一书翻译成日文。他在日本银行和大藏省有一批知识渊博的同事，他们给了他经济事务方面的意见，他还与很多外国人有直接的交流。他受到一位传统日本学者前田正名[20]的特别影响，后者曾于19世纪末在法国学习，提倡经济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即普通民众应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以及产业政策应关注农业和传统工业。

高桥是清对凯恩斯在这个时期的丰富著作非常感兴趣，包括《货币改革论》（1923）、《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1925），以及稍晚的《货币论》（1930），这些著作当时均有日文版，对高桥是清废弃金本位制的经济复苏计划有所影响。当他与经济学专业的女婿讨论金本位制时，高桥是清说，“在现实世界中，对症下药是最好的方法。理论是为学者而不是给我们这些其他人准备的”（Smethurst, 2017，第266页）。高桥是清只有一次直接引用过凯恩斯，在1933年的一次发言中，他引用凯恩斯的论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即金本位制是导致世界萧条的原因之一。但高桥是清对凯恩斯的了解无疑远不止于此，他除了阅读日文和德文报纸，还每天阅读英文的《泰晤士报》，该报当时刊登了大量有关凯恩斯理论的讨论文章，有时也会刊登凯恩斯自己的文章。

在1929年的短暂退休生活中，高桥是清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解释他对日本回归金本位制的时间和定价的疑虑。这篇文章可能受到凯恩斯与休伯特·亨德森（Hubert Henderson）合著的小册子《劳合·乔治能做到吗？》的影响，该书于1929年出版，其中包含了对凯恩斯经济学稍后正式定型的乘数效应的解释，以及对落入流动性陷阱的危险性提出警告。高桥是清的思想同样受到日本经济学家天野为之[21]的影响，后者是多本广泛使用的教材的作者，其中包含了类似乘数分析和储蓄悖论的内容。

高桥是清在文章中解释道，如果某人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则在经济循环中对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用最简单的话说，如果一个人去游廓（即艺伎馆）玩，招来艺伎并吃奢侈食物，消费了2 000日元，我们从道德上并不认可。但是，如果从钱的流向上分析，我们会发现食物消费中的一部分帮助支付了大厨的工资，而购买鱼、肉、蔬菜、调味品以及支付运输成本的另外一部分则付给了供应商，其中一部分又进入了农场主和渔民的口袋。农场主、渔民和供应商可以用收到的钱购买衣服、食物和住房。艺伎也可以用收到的钱购买食物、衣服、化妆品及纳税”（Smethurst, 2007，第245页）。

这篇文章展示了对收入循环和乘数刺激作用的直观理解，早于凯恩斯的弟子理查德·卡恩[22]1931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正式论述乘数效应的开拓性论文。

在观察主要经济体的“新政”式政策时，高桥是清知道20世纪30年代德国推行的再通胀和支出措施，以及墨索里尼统治下意大利的新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政策，两者被西方观察家视为修复萧条问题的新方法。但在美国新政出台之前，高桥是清就尝试推行了他的新宏观经济政策。

在1933年的一场演讲中，高桥是清引述了耶鲁大学欧文·费雪[23]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关于预算平衡的文章，指出预算不需要每年平衡，而是需要在一定年份内平衡。这个思想背后的经济学洞见主要来自日本银行副行长深井英五，同时也受到东京大学教授福田德三的影响[福田德三的职业生涯说明了这个时期经济学家之间的一些国际联系：福田德三与亚尔马·沙赫特大约同时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他的导师卢乔·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也是沙赫特的导师。福田德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追随者，尤其是与瓦西里·里昂惕夫的导师桑巴特教授有联系。并且，福田德三在1935年的一次莫斯科会议上，听过凯恩斯谈论自己的观点]。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高桥是清的政策在短期至中期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经济环境的迅速改善，引致信心和经济活动的快速恢复，从而在大萧条时期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人均国民收入回升，五年内的年均增长率为6%。随着经济活动的增长，失业率大幅下降，到1936年几乎实现了充分就业。平均工资上升，个人收入也开始增加。

近期的一些研究文章分析了高桥是清的哪项政策在经济复苏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财政性再通胀（fiscal reflation）政策大致上是成功的，尽管没有正式的机制控制不断增长的军费预算。一项研究认为，财政扩张对扭转经济衰退有重要作用，但产业政策、世界经济复苏以及民族主义政权在迫使工人减薪方面的影响则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Cha, 2000）。经济计量模拟得出的结论是，汇率调整对经济复苏的影响最大（Shibamoto and Shizume, 2011）。

总之，从国际视角看，高桥是清政策方案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日本从大萧条中恢复的速度，比美国快了五年，也比德国以外的其他世界强国要快。日本专家休·帕特里克认为，这个政策方案“在世界前所未有的不利国际环境下，最成功地组合运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Hadley,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