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族汽车工业苦难坎坷
与欧美国家在100多年前就迈入资本主义、完成工业革命不同，政府军阀、民族资本家和仁人志士等各种力量出于军事、经济和家国情怀，为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做出了许多艰难探索，但却始终没有培育出完整的汽车工业体系。
一、民族志士自研汽车
汤仲明国产燃炭汽车。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近4万辆，但汽油、柴油完全依赖进口，交通不便且价格昂贵。为了摆脱垄断，近代科学家汤仲明于1931年研制成功以木炭为燃料的煤气发生炉，汽车起动前，司机需要提前约半小时添加木炭，产生足够的煤气后才可起动发动机。
黄汉忠自制中华牌载货汽车。根据1936年1月30日《时事新报》报道，企业家黄汉忠自制一辆中华牌运货车，采用水冷六缸汽油机，最高车速约80千米/小时。该车造价低廉，坚固耐用，适合国内道路，且可用含汽油在内的多种燃料。
支秉渊研制车用柴油机。1925年夏，机械工程专家支秉渊在湖南祁阳创建新中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厂”），重点研发生产柴油机。1935年初，新中厂以一台英国康玛（Commer）牌货车用波金斯（Perkins）柴油机为样机试制汽车用高速柴油机。“八一三”事变后，新中厂生产的车用高速柴油机和在此基础上组装的整车，在上海市搬迁的短途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日军攻占祁阳，新中厂损失惨重，后辗转迁至重庆，不得已一面去美国购买机器，一面恢复生产。1945年，周恩来出席在重庆举办的内迁工厂成果展览会，并为新中厂题词：“供应前方生产是国防工业的第一要义”。1946年春，新中厂迁至上海恢复生产，但由于拒绝为国民政府生产军火，工厂陷入困境，后在党的资助和指导下，成功复工复产，并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一些技术骨干先后担任多个国有大型企业或科研机构的领导岗位。
二、兵工厂造车
（一）辽宁迫击炮厂造出民生牌汽车
1922年，张作霖着手在奉天（今沈阳）北大营奉军修械司及医院旧址上修建奉天迫击炮厂，主要用于生产其军队所需的军工武器，后改名为辽宁迫击炮厂。随着1928年东北军“易帜”、内战缓和，武器需求量随之减少，辽宁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等人建议化兵为工，利用厂里现有的设备生产制造载重汽车，并将厂名改为民生工厂。当时国内还没有独立完成汽车设计的能力，也没有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厂商，因此不得不采用仿制的方法。1929年8月，民生工厂从美国购进一辆“瑞雪”牌汽车作为样车，将整车拆卸，然后对除发动机、电气装置和轮胎等零件外的其他零件进行了重新设计制造，历时两年，当年的中国第一辆汽车终于试制成功，命名为民生牌75型汽车，开辟了中国自制汽车的先河。
“九一八”事变后，民生工厂和在产的民生牌汽车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在美国订购的已运到牛庄（今属辽宁省营口市）的46台汽油机只得转运天津。后来伪满洲国接管了民生工厂，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组装生产31C型卡车，成为当时东北著名的汽车制造厂，后又在长春、哈尔滨建立卡车分厂。到1938年，该厂已经具备了年产4000余辆汽车的能力。1945年8月，日军战败，所有设备在一夜之间被日军拆走、毁坏，只留下残垣断壁。
（二）山西汽车修理厂的山西牌汽车
20世纪20年代，阎锡山在太原创办的兵工厂已初具规模，能够自制山野炮和各种枪支，中原大战失败以后，太原兵工厂被整体降级为晋绥军修械所，大部分工人被遣散。1932年，阎锡山以“造产救国，开发实业”的口号将晋绥军修械所的双向引信厂改为山西汽车修理厂，厂长为姜寿亭，主要负责修理绥靖公署的公车。
1932年4月，阎锡山令山西汽车修理厂制造汽车，由姜寿亭负责设计、试制，同年12月，仿美国飞德乐（Federal）牌汽车的1.5吨载重的汽油载货车试制成功，定名为山西牌。1933年7月，在原设计基础上加以改进又制成两辆山西牌汽车。但由于晋绥军主要的火炮武器是40公斤的晋造75山炮，另外还有少数的野炮和山炮，在当时的工业条件下，用骡马拖曳要比使用牵引汽车更加实用，加之资金短缺、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足等原因，山西牌汽车仅试制了几辆，便无疾而终。
三、国民政府办厂造车
（一）湖南机械厂试制衡岳牌汽车
1931年，湖南省公路局成立汽车修理总厂，主要负责汽车修理。1934年，湖南机械厂并入汽车修理总厂，主要生产活塞、活塞销、活塞环、连杆及螺栓、轴瓦、气门、链条等汽车配件。1936年，工厂用自制的汽油机和底盘件，加上进口的车架和大中华轮胎，制成衡岳牌25座客车一辆（装载2吨），当时成本约为5000元，主要用于长沙、衡阳、零陵间的客运。
1936年8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向汽车修理总厂拨款7万元，指定该厂生产19种汽车配件。该厂成功试制了40多台75马力汽车引擎、20多艘汽划艇、72部汽车煤气发生炉，成为当时湖南省规模最大的机械工厂。该厂曾制订五年计划，申请中央拨款200万元，拟达到月产40辆整车的能力，但后来由于抗战爆发，工厂迁至祁阳后便不再生产汽车。
（二）国民政府创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
1936年秋，国民政府开始筹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计划通过购买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全部图纸和设备，并聘请德国主任工程师冯格腾和20名德国专家来华做技术指导，逐年实现国产化。为此，公司制定五年发展规划：第一期用德国散件装车；第二期试制零部件，逐步国产化；第三期制造柴油机，五年后汽车零部件自制率达100%，即全部由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自己制造。1937年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在株洲正式建厂（并在上海设分厂），同年3月组装出第一辆2.5吨柴油机汽车，定名为中圆牌。
“八一三”事变爆发，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上海分厂只组装百余辆汽车后就被迫停产。1938年，日军侵犯湖南，株洲总厂多次遭飞机轰炸，部分装备迁往桂林，更名桂林分厂。1939年冬，日军向广西进犯，桂林分厂部分机械设备运抵重庆，在南岸渔洞溪成立华西制造厂，并于1940年4月1日开业，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等，后成批生产单缸、双缸、四缸发动机。抗战胜利后生产纺织机械，直到重庆解放。
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株洲总厂于1937年底迁往香港，改称华运行，组装成车后主要售予当时军政部交通司。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零部件供应断绝，装配厂停产，零件仓库转为由美国公司生产配件，南华铁工厂试生产船用柴油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南华铁工厂停产，机器被拆运到日本。华运行迁重庆后恢复原名，但名存实亡。
（三）国民政府筹备中央机器厂
1936年9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奉命与航空委员会一起筹备飞机制造厂，生产飞机和汽车，名为中央机器厂，1938年4月，在昆明北郊茨坝建厂，时为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技术最先进的机械厂。1939年5月，资源委员会决定将美国底特律正在申请破产的斯图尔特（Stewart）汽车厂全部器材和设备买下，交予中央机器厂制造中型货车。
1940年5月，由斯图尔特汽车厂购买的全部器材、设备1500余吨，以及在美国购买的汽车零件共约2000吨，已全部运到越南海防，拟经滇越铁路运往昆明。但1940年6月，日军侵占越南，滇越铁路关闭，中央机器厂通过美商转运的260吨设备运至仰光，其余设备于1941年5月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汽车生产的筹备工作也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