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童话，一个划时代的高度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出生在丹麦当时第二大城市奥登塞，父亲是穷苦的鞋匠，母亲是洗衣妇。这样一个贫困至极的家庭居然哺育出日后丹麦全国为之骄傲至今的文学巨擘，他的名声和作品流传到全世界，这比我们常说的“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还要匪夷所思，用安徒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安徒生生活的19世纪，曾经疆域辽阔的丹麦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凋敝衰落，昔日北欧霸主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几场战争中先后败给了瑞典、英国和普鲁士，以致将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两个富饶的公国割让给了普鲁士；与此同时国内经济衰退、百业萧条，贵族豪门与新兴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冲突不断，直到1848年国王签署新宪法确立君主立宪体制，政局才逐渐摆脱动荡。
安徒生童年时当过学徒，学过裁缝，在济贫学校求学，可以说并未接受过正规教育。后来到哥本哈根学戏剧，而且经过不懈的努力，当上一名小演员。之后又在皇家剧院副院长科林的帮助下，获得了一笔国王奖学金，转而专注于写作。他写诗歌、散文和戏剧；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即兴诗人》（1835）、《奥·梯》（1836）和《仅是一个乐师》（1837），这三部小说使他蜚声丹麦文坛；剧本《黑白混血儿》（1840）也终于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上演并取得了成功。但平心而论，安徒生在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传统“严肃”文学方面的成就并未有突破性的进展，他的挚友、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看出了他的才华所在，对安徒生说：如果长篇小说能使他出名，那么他的童话将使他不朽。
1835年安徒生发表了他第一本童话故事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这之后的三十七年，安徒生共发表了一百七十余篇童话故事。正是童话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奠定了他在丹麦和世界文坛上的突出地位，使他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然而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以后，安徒生本人的故事并未完结，生活也不曾停顿。安徒生在《我一生的童话》里说：“我的一生是一篇美丽的童话，既那么丰富多彩，又那么幸福快乐。”但是就像光灿灿的勋章必然有黑沉沉的背面，安徒生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是双重性的，不仅有快乐的陶醉，也有忧郁的沉闷，甚至是痛苦的彷徨，这种灰色情调在他已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日记和书信里都明显地反映出来，这位世界童话大师是在荣耀欢乐和沉郁孤寂之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把自己生活中阿拉丁神灯般的遭遇看成是上帝的仁慈怜爱和慷慨恩赐，因而他直言不讳地宣扬他所得到的一切荣耀都应该完全归于上帝，并且在他的作品中不遗余力地颂扬上帝的伟大和仁慈，要世人虔诚地信仰敬畏上帝。因此他的童话中充斥了浓郁的宗教色彩和说教，尤其是晚年的作品，更是有如在唱赞美诗一般。于是人们不禁惋惜：安徒生若不这样笃信、虔诚，他的童话必将更其出色。
安徒生一生未婚，恋爱失败对他的摧残甚至超过了贫困。起初是与名门闺秀里堡·伏格特，之后是和“瑞典的夜莺”燕妮·琳德，再后来是他庇护人的女儿路易丝·科林，三段恋情均无果而终，原因就是在森严壁垒的门第观念和根深蒂固的世俗偏见中，鞋匠的儿子安徒生不得不临渊止步。在其作品《单身汉的睡帽》、以“瑞典的夜莺”燕妮·琳德为蓝本创作的《夜莺》和歌颂至死不渝爱情的《小美人鱼》里，我们都能看到安徒生的影子，听到从他流淌着鲜血的心灵里发出的无助哀鸣。安徒生成名之后，王公贵族竞相同他来往，这些人附庸风雅，只是为装饰点缀、抬高身价，他们表面上礼贤下士，骨子里却轻蔑侮慢，视安徒生为帮闲门客，并不以“圈里人”平等相待。而安徒生本人的平民意识、民主主义精神又同庇护、接纳他的贵族上层格格不入。他并没有像比他年轻的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G. Brandes， 1842—1927）那样鼓吹激进民主主义思潮，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摇旗呐喊，但他倾向支持变革，写出了《她真是一个窝囊废》《在柳树下》《伊勃和小克丽丝汀》等描写底层人清苦生活的作品，他用自己童年的不幸表现了丹麦的社会矛盾。尽管不如挪威的易卜生那样深刻，也不及瑞典的斯特林堡那样尖锐，安徒生也在自己的童话故事里辛辣地讥讽贵族阶层、抨击门第观念，还对世人的贪婪、愚蠢给予无情的嘲弄，这也就不能不使得上流社会对他侧目而视，抱有戒心，所以尽管安徒生享有了名声、地位和头衔，但是在开门接纳他的老爷太太们的眼里，他依然是个非我族类的鞋匠的儿子。安徒生不如易卜生和斯特林堡那样骨气刚烈、清高狷傲，他忍气吞声地承受了上流社会对他的猎奇审视和刻薄挖苦。不过这也使得他终于明白一个浅近的道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后，照样要靠孩子们抛面包和麦粒来养活的。他失望、惆怅，甚至颓废到想以死亡来寻求解脱，在《坟墓里的孩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安徒生这种忧伤、绝望的心情。安徒生十分喜欢旅行，一生之中除跑遍丹麦全国各地之外，还做了二十九次国外长途旅行。他在这些旅行中为自己的写作收集材料、拓宽思路，并且结交了狄更斯、雨果、海涅、格林兄弟和易卜生等大文学家，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何尝不是在逃避和闪躲呢？
还有令安徒生黯然神伤、失望不已的，那就是他的童话从问世起除了受到欢迎之外，也一直处在猛烈的抨击之下。上流社会的文人学者对这些作品嗤之以鼻，把它们说成是“保育室里的胡言”“哄孩子的小玩意儿”，还有人甚至说安徒生根据外国和民间故事改写的那十几篇有出处可查的作品可算是真正的故事，而他后来自己创作的都只不过是剽窃之作或是模仿的赝伪之作，也有人指责他母语都没有掌握好就胡乱写作，等等。另一方面，激进民主主义的文人，如哲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等人也一直不曾停止过对他的幻想浪漫主义的中肯批评。安徒生因这些抨击和批评而心力交瘁，他的大量书信中有不少是为自己的作品做解释或自我辩白的，但是却没有得到上流社会的宽容怜悯，也没有得到激进民主主义派的朋友们的谅解。
正因为在得意于人生坦途的同时，还必须忍受难言之隐以及无法宣泄的苦闷愤懑，安徒生的作品中，尤其是在中后期的作品中，往往流露出一股肃杀深沉的忧戚和哀伤，读来令人感同身受，甚至掩卷遐思，扼腕叹息，仿佛咀嚼了一枚青橄榄，在舌尖留下一股虽甘洌却又苦涩的、久久不会散去的余味。这股耐人寻味的苦涩余韵恰恰是安徒生童话的独到之处。著名儿童文学家任溶溶先生曾说过安徒生的童话真可以从小读到老，其奥妙恐怕也在于此吧。
一 不是童话的童话
童话，顾名思义是适合儿童欣赏的故事，大多具备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幻想、有趣的夸张等特点。“童话”这个字眼恐怕只是汉语中才有，即便安徒生本人也只是用Eventyr（冒险或志怪故事）和Historier（历史传说）来形容自己的作品。童话大概在16世纪末已在欧洲流传开来，法国诗人夏尔·佩罗的《鹅妈妈的故事》（1697）和德国格林兄弟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1812—1815）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至今还在广泛流传。《灰姑娘》《小红帽》《小拇指》《蓝胡子》《勇敢的小裁缝》《不来梅的乐师》已成为全世界童话的经典之作，后来许多国家的童话，包括安徒生的一些作品都由此脱胎而来。
童话并非始于安徒生，然而童话却由安徒生而发扬光大，走向峰巅。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文坛上浪漫主义盛行，促使不少作家对民间文学产生了兴趣，他们要从民间文学里挖掘创作的题材，并由此从事起童话创作，安徒生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后来还有英国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意大利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等成功作品。1835年，安徒生《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出版，收录了《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火绒盒》《豌豆上的公主》和《小伊达的花》等名篇。安徒生起初并不曾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因为他自己也把童话看成是“小玩意儿”，不料竟大受欢迎，于是安徒生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童话创作，而这正是他的才华所在。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穷苦贫民的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全都用来浇灌童话这朵小花，创作出崭新形式——童话故事来。正如安徒生自己所说：“多年来我已试着走过童话圆周里的每一条半径，因此如果遇到一个会把我带回到已经尝试过的形式的题材时，我常常不是放弃，而是试图赋予它另一种形式。”如此，安徒生的童话不仅继承、发扬了以往民间故事和神仙故事的格调，并且形成了自己朴素清新而又浪漫变幻的风格，于是开创了儿童文学的先河。
国际上研究安徒生的学者们通常把他的童话分成七个系列，即：有魔幻成分的故事，如《影子》《钟声》等；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如《丑小鸭》《跳高能手》等；以树木花草为主角的故事，如《小伊达的花》等；以无生命物体拟人化做主角的故事，如《坚定的锡兵》《织补针》等；在奇异世界里的现实故事，如《夜莺》等；在可辨认的世界里的现实故事，如《园丁和主人》；以作者为主角的故事，如《看门人的儿子》《在柳树下》等。
安徒生的童话取材虽相当广泛，但主题却集中单纯，那就是表现真、善、美，抱着浪漫主义的幻想去追求人类的理想境界，如仁慈、同情、宽容、博爱等，宣扬“真、善、美终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信念。他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当时社会的假、恶、丑，嘲笑讽刺上流社会的昏庸愚蠢和残暴贪婪，却无法改变现实，于是只好以伤感的眼光看待周围这一切，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因而他的童话里往往既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又有像唱赞美诗那样虔诚的道德说教。对于这些瑕不掩瑜的疵点，我们只能惋惜地说，那是时代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的烙印和痕迹吧。
安徒生的童话立意新颖，表现手法奇特，富有独到的创造性和求新意识。在他之前的童话，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表现手法都存在不少雷同之处；而且不注重性格描写，故事里的人物有时连名字都没有；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善良人物，而他们的对手几乎清一色是邪恶的化身。童话的主人公往往要通过艰难的历程，经受巨大的考验，才能得到圆满的结局，而在身临险境时注定会得到仙女、精灵或小动物的搭救相助；童话的结局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善有善报，邪恶受惩。安徒生打破了这种程式化的模式，把民间故事、神仙故事、神话、寓言、萨迦传说、诗歌甚至短篇小说都融合到童话中来，从而把童话提高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度，赋予童话以全新的面貌、更宽泛的取材范围和前所未有的深刻内涵。
在写作手法上，安徒生童话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独到之处。他并不一味刻意去写要让孩子看得懂的儿童故事。他的童话有不少含义深奥，只有大人才能够理解，但是他相信：孩子们光是看故事也会喜欢的，故事情节本身就足以把孩子们吸引住。而童话里的深刻含义尽管他们当时未必能够领会，但是等到他们长大之后，自会回味无穷的。因而，在他的童话里，有《幸运的套鞋》这样暴露人们内心秘密的魔幻故事，也有《影子》这样描写影子最后成了自己主人的主人的荒诞故事。这些作品实际上是现代派的先声，同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卡夫卡息息相通；他的一些写作手法同意识流小说有明显的一脉相承之处。
在语言风格上，安徒生童话大量运用了丹麦底层人民的日常口语和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因而语言生动流畅，朴实自然，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正是由于安徒生独特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才创造出了丑小鸭、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小美人鱼、坚定的锡兵、拇指姑娘、红鞋子等一批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已成为欧洲语言中的典故并且编入了欧洲国家的词典和学校教材之中。
二 与中国的结缘
安徒生生来细眉、长目、单眼皮，小时候常被人说成有中国人的长相，不过他同中国结缘却很晚，直到他去世四十多年后，他的作品才被介绍到中国来。在我国，安徒生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名作家之一，也是除了易卜生之外被介绍得最多的北欧作家。
1918年初，上海中华书局在《小说月刊》上登载了《火绒匣》等六篇作品，并且还出版了《十之九》单行本。1919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引起很大的反响，并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积极作用。此后安徒生童话的译本、安徒生的传记和对其作品的评论或研究专著陆续出版至今。在我国，安徒生主要的译者有郑振铎、茅盾、胡适、赵景琛、顾均正、叶君健、任溶溶等知名学者和作家。我国的报纸杂志上时常刊登有关安徒生的文章或他的作品，尤其在1955年纪念安徒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杨宪益、冯至、陈伯吹等著名文人纷纷撰文抒发对他的敬意。1979年，安徒生生平及作品展览在郑州举行，在经历了十年沉寂之后，安徒生和他的童话再次在神州大地上公开亮相了。在1980年代，《卖火柴的小女孩》《野天鹅》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戏剧、电影、芭蕾、戏曲、木偶戏等等。自2000年以来，发表在报纸杂志有关安徒生的论文有百余篇，其中各地高校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论文就接近一半。
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离安徒生发表第一本童话故事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已过去将近二百年了。在新世纪里我们还需要安徒生这位世界童话大师吗？我们还会阅读他留给我们的那么多讲王子公主、鲜花小鸟、小美人鱼的故事吗？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不管社会有多大变革、取得了多大进步、科学有多么发达、经济有多么繁荣，人类更需要完善其身，提高素质，加强修养，陶冶情趣。这并不是能毕其功于朝夕之间的事情，而是需要漫长的时间，从各方面培养提高，这是一个从小开始潜移默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安徒生的作品在内的童话，在保持纯真的赤子童心和增强幻想、想象力方面就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安徒生只是孩子们的朋友，安徒生之为安徒生就是因为他讲童话故事照亮了孩子们的心灵，赢得了未来的一代，他的作品也将在一代又一代中流传，他的不朽也正在于此。当然，任何作品不朽只能是相对的，安徒生讲的童话毕竟是二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故事，它们能够引起我们思想和感情上共鸣的人文内涵将会愈来愈减少，愈来愈淡漠。这是时代使然，也是造化的新陈代谢。时代在不断前进，并且以它自身的规律来推陈出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大抵只能顺应时代的洪流来继承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安徒生的名字将会和其他古典作家一起永存在世界文学史上。他的童话仍将代代相传下去。安徒生童话就像一颗挂在夜空中的星星，仍会发出明亮而美丽的光芒，在天际闪烁着，照耀着我们。
石琴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