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勒的《第八交响曲》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他对他的一位朋友兼文学代言人说，他已经摆脱了悲剧的主题。他的那些带有强烈个人悲剧色彩的交响曲已经成为过去，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作品已经被他视为这部新的、达到顶峰的交响宣言的序曲。马勒十分确信，这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前面七部交响曲，都以完全不同的手法，表现了作曲家内心的忏悔，吐露了作曲家超敏感的灵魂，展示了作曲家为理解作为存在的自我和自身所处的那个惊险、恐怖的世界所做的努力。而《第八交响曲》，则要用不同的音乐语言，表达一种不同的体验。它要带给人们的是欢乐。贝多芬在他的《第九“合唱”交响曲》终乐章里表达了欢乐的希望，当民主降临、“所有人成为兄弟”时，这个希望便会实现。但对马勒而言，这个希望在当下就可以实现：他的音乐能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希望。也许这种“实现”只能维持到音乐演出的结束，但音乐能留给人们持久的印象，并成为“终将实现”的象征。这部作品成了他的宗教仪式，他的大弥撒，但是是以神秘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方式来构思、表达的。就像宗教仪式一样，这部作品涉及集体体验，一种高于个体自我的归属感；一种让个体既沉迷其中又超越其上的东西。这些东西远不只是抽象的——上帝，或是《第八交响曲》终曲部分以排山倒海般的合唱来赞美的神秘的——“永恒的女性”。这部交响曲所表达的更高层次的东西是什么？马勒说《第八交响曲》更是一份礼物，是献给祖国——这里显然是指德国——的礼物。这句话可以视为马勒的一个暗示。但马勒没有明说，这个德国指的是自1871年起被普鲁士强行统治的地理意义上的德国，还是指更大意义上的“大德国”：一种在精神上统一的、使所有讲德语的民族（包括像马勒本人在内的犹太人）凝聚在一起，并真正体现在最伟大的艺术和哲学作品中的德国。

事实上，《第八交响曲》的首演本身，与马勒所经历过的，甚至与慕尼黑这座城市所经历过的任何事件都截然不同。作为指挥家，马勒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在歌剧院。但是作为作曲家，马勒获得的成功并不大，而且也都是在远离家乡的那些地方。在很多音乐阅历丰富的人的眼里，尤其是在马勒的第二故乡维也纳，马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他的音乐则普遍地被嘲讽，甚至遭冷遇，只被少数狂热的马勒爱好者视为珍宝。《第八交响曲》的首演，准确说是两场演出，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三千多个座位的音乐大厅，票被卖光了两次。部分原因是经纪人埃米尔·古特曼出色的组织和宣传活动，使预料中的轰动迅速达到了极度兴奋的程度，以至于音乐会刚开始，马勒一出现在舞台上，观众们就报以疯狂的欢呼。演出本身——马勒本人的指挥，具有魔术大师般炫亮和戏剧性的才华，以及极富魅力的摇滚明星式的指挥动作——引发了近乎狂热的反应。媒体，甚至是出于音乐上的理由持不同意见的媒体，都承认这是在慕尼黑从未见过的情景。而论及艺术体验，不少音乐界和知识界著名人士都宣称说，这对人生带来了改变。小说家托马斯·曼（出席首演）受到震撼和挑战，以马勒的形象作为其小说《死于威尼斯》中主人公的相貌。至于主人公的精神品格如何，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有一点对托马斯·曼来说是确定的：他开始构思那部小说的时间节点，肯定是在1910年9月那个暴风雨般的首演的夜晚。

对那些坚定的马勒的拥护者们来说，首演成功是马勒得到肯定的一个明证，但是对马勒本人而言，从1906年这部交响曲以惊人的速度写成，到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成功首演的四年里，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1907年，就是马勒从维也纳宫廷剧院仓促离职的那一年，他的心脏出现了问题，这可能会严重威胁到他的公共和个人生活，而他自己对此的反应是矛盾与困惑。然而也就在同一年，他挚爱的女儿玛丽亚·安娜去世。多年后阿尔玛写道，对马勒来说，那是最终击倒他的“命运的三次锤击”之一。但是阿尔玛这么写有多少真实性？如此表述是否有她自己的理由？马勒之后的两部作品，《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充满了死亡与陨灭的意象，被一种纤巧脆弱的生命气息所萦绕。但那是谁的生命？不少人认为，正是那两部作品，诡异地预示了马勒痛苦而过早的离世，而这距离《第八交响曲》首演后一年都不到。然而，后见之明能有多大作用？我们是否仍在为误解并低估马勒在最后四年中精神世界的演进而内疚？如果马勒能在1910年完成他的《第十交响曲》，那么，马勒传奇，甚至可以说古典音乐在 20世纪的发展脉络，对于今天的我们，看上去会有很大不同吗？

1910年夏天，马勒在创作《第十交响曲》的时候，发现妻子阿尔玛，也就是他的“永恒的女性”，对他不忠，这引发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危机。为了挽回阿尔玛的心，马勒给阿尔玛写了大量的情书，给了她很多贵重礼物，苦苦哀求她。马勒甚至打破了一生的惯例，把他的《第八交响曲》的总谱题献给阿尔玛，而此前他从未把任何作品的总谱题献给任何人。就在计划已久的《第八交响曲》的首演到来时，重新征服阿尔玛的心，成了马勒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雷鸣般的掌声，热情洋溢的评论，渴望已久的承认马勒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一位伟大的德国作曲家。可如今这位母亲—女神可能会离他而去，哪怕可能性微乎其微，那所有这一切的成功意义何在？所有这一切奏效了吗？他重新赢回阿尔玛的心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却吸引人。

此后，马勒在1910年的艺术与个人命运的故事，从多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着迷。从两方面来看，这或许是马勒一生中最极端的一年：他反复在狂喜与成功，和最无助的恐惧与沮丧之间摇摆。这或许就是一个悲剧性逆转的故事，马勒在其《第十交响曲》的终曲部分展现出的深渊，难道正是对《第八交响曲》终曲那雷鸣般的肯定的否定？1907年和1910年发生的令他痛苦万分的事件，是复仇女神对驱使马勒创作《第八交响曲》的那份狂妄自大的惩罚？还是在实际上，马勒在《第八交响曲》中表达的东西，远比那些音乐评论家想到的要复杂、深刻得多？在马勒所有的交响曲中，这首被他认为是自己最高成就的交响曲，却也是最让听众产生分歧的一首。这怎么可能呢？马勒只是被误解了？还是说大多数对这部交响曲的解读都过于简单化了？更深入地理解马勒为这部交响曲设置的文本（即歌词）和马勒选择这些文本的原因，以及马勒如何用音乐赋予其色彩，甚至转变其原有的含义，对当代听众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会有帮助吗？对我来说肯定有帮助。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对这部作品的新的理解，能对其他人，无论是演奏者还是听众，理解这首非凡的交响曲有所帮助。至今仍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无论是喜欢还是讨厌马勒《第八交响曲》的人，他们中有多少人真正思考过这部交响曲的文本以及这些文本的含义，尤其对马勒本人意味着什么？

一段时间以来，评论家们习惯于从马勒个人心理的层面来寻找答案，这当然没有错，起码从理论上讲没错。大家都知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马勒的见面，以及弗洛伊德试图通过描述马勒童年所受心理创伤的细节来解释马勒的强迫性神经症，并对他做了一些检验。世界领先水平的躁郁症权威专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教授也认为，马勒患有这种疾病。需要说明的是，我对马勒传记中这方面的内容有着特殊的体验和个人兴趣。作为“音乐大脑慈善信托基金”的成员，我曾与精神病学家、临床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以及对此有兴趣的音乐家们合作，研究精神障碍与创造力，尤其是音乐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我本人也曾是强迫性躁郁症患者，时而感受到强烈的爱，时而又陷入极度的困境，在我和马勒的关系中所体验到的，可能都与此有关。对某一研究对象的过度认同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我希望读者注意到我的谨慎，我不会草率地下结论。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马勒并不是游离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与政治潮流，自由自在漂浮着的“孤魂”。事实上，马勒完全属于最具创造力的那一类人，也是他的哲学家英雄弗里德里希·尼采所形容的，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伤口的那类人。这也是我希望本书能给人启发的地方。或许不是为专家，而是为那些热爱马勒，但又被他辉煌的、有些方面却看似矛盾的成就所困惑的听众。将马勒置于1910年他所处的那个世界，尤其是德语世界，在当时的主流思想的背景下，重新评估他的思想，对我很有吸引力，使我有一种现代德国人称之为“顿悟的时刻”的体验。这些变化不仅与艺术界、知识界的活动有关，而且结合当时的政治氛围与历史背景，进而与科学、医学、技术、大众娱乐，甚至是现代公关的发展相关。从更为广泛的趋势来考察，比如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哈布斯堡王朝的终结等这些在马勒的精神世界中无法理解的变化趋势——这些趋势其实在1910年就已经初露端倪——如果马勒能活得更久一些，或许他能够欣然接受未来世界的一些元素。但也有一些“顿悟的时刻”来自对马勒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的研究。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像简单包装一下信封这样的事情早已算不上有多正式，社会阶层也不那么分明，马勒是否还会对阿尔玛的事一无所知？

对我而言，最终认识到马勒《第八交响曲》和《第十交响曲》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是对他的一种敬畏：不仅是对马勒的原创思维和创作，更是对孕育了马勒和马勒作品的那个时代。如此认识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是扩展了对其作品的解读范围，同时表明，试图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明确的解读是一件意义不大，且十分有限的事情。文学与哲学评论家长期以来都承认马勒崇拜的偶像们，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的杰作，那为何对马勒就不能如此呢？前不久有位叫伯特兰·罗素的哲学家说，尽管哲学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答案，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更好的问题。研究和写作这本书，对我来说无疑就是如此，而且我真诚地希望对读者也是如此。但即使不是这样，古斯塔夫·马勒在1910年的故事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如果我能把这个故事讲述得有它所具有的一半那样好，那么读者的时间就不会完全被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