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一
按照《出版物登记册》的记载，《亨利四世》“上篇”申请出版的日期是1598年2月25日，“下篇”是1600年8月23日。这两篇剧本写成的日期，像莎士比亚大部分的剧本一样，还不能确定。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上篇”写成于1596年，“下篇”写成在不久之后，大约在1597年。
十六世纪的九十年代——伊利莎白悠长的统治已经接近结束，与无敌舰队斗争的年月里昂扬的民族情绪已经逐渐为一种普遍的厌战心理所代替，海外扩张和劫掠所带来的人为的繁荣已经像廉价的镀金一样开始剥落了，露出下面不体面的本质。不再是纯防御性的战争仍然断续地在海上、在法国和弗兰德斯进行着。在1588到1603年之间，政府为应付战争支出了四百余万镑，差不多全部是由议会在补助金的名义下通过征集或借间接税的方式向人民榨取的。大批的乞丐、囚徒和流浪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圈地运动的急遽进行而无法生活的农民）被强征去当兵。频繁的集合、操练和守望任务破坏了农村的正常劳动。从1593年左右起，连续几年的收成都极不景气，谷物的价格升高到当时认为骇人听闻的水平，饥馑情况非常严重；再加上黑死病接二连三的侵袭，引起了社会上普遍的骚动不宁。
广大农村的人口开始流向海港和大城市，但那里的情况也是很恶劣的。为了缓和粮荒，阻止人口转移和消除可能发生的动乱，伊利莎白政府制定了“贫民法”和“游民法令”，用最露骨的敌对态度来迫害穷苦流离的群众。大小工厂的工徒们除了必须延长学手艺的年限，禁止集合喧扰，还经常面对着失业的威胁。当时得到相当发展的工业几乎全部是依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的。“控制这些工业的人们，倚仗的仅仅是自己占有物资，或生产资料和工具，他们本人通常都不是工人。他们经营工业的目的是从全国市场里获得利润。”[1]伊利莎白把专利权大批赐给她左右的朝臣或者出卖给投机商人。到她统治的末年，差不多没有一件日用品不受到专利权特许证的影响：煤，肥皂，盐，淀粉，铁，皮革，书籍，酒，果品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在政治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集团也开始形成了。他们都有工商业作后盾，并且很快在下议院里取得了优势。和统治阶级空前豪华淫逸的生活相对照，工人们的命运是极端困苦的。他们收入很低，而物价的上升很快。“十六世纪末年小麦的价格，比起前一世纪的平均价格来，至少要增长三四倍，但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只是过去的一倍稍强，普通工人尚且还不到一倍。”[2]遇到萧条的年度，厂主常常停工或者大批地解雇工人。政府虽然有时也下令阻止，但是不发生多大效果。
农民和工徒的暴动，在这一段历史里是习见不鲜的事情。他们往往采取反对圈地、反对饥馑的口号，但也有几次起义具有比较大的规模和比较明确的斗争目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596年牛津郡的农民起义。起义者计划直趋伦敦，和城市里的工徒们联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路线。起义虽然遭到镇压，但统治阶级已经受到很大的惊吓。被捕者在口供里透露出强烈的仇恨：“过去在恩斯罗山有过一次暴动，可是听从劝说罢休了，结果一个个被像狗似的绞死。这回他们绝对要干到底，不能屈服。仆人们全像狗一样被拘禁着、看守着。现在他们准备割断主子们的喉咙。”[3]大约同时，在其他各地也有许多次示威和不同规模的骚动，农民们无所畏惧地谈论着摧毁圈地，消灭富人，夺取他们的积粮来解救辗转在饥饿中的群众的痛苦。他们愤怒地指责粮荒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钱的人（包括伦敦市长在内）都在进行疯狂的囤积。
旧的秩序正在崩溃，代之而起的新力量也开始露出了狰狞的一面。伊利莎白和她所代表的都铎专制王权威信日益降落，王位继承问题也还没有解决。《亨利四世》上下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写成的。它虽然以历史事件作题材，却绝不是对当前现实的逃避，它是战斗和风暴中的产物，是它的时代深刻的反映。
二
《亨利四世》在莎士比亚剧作中间属于史剧一类。伊利莎白史剧现在还存有大约七八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通俗易晓的形式，民族自豪的热情，反封建的倾向。这是可以从产生它们的时代背景来解释的。根据近代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史剧这一文学形式的生长和全盛期是在十六世纪的下半期，那正是封建制度在英国开始瓦解，将要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时代，同时也正是（如斯大林指出的[4]）独立的英吉利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斗争现在已经逐渐推移到社会政治舞台的前方。在许多文学作品里我们可以找到对这场斗争不同角度的反映，史剧对群众的吸引力是以沸腾的爱国热情为基础的，这种爱国热情本身也是一个典型的时代产物。“民族自觉的觉醒也是新的，就本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突出特色。随着民族的形成，出现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情感，（资产阶级的）祖国的概念。”[5]史剧作家们用民族语言把英雄的动人心魄的事迹带给广大的群众，在尊崇英明的专制集权君主的外衣下，抨击腐败的统治阶级，反对割据分裂的趋势和灾难性的内战。小市民和自耕农常常得到同情的甚至理想化的描写，而不法的贵族，寺院僧侣和大地主，则永远是辛辣的嘲讽的目标。莎士比亚是这种戏剧的奠基者之一，同时又是它最成功的代表人。第一对开本里收入他十篇史剧，几乎接触到中世纪以来英国历史上所有重大的事件，其他任何戏剧家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样丰富的一个宝库。
在着手写作《亨利四世》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史剧作家的声誉已经奠定了。他的《亨利六世》“上篇”“中篇”“下篇”，以英法百年战争、凯特起义和玫瑰战争为题材，第一次向剧院观众和其他剧作家们显示了纪事史里的材料如何可以点化成为具有高度效果的戏剧。接着在舞台上出现的有他的《李查三世》《约翰王》和《李查二世》。从这些剧本里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是如何敏锐地在观察和分析历史事件，摸索其中的规律，同时企图把历史和目前情况联系起来，相互印证。有一帮资产阶级学者专门喜欢戴起深度眼镜来“考证”莎士比亚史剧里的“时代错误”，例如：在本剧里，莎士比亚把道格拉斯描写成一个使手枪的能手；严格讲起来，当然在那时候的苏格兰还没有开始使用小型火器，但这些学者们忘记了莎士比亚不是像他们一样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他要向千万人说话。为了成功地这样做，他必须借助他丰富的想象力像望远镜一样把古老的事件摄取到观众面前来，并且使他们了解接受。在伊利莎白露天剧院简陋的舞台上，过去和现在永远是奇妙地糅合在一起的。莎士比亚的史剧是这方面尤其突出的例子；洋溢在这些史剧里面的蓬勃火热的现实感是它们力量的来源。作者的目的是提出并且谋求解决现实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沉醉向往于过去；许多细节上带着的有心无心的现代色彩，如果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来看，无疑是有助于戏剧主题的阐明的，因此也是适当的。
《亨利四世》上下篇是这一系列史剧发展的最高峰。它们深刻地处理了王权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多方面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在解开剧本的最后纠结的时候，莎士比亚不但对封建统治阶级表示了态度，而且在模糊地意识到社会发展前景的同时，也对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力量作下了估计。这两篇史剧和它们的续篇《亨利五世》标志着莎士比亚创作过程向一个新方向的演变，是对于莎士比亚达到全面了解不可缺少的珍贵材料。
《亨利四世》里面包括的历史素材主要是取自何林雪德的《纪事史》（1587）。在哈尔太子和福斯塔夫的形象塑造方面，作者还利用了一些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传说。另外有一篇早期的通俗剧本《亨利五世的辉煌战迹》，也给了他若干有关喜剧场面的暗示。当然，使《亨利四世》上下篇成为不朽的文学作品的主要因素——宏伟的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丰富多彩的语言都是莎士比亚自己的创造，带有他个人天才独特的印记，不是任何原始材料里所能寻找得到的。
让我们先简略地叙述一下构成《亨利四世》的历史事实。
上篇包括的历史年代是自1402年何姆登战役到1403年7月舒斯伯利战役，一共不到一年。下篇要长得多，自1403年开始，以1413年亨利四世逝世结束，总共经历大约十年。
历史家霍尔在他的纪事史里把亨利四世的统治用“动荡不安”这个形容词概括起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篡夺了他的堂兄李查二世的王位的时候起，亨利始终是处在拆东补西、联此击彼的状态当中。另一方面他要满足那些推戴他的大贵族们无厌的需索；一方面他又要讨好议会以便取得财政上的便利。他倚靠大多数人民的支援削平了波西家族和其他贵族的叛乱，但他心里惧怕人民过于惧怕他本阶级的贵族。历史上的亨利王虽然善于顺风转舵，改变他的手法，但是他一贯反动的立场却是很少动摇的。为了巩固自己集团的势力，他与强大贵族通婚，允许他们发展私人的武装力量；他向教会献媚，并且残酷地迫害主张剥夺教会地产的进步势力——罗拉派[6]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人民中间不满情绪的滋长。不同形式的暴动和骚乱层出不穷，使亨利疲于应付。尤其叫他伤脑筋的是：就在朝廷里，在他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集团；他必须时刻戒备，惴惴不安；而这个集团的领导者就是威尔士亲王——国王的长子，未来的亨利五世。
在关于“荒唐的哈尔太子”的事迹当中，传说和可信的历史自很早时期起就已经是难于分辨地掺杂在一起了。但至少这点是肯定的：他的一生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位前和即位后；在这两个阶段里，他的政治表现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在做太子的年月当中，他曾靠近罗拉派，和罗拉派的首脑之一，约翰·欧尔卡苏爵士，结成亲密的友谊；同时他还经常和市民阶层来往，因此特别招惹到贵族集团的嫉视。他和他父亲中间的矛盾曾一度发展到相当尖锐的地步。太子的随从者曾企图逼迫国王让位，国王也用撤销太子枢密院的领导地位来作反击。由于太子的见解和行为，从“正统”的角度来看，在有些地方是违反常规的，所以给许多传说提供了基础。这些传说在人民中间散播极广；它们把太子形容为一个易于接近、喜欢“胡搞”的少年，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浪子”。抢劫上缴国库的税金和殴打大法官，是两个典型的事例。1413年亨利四世死去，太子继承了王位，议会在向新王致辞的时候，仍然把他看作他父亲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坦白地对他指出亨利统治中的缺点和人民的痛苦。他们相信新王是同情他们的，一定会采取措施来改善这些情况。
出乎意料地，太子一登上王位，就改变了面貌。他放逐了一些旧日的党羽，重新与教会和大贵族合流，几乎在一切重要问题上他都成为他父亲旧日政策的忠实奉行者；对迫害异教徒，他仿佛比前人进行得更加热心。此外，为了便利自己和其他封建贵族在法国掠夺土地和财富，他更积极准备发动战争。这种路线所引起的反应是直截而迅速的。1414年，在罗拉派的领导下掀起了一次武装暴动，这次暴动的中心组织者就是国王旧日的好友欧尔卡苏。他们“利用1381年[7]的口号煽动农民，答应消灭地主，重分教会财产”。[8]由于布置不够周密，消息泄露了，起义没有成功。但欧尔卡苏的活动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终止。他仍然潜伏着与散居各地的罗拉派保持广泛的联系，直到1417年才被捕，在叛国和异教的罪名下牺牲。
亨利五世在对法战争里获得的胜利，是他的统治直到今日还存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主要原因。应该指出，胜利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英国人民的苦难并没有因为艾金考特战役而减轻，相反地，反动贵族势力暂时的巩固和扩张，标志着更大规模的内战的开始。亨利五世死后，英国就陷入玫瑰战争的泥淖里，这泥淖也成为旧一代横行跋扈的公侯们的葬身之地。在法国方面，严重的挫败促成了政治上的若干改革和前所未有的民族团结，在贞德等英雄的鼓舞下，法国军队和游击队伍很快地重新夺回了失去的土地。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最后以拖垮了大部分封建贵族的力量而终结，在英、法两国残破的疆土上出现了新的政权形式——君主集权制。
不难看出，贵族、王权和以新兴资产阶级为首的人民群众所形成的多角错综关系和力量对比的转化是这段历史里最富有兴味、值得注意的问题。
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里巧妙地收容了大部分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在他无可比拟的艺术和智慧的光辉照耀下，这些事实的进展和组合却获得了崭新的深邃的意义。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亨利四世的英国和伊利莎白的英国已经融合在一起，每一行诗或散文里都可以听到时代的脉搏跳动。为了使戏剧的主题更明确，更能深入同时代的观众，莎士比亚在人物和情节的处理方面作了一些重大的改动。经过了这一番艺术的“重造”，《亨利四世》就跳出了枯燥的纪事史范围，成为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现实意义的文学作品。
三
“上篇”情节的枢纽是波西家族的叛变和失败。飞将军哈利·波西是一个刻画得非常鲜明的人物。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武士，一个已经过时的精神和风气的化身。波西家族世代相传的根据地是在英国北部与苏格兰交界的地方，一个落后闭塞的、大体上还处于氏族社会的地区。飞将军和他的父亲、叔父把自己封建领主的利益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可以轻易地废弑、拥戴，但他们永远必须保持自己的堡垒、军队和财政经济上极大程度的自由。中央王权如果企图提高自己的威信或扩大自己的力量，他们立刻会猜疑不满，口出怨言。年轻、爽朗、脾气火暴的飞将军，最喜欢谈论“荣誉”，他整天仿佛沉浸在对“荣誉”的歌颂和追求里。为了获得并且独享最高荣誉，他不惜冒极其严重的危险；他认为他能——
轻易地跳起，
从苍白的月亮里一手把荣誉揪下来；
或者投身到海洋最深的地方——
深得连测量线都不能达到底层——
手绕着头发把淹死的荣誉捞起。[9]
而最后当他在太子的剑下受伤跌倒的时候，他所伤悼的不是生命的夭折而是被夺去的荣誉。这里需要给飞将军和其他大贵族所念念不忘的“荣誉”下一个注脚。“荣誉”对他们说来不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含有具体的内容：这就是被长期的封建社会所肯定了的独立领主的权利。波西家族和大主教集团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阶级在趋向没落，因此作出孤注一掷的最后的挣扎。这点在“下篇”四幕一场叛党和王军的谈判里看得很清楚。叛党的一个成员牟伯莱勋爵敏锐地感觉到：
……目前这种时代的趋势
正在用沉重不公平的手段压抑
我们每个人的荣誉。
而魏斯摩尔兰的回答是：
牟伯莱爵爷，
正确地认识到时代趋势的必然性，
你就会老实地承认，正是这时代，
而不是国王，对你们有什么不公道。[10]
时代的趋势！这是值得深思的。横行不法的贵族正在逐渐地无可挽回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已经应该结束了。波西诸人拼命想倒转历史的车轮，他们想把英国拉回到中世纪的分裂割据的局面里去。当我们看见飞将军、摩提麦和格兰道尔在“上篇”三幕一场里围着一张地图，指手画脚地争论如何瓜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时候，我们都不难认识到在这种野心驱使下的叛乱如果成功了，后果会是如何糟糕。
当时英国东南部是经济方面比较发达的区域。在那里市民、商人和自耕农拥有一定的势力。对这些新兴阶层的人物，飞将军丝毫不掩饰他的鄙视和敌意。他憎恶那些穿花绒绲边衣服的市民，他叫他的夫人不要学伦敦商人的妻子们习惯用的口头语。威尔士亲王爱和中下层的人民在一起厮混，从飞将军眼里看来，这正是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堕落的标志。
利用像飞将军之流的落后贵族中间存在的彼此疑忌和利益上的矛盾，倚靠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亨利四世终于将叛乱的火焰扑灭。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了王权的胜利。在《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发展》那篇著名论文里，恩格斯曾精辟地阐明王权在这过渡时期的混乱中所具有的相对的进步意义。王权，照恩格斯说来，是“正在形成中的国家的代表”，在一定时期当中它能够吸引“封建主义外衣下所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11]但虽然渐行强大的王权在当时是唯一可能的先进的政权形式，虽然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软弱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和王权联盟，他们却也并不是准备向任何君主屈从的。莎士比亚把广大人民对亨利王的态度描写得很清楚。他所以能够登位是由于人民厌弃李查二世暴政的结果。在他还是年轻的赫佛德公爵的时候，亨利曾骗取人民的信任和爱戴。用魏斯摩尔兰的话说，那时全国人民“崇拜他，祝福他，赞扬他，远过于当时的国王”。在初执政的时候，他也曾“改革某一些法律和峻刻的条令，说是国民受不了那样的担负”。但是一旦身居王位，面对着封建制度本身带来的重重矛盾，亨利就发现自己找不出什么新颖的对策，只有遵循惯例，走抵抗力最弱的路线，与教会和部分大贵族合流。于是重税和血腥的镇压又恢复了，幻想破灭后的人民的痛苦比过去反而更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大主教感慨的人民态度上的改变——从欢呼到诅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然，人民始终没有放弃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他们希望国王能够压抑贵族和教会，保护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在亨利四世和叛乱贵族中间，他们不情愿地支援了前者。但亨利王的许多缺点使他不能够真正承担人民的信托。在这期间，人民的眼睛实际上是转向太子的。“这里，”他们可能说，“是一个长期和我们混在一起、了解我们、与正统的贵族王公有矛盾的未来君主，他将会成为我们理想的领袖。”
太子的成长和转变过程是全剧倾向性的钥匙。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深入地分析太子和福斯塔夫这两个人物；他们像是两把火炬，使剧中其他人物都隐退到暗影里。他们的结合、分离和对立，构成了支撑一切的骨干。只有在很好地全面估计了这两个人物，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和所起的作用之后，剧本的真实轮廓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才初次显示在我们面前。
莎士比亚所创造的哈尔太子是一个突出的复杂的形象，一个多方面矛盾的概括。首先，莎士比亚把他提到时代潮流的前端，使他从一个反动的“正教卫护者”、大封建主和军事冒险家变成一个新型民族国家的英明领袖。作者毫不吝惜地把许多优良品质加在他的身上：智慧、勇敢，坚定的自信心，宽厚可亲的脾气。尽管他的父亲和其他贵族把他看作一个不成器的“浪子”，但最后他还是超越了众人的期望，以一个公正强大的统治者的面貌出现，并且通过军事胜利，给英国带来极高的荣誉。但这幅图画还有另外一面。正像历史上的亨利五世一样，剧中太子的突变也是建筑在牺牲若干旧日伴侣上面。这就把我们引导到他和福斯塔夫等人的关系问题。由于还有许多同时的材料足以证明在莎士比亚初写《亨利四世》的时候，他给这位肥胖的骑士起的名字恰恰就是约翰·欧尔卡苏爵士——罗拉派的领袖，而只有当这位爵士的后人提出抗议的时候，他才匆忙地把角色的名字改成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由于其他一些在民间流传的关于欧尔卡苏的故事和本剧福斯塔夫的性格完全符合；因此，我们有理由断定莎士比亚所描写的太子的“荒唐”行为，其实就是他在历史上和罗拉派接近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当然，二者不能机械地印合；莎士比亚不是在影射暗喻，而是抓住二者趋向上的一致性，并且把它融化在主题里。他拒绝在宗教问题上浪费笔墨。因为我们知道：在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宗教改革的道路已经大致奠定了；罗拉派所争取的直接目标，割断和教廷的关系，没收寺院地产，以及关于教义方面更自由一些的解释等，都已经实现。莎士比亚正确地看到这些已经不是火热迫切的问题。但罗拉派借宗教名义进行的活动还有它更基本的政治意义，特别在一些比较急进的信徒领导下，它往往和农民起义沟通结合起来，成为更壮阔的一般性的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这一点莎士比亚并没有放过。他清楚地向我们揭露，太子转变的性质绝不单纯是道德上的浪子回头，而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许多批评家由于忽视或者曲解了这点，所以得出一系列错误的结论。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福斯塔夫这不朽的形象的认识。
这历来被认为英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喜剧性格，同时也是资产阶级莎士比亚学者们一个热门的争辩焦点。从十八世纪到现在，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关于福斯塔夫的考证、评论和研究。这些书籍文章大都是无中生有，故弄玄虚，根本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核心。我们应该记得，福斯塔夫在莎士比亚活着的时候已经就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他的名字和活动很早就被人民广泛地引用。他的画像被作为招牌和装饰。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文献里提到他的次数，超过任何其他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对于这种魅惑力，只能作如下的解释：他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与整个时代的精神是合拍的，他反映了广大人民模糊意识到的一种愿望，他代表一定程度的反抗和解放，他的行为和言论在千万同时代人的心灵深处敲响了一个键子，引起共鸣。不可能想象一个简单的丑角能够发挥这样大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若仔细地阅读《亨利四世》，就会发现福斯塔夫决不是处身在贯穿全剧的政治斗争主流之外。他和他的伙伴们是一股不容轻易抹杀的社会力量。他的玩笑、嘲讽和胡闹都具有严肃的现实意义。他给予剧中的中心主题以一种新的深度。
像历史上的欧尔卡苏一样，福斯塔夫和太子也在早期结成亲昵的友谊。他不但自己对现存秩序和封建道德标准抱着敌意，并且还企图用他的看法影响太子。他对太子未来的统治寄予很大的期望，而最后太子的转变使他的期望遭到残酷的击碎。
在福斯塔夫和太子初次出现的场面里，我们就听到了这个乐章的主调。当谈话转到盗窃和绞架的题目上时，福斯塔夫曾这样表白自己的态度：
我问你，好孩子，等你做了国王，英国还要这些绞架吗？你还让那老掉了牙的糊涂虫，王法，仗着他那长了锈的嚼子，像现在一样地约束年轻小伙子们的冲劲儿吗？你呀，等你做了国王，可别绞死一个贼。[1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斯塔夫永远不忘记把自己列入年青一代的队伍里，尽管他已经是，用大法官的话来说，“浑身都写满了老年的字样了”。在他看来，当前的社会是由少数垂死的老年人把持着，他们用“王法”和其他统治阶级的工具把年轻人驱迫得走投无路，但年轻人迟早总要翻身的。福斯塔夫看到在他周围好人差不多已经全被绞死，有勇气的只好去耍狗熊，有口才的只好去当酒保；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太子是他们自己人，他即位的日子应该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财富的集中也是使福斯塔夫感觉气愤的事情。他最喜爱引用《圣经》里关于大肚子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指出前者最后终于宛转在地狱的烈火里，而后者则得到幸福的永生。但他并不满足于口头上的咒骂，有时也采取实际行动来纠正这种不均的现象。当他和巴道甫等人在盖兹山公路上抢劫腰包满满的税吏和商人的时候，他高声威吓的方式是滑稽绝伦的：
哈，婊子养的寄生虫！镇天吃肉的坏蛋！他们一意要跟我们年轻人作对！……你们这帮肥胖的守财奴！你们要把全份家私都带来才好呢。……怎么啦，王八蛋？年轻人总要活命的……[13]
这里面变相地隐藏着真正被压迫者的声音。当然，福斯塔夫自己靠吹牛撞骗维持生活的方式也不是无可非议的；当然，事实上他比别人吃得更胖；但是福斯塔夫认为这些并不妨碍他理直气壮地向不合理的社会提出抗议。我们在这里通过情不自禁的哄笑，窥见了亨利四世统治下的一个黑暗角落。正像在许多其他地方，莎士比亚的丑角、弄人和疯子常常是没有发言权的旧社会叛徒的喉舌，用他们的打诨、反话和片面的夸大传达出人民的痛苦和反抗的意志；同样，在福斯塔夫的荒谬歪曲和自我暴露的言辞重重掩盖下，我们永远可以发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的内核。
在和福斯塔夫相处的日子里，太子与下层人民发生了广泛的接触。他跟酒保们拜了把子，学会了和补锅的聊天饮酒，得到了东市所有年轻小伙子们的友谊；对一个将要走上王位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种宝贵的训练和收获。在实际行动方面，他也时常和福斯塔夫采取一致的步调。尽管他没有发展到真正进攻国库，像福斯塔夫在“上篇”三幕三场里劝他所做的，但为了袒护巴道甫，他竟不惜殴打代表尊严的封建法统的大法官。难怪一直到他即位的前夕，许多大贵族都为之战战兢兢，生怕一切都会颠覆，他们自己的地位不再能保持，而他们“要向下贱的人们屈膝”了！
福斯塔夫有许多明显的缺点，他自己也并不急于掩盖它们，因此任何批评家善意的粉饰都是多余的。他虽然不属于世袭贵族，但终究是一个“爵士”。他是从瓦解的封建社会内部分化出来的，旧日的坏习惯不可避免地还沾染在他身上。跌入深渊里，长期和贫苦的人民混在一起，他并没有把这些坏习惯全部洗掉。撒谎，欺骗，想向上爬，浑水摸鱼……这个单子还可以开得更长。在讽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拆穿他们伪善的面目的时候，福斯塔夫没有忘记他的口袋是空空的，下一顿晚餐还没有着落，因此他从不肯放过自己捞一笔的机会。他对战争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有名的荣誉独白里（“上篇”五幕一场），他谴责了封建内战的无聊，在自己和一班恃战争发身立命的贵族武士中间划开一条界限。他甚至拒绝计较哪方算正统，哪方算叛乱。在环绕着他进行的骚动当中，他看不出什么是非曲直。他这样教训大法官的仆人：
这儿不是打着仗吗？不是有的是活儿干吗？国王不是正缺人吗？叛徒们不是也在招兵吗？当然啦，这两方面只应该投奔一方面，投奔到另外那一方面去是丢脸的事；可是要饭这事儿比起投奔最坏的方面来还要丢脸，如果天下还有比叛乱这名字更丢脸的事儿的话！[14]
换句话说，只要肚子能吃饱，投奔哪一方都是没有关系的。战争反正是一个火海，穷人们“都是血肉的”——“用他们来填万人坑也还将就”。这里，他传达了广大人民对战争的痛恨和厌弃。但是战争，对福斯塔夫说来，也是一笔横财。在抓壮丁的场面里，大小金币不停地叮叮当当落在他手中。人民不愿意打仗，他就拿打仗来要挟恐吓；特别是对那些“家业不错的人”“富农的儿子”，他更是毫不留情，非要他们吐出大笔款项来买脱不可。有钱的全溜掉了，剩下的当然是一帮褴褛汉。于是福斯塔夫兴高采烈地把他们带上战场去——“供枪挑”“充炮灰”。
对福斯塔夫性格恶劣的一面感觉失望，是一种过度天真的表现。莎士比亚不是在创造一个值得全面效法的新型正面人物。新的和旧的，先进的和落后的品质互相依附，结合成这个活生生的人。他是时代的产物。如果说有些时候在他身上几乎嗅不到一丝殉教者欧尔卡苏的气息了，那么我们的回答就是：在十六世纪的九十年代，殉教者欧尔卡苏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根本无法生存。我们不应该脱离全剧的情节发展和时代意义来给福斯塔夫下判断。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的高潮场面：对福斯塔夫的斥逐。它照亮了全剧，使复杂错综的现象归于条理化，并且深刻地指出了历史必然的动向。
我们看见戴着王冠的新王，随着贵族、卫士和仪仗的行列走上舞台。然后我们听到遍身灰土的福斯塔夫狂热的呼唤：“上帝保佑你，我亲爱的孩子！”这是紧张的一刻，福斯塔夫盼望的日子到来了，他要给大法官等人一些颜色看，他要让体面的绅士们倒霉，他要让盗贼、骗子和流浪汉开始走运。在一刹那间，历史仿佛在天平上静止了，但很快地它就倾向一方。国王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我不认识你，老头子，去跪下祈祷吧……”然后是一大堆训诫的言语：你们是我旧日荒唐行为的策动者，所以我要把你们全部放逐，等你们改过自新了，我可以再考虑提拔你们。然后在鼓角齐鸣中，国王和他的随从们庄严地退场，留下像被霹雳轰击了一下的福斯塔夫，最后被法官和警士押到监狱里去。
这一场应该怎样解释呢？这是我们大家所认识的太子吗？莎士比亚在这奇怪的收尾场面里打算说明什么问题呢？
首先，应该肯定，过去在和福斯塔夫等人交往的日子里，太子的态度始终是有保留的、若即若离的。福斯塔夫对太子表现出一种几乎是盲目的迷恋和信任，而太子则好像经常记得他自己的地位和相应的责任。在“上篇”一幕二场末了，太子通过一段独白曾吐露过自己的计划：
我就要胡闹，把胡闹作一种计策，
在人们料不到的时候洗手改过。
在太子眼里看来，一切都服从于一个最终目的：他要做一个强大的君主，如果必须用福斯塔夫等人来作阶梯，他是准备践踏着他们登上去的，因此最后的转变不能说是完全出乎意料。
其次，福斯塔夫缺乏正面的理想和品质。他善于暴露、摧毁而不善于组织、重建，不能倚仗他在剧末纷纭的局面里找寻出路。太子把他斥逐了，这诚然是一个冷酷的打击，但现实的分析情况就会告诉我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可能想象福斯塔夫和他的伙伴们代替大法官等人掌握政权。如果我们承认专制君主的政体在当时是必需的，那么斥逐像福斯塔夫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随之俱来的结论。
但莎士比亚天才的伟大胜利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更深地向根源探索。他并不轻率地认为亨利五世登位，叛乱平息，一切矛盾就都已解决，天下就自此太平了。为了表面的调协而粉饰现实是一种很强的诱惑，但莎士比亚抗拒了这种诱惑。他向我们暗示：亨利五世斥逐了福斯塔夫，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人民的信托。福斯塔夫失势了，绞架和重税就又活跃起来。这在“下篇”五幕四场里看得很清楚，桂嫂和桃儿被饿狗似的衙役拖去鞭打。这巧妙构筑的一场安排在新王加冕前不是无意的，它象征着在亨利五世统治期间人民仍然必须忍受的灾难。太子的选择是被现实要求所决定的，但在这种选择之上，还有历史更高的裁判。斥逐福斯塔夫和杀害欧尔卡苏一样，并不能改变历史的途径。庆祝新王登位的喧天的音乐和歌颂并不能淹没另一个坚定地持续下去的声音——人民解放自己的意志和没有得到满足的期望。剧本就是在这种悬而未决的情调里结束的。从后来的《亨利五世》里，我们知道福斯塔夫并没有向道德和秩序投降。如果他肯“改造”一下自己，他是不难重新获得国王的欢心的，剧末约翰王子的话也证实了这点。但他拒绝了，因此最后贫苦无告地死在他心爱的酒店里。他的伙伴的话是公正的：“国王杀死了他的心。”巴道甫等人的下场也都很悲惨。那些把福斯塔夫贬低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的批评家们可以对这点再进一步考虑：由于不肯改变自己的生活、出卖自己的理想而把背转向富贵的大路，这种勇气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拉萨尔的信里，都曾指出他的戏剧《西金根》的主要缺点在于不够“莎士比亚化”，只集中描写贵族而忽略了农民和市民的活动所构成的五光十色的背景。恩格斯天才地称呼这种背景为“福斯塔夫式的背景”[15]。把《亨利四世》和莎士比亚以前写作的史剧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作者是在发展中逐渐体会到这幅背景的积极意义的。日益抬头的中下层人民的形象在莎士比亚对历史的处理里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分量；直到最后，在《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里，他们走到前方，成为影响戏剧主题的一个重要部分。《亨利四世》表面上呈现了王权对大贵族的胜利，描写了一个英明君主的成长，但在更深入的一层，它还揭露了人民和一切形式的剥削统治阶级中间存在的矛盾。诚实地面对这种矛盾，认识到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会使这种矛盾继续深化下去，这是莎士比亚伟大的地方。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了其他一些同时代的剧作家们。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1599年，伦敦上演了一出新戏《约翰·欧尔卡苏爵士的一生·上篇》。这是海军大臣剧团组织一批剧作家写成的，目的就在和莎士比亚所属的御前大臣剧团竞争。在这个剧本的开场白里，作者强调他们将尊重欧尔卡苏的记忆，而不把他的形象歪曲成为“一个诱导青年为恶的老坏人”。欧尔卡苏被写成一个向腐败的天主教会展开斗争的正人君子。剧本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贵族和僧侣猛烈的攻击和讥嘲。但是由于这些剧作家世界观方面的局限，他们没有能够给问题以彻底的剖析；他们闭眼不看欧尔卡苏活动的政治一面，以及这些活动和1414年起义的逻辑关联。起义者被丑化成一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糊涂虫，而欧尔卡苏则是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驯顺的臣仆。道理很明显，这些剧作家——蒙第·德累吞等——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反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斗争里，他们的态度是进步的；但他们的要求达到了君主专制的地步就谨慎地停止了。轮到王权本身受到人民革命浪潮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企图冲淡人民的力量，削弱矛盾的尖锐性。
假使莎士比亚的立场和这些剧作家是一致的，我们就不会有福斯塔夫。在亨利五世身上，新兴资产阶级可能会看到一个理想的君主；他的统治会被认为是人民大众的幸福，没有丝毫暗影。但莎士比亚的看法却不是这样。缺乏明确的科学的正面理想并没有妨碍他深刻地认识到君主专制的缺点和不巩固性；同时，他也没有抬出任何正直的商人和勤俭的自耕农来作为正面理想的廉价的代替品。相反地，他给了我们福斯塔夫，一个身兼嘲笑者和嘲笑对象的双重品质的、能够揭露矛盾但是没有能力解决矛盾的人物。
把剧本放回到前面所大致描述的时代背景的框子里，我们就不难看出莎士比亚自己对于贵族、王权和人民的错综关系所抱的鲜明态度了。对没落的贵族阶级，他是全面否定的。对都铎专制政体所代表的王权，莎士比亚的看法里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承认它的历史作用和必然性；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它不等于一切问题的圆满结束。在剧末莎士比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敌对力量的协调而是斗争的继续。对福斯塔夫和他的伙伴们，莎士比亚肯定了他们向现存秩序的挑战，同时也指出他们本身的缺点和所处的历史阶段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的失败。但是对福斯塔夫的斥逐当然并不意味着人民力量的最后挫折。在福斯塔夫集团和人民中间简单地画起等号来无疑是不适当的。如果我们要在当时社会里寻找福斯塔夫集团的原型，我们就应该说他们代表的是一个特殊阶层，里面包括那些充斥各地的无业游民，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兵，雇佣武士，失去耕地的农民，乞丐和冒险家。他们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问题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得到高度艺术性的反映。这是一个复杂的、成分不纯的阶层，但是恩格斯认为正是从这个阶层里渐渐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先辈。[16]当然，福斯塔夫在这些人物当中还有他自己的独特位置，就像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但就总的倾向来说，那班被摈斥、畏惧和歧视的人们的愿望常常是通过他得到表白的。莎士比亚使这些人物得到以前所没有的戏剧地位，并且在揭示剧末矛盾的时候顾及到了他们。“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在莎士比亚笔下不仅仅是一个壮丽的画廊，包括脚夫、店伙、酒保、盗贼、流氓、娼妓、衙役和善良可爱的农民，而且还形成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它对衬着，公侯的盛衰和王朝的更换都显得只是短促的表面上的波动。稳定，不管是亨利五世还是伊利莎白赢得的稳定，都只是暂时的。冲突和反抗潜伏着，并没有消失。封建制度逐渐地趋向没落，但莎士比亚在基本上结束了史剧写作并开始过渡到悲剧阶段的时候，却已经对资本主义的道路有所怀疑。在这样一个其他作家可能认为是绝境的状况下，莎士比亚在广大无名的人民身上寄托了他遥远的理想。这使他成为不只是他自己时代最伟大的记录者和解释者，而且对我们今天也还是一个不可穷竭的学习和鼓舞的源泉。
吴兴华
[1] 奈茨（L.C．Knights）：《庄孙时代的戏剧和社会》，第63页。
[2] 乔治·盎温（George Unwin）：“商业与币制”（《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上卷，第十一章，第331页）。
[3] 哈瑞逊（G．B．Harrison）：《伊利莎白朝私记》第二卷，第161页。
[4] 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300—301页。
[5]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文艺复兴”，第15页。
[6] 罗拉派（Lollards），十四、十五世纪时盛行于英国劳动群众中的教派。罗拉派主张不向教廷纳贡赋，剥夺教会地产，压抑贵族势力，因此被“正统”教会视为“异端”。
[7] 1381年，英国农民在瓦特·泰勒（Wat Tyler）领导下曾发动过一次规模极大的起义。
[8] 欧曼（Charles Oman）：《英国政治史》第四卷，第237页。
[9] “上篇”一幕三场202—206行。
[10] “下篇”四幕一场99—104行。
[11]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发展》，《历史问题译丛》 1953年第6本，第9—10页。
[12] “上篇”一幕二场48—52行。
[13] “上篇”二幕二场73—80行。
[14] “下篇”一幕二场65—70行。
[1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7—14页。
[16] 见恩格斯1895年5月21日写给考茨基论他的《近代社会主义先驱者》一书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