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日记（1）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我遇到一件不平凡的事，我不能再怀疑了。它不是一般确切的或确凿的事实，而是像疾病一样来到我身上，偷偷地、一步一步地安顿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古怪，有点别扭，仅此而已。它一旦进入就不再动弹，静静地待着，因此我才能说服自己我没事，这只是一场虚惊。但是现在它却发挥威力了。

我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有利于作心理分析，我们这一行接触的只是概括性的情感，统称为野心、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对自己有些许认识的话，此刻正该加以应用了。

譬如，我的手有点新奇，它们以某种方式来握烟斗或餐叉，或者说餐叉正以某种姿势被握着，我不知道。刚才我正要走进房间时突然停住，因为我的手感觉到一个冷冷的东西，它具有某种个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张开手一看，只是门锁。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1]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竟然用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几乎不能算面孔。还有他那只手，像一条肥大的白蠕虫放在我手里。我立刻把它甩掉，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

街上也有许多暧昧的、拖长的声音。

看来这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在哪里呢？它是抽象的，不寄寓于任何东西。莫非是我变了？如果我没有变，那么就是这个房间、这个城市、这个环境变了，二者必居其一。

我看是我变了，这是最简单的答案，也是最不愉快的。总之，我得承认，我被这些突然的变化所左右，因为我很少思考，于是一大堆微小变化在我身上积累起来，而我不加防范，终于有一天爆发了真正的革命，我的生活便具有了这种缺乏和谐和条理的面貌。例如我离开法国时，许多人说我是心血来潮。在国外旅居六年以后，我突然回国，仍然有人说我是心血来潮。我还记得在梅尔西埃这位法国官员办公室里的情景。他去年在佩特鲁事件后辞了职。梅尔西埃随一个考古代表团去孟加拉。我一直想去孟加拉，他便极力邀我同去。我现在想他为什么邀我去，大概是信不过波尔塔，想让我去监视他吧。当时我没有理由拒绝，即使预感到这个针对波尔塔的小阴谋，我更该高兴地接受邀请。总之，我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盯住绿台布上电话机旁的一尊高棉小雕像。我全身仿佛充满了淋巴液和温奶。梅尔西埃用天使般的耐心来掩饰少许的不快，他说：

“我需要得到正式决定。我知道您迟早会同意的，最好还是马上接受。”

他蓄着棕黑色的胡子，香喷喷的。他一晃脑袋，香气便扑鼻而来。接着，突然间，我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

雕像显得可厌和愚蠢，我厌倦至极。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待在印度支那。我去那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和那些人谈话？为什么我的装束如此古怪？我的热情已经消逝。在好几年里它曾淹没我、裹胁我，此刻我感到自己空空如也。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在我面前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一个庞大而乏味的思想，我不知它是什么，但我不能正视它，因为它使我恶心。这一切都与梅尔西埃的胡子的香气混杂在一起。

我对他很生气，便打起精神冷冷地回答说：

“谢谢您，但是我旅行够了，现在该回法国去了。”

第三天，我便乘船回马赛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如果所有这些迹象堆积起来预示着我的生活将发生新变化，那么我很害怕。这倒不是说我的生活很丰富或是很有价值，或是很可贵。我害怕那个即将产生、即将控制我的东西——它将把我带往何处？难道我得再次出走，放弃一切，放弃我的研究和书？难道在数月、数年以后，我将精疲力竭、心灰意懒地在新的废墟上醒来？趁现在还来得及，我想看清楚自己。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在图书馆里从九点工作到一点，写完了第十二章以及罗尔邦在俄罗斯的侨居生活，直到保罗一世去世。这部分已经写完，就只等将来誊清了。

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坐在马布利咖啡馆里，我在吃三明治，一切都相当正常。的确，在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特别是马布利咖啡馆，因为主管法斯盖尔先生总有一种讲求实效、令人放心的谄媚神态。他的午睡时间就要到了，眼睛已经发红，但举止仍然轻快果断。他穿梭在桌子中间，走近客人，用推心置腹的声调问道：

“还可以吧，先生？”

我见他如此积极，不禁微笑，因为当咖啡馆空无一人时，他的头脑也空荡荡的。两点钟到四点钟之间，咖啡馆里没有客人，这时法斯盖尔先生迟钝地踱上几步，等侍者关了灯，他也就滑进了无意识中。他一人独处时，便进入梦乡。

还剩下二十多位顾客，都是些单身汉、小工程师和职员。他们在别人家里寄宿搭伙，在这些他们所谓的食堂里匆匆用过餐后，便来这里喝喝咖啡，玩玩牌，他们需要稍稍享受一下。他们发出轻微的吵闹声，声音单薄，并不干扰我。他们也一样，必须好几个人在一起才能生存。

我独自生活，完全是独自一人。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自学者不值一提。只有铁路之家的老板娘弗朗索瓦兹。可我和她谈话吗？有时，晚餐以后，她端来啤酒，于是我问道：

“您今晚有空吗？”

她从来不说“不”，于是我跟她走进二楼的一间大房，这是她按钟点或按天租用的。我不付她钱，我们做爱，以工代酬。她很喜欢做爱（她每天需要一个男人，除了我，她还有许多男人），而我也能排解忧郁，我知道它从何而来。我们说不了几句话，有什么用呢？各人都是为自己，何况在她眼中，我始终首先是咖啡馆的顾客。

她一面脱衣一面说：

“喂，有种叫布里科的开胃酒，您喝过吗？这星期有两位客人叫这种酒，小姑娘不知道，跑来告诉我。这两人是旅客，肯定在巴黎喝过这酒。可我总不能一无所知就进这种酒吧。如果您不在意，我就不脱长袜了。”

从前我是为安妮而思考的——甚至在她离开我很久以后。现在我不为任何人思考，我甚至无意寻找字词。字词在我身上流动，或快或慢，我不使它固定，而是听之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思想模糊不清，因为它未被字词拴住。思想呈现出含混可笑的形式，沉没了，立即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赞叹这些年轻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讲述清清楚楚、真实可信的故事。如果你问他们昨天干什么了，他们会毫无难色、三言两语就讲明白。要是我，我会张嘴结舌的。的确，长久以来，没有人关心我的时间表。当你独自生活时，你连讲述也不会了。真实性随朋友们一同消失。事件也一样，你听任它流逝。你看见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说话、走动，于是你沉入无头无尾的故事之中，你会是一个蹩脚的见证人。然而，作为补偿，所有那些在咖啡馆里无人相信的事，所有那些不可置信的事，你却屡屡遇见。例如，星期六下午三四点钟，在车站工地的小段木板人行道上，有一位身穿天蓝色大衣的小女人在倒退着奔跑，一面笑着，一面挥舞手帕。与此同时，一个黑人正拐过街角，吹着口哨走过来。他穿着乳白色雨衣，一双黄皮鞋，头戴一顶绿帽。女人一直在倒退，退到挂在栅栏上为夜晚照明的那盏灯下，正撞在黑人身上。此时此刻，在火红的天空下，既有发出浓重湿气的木栅栏，又有路灯，又有黑人怀中的那位可爱的金发小女子。如果我们是四五个人，我想我们会注意这个撞击，注意这些柔和的色彩的：酷似压脚被的漂亮蓝大衣、浅色雨衣、红色的玻璃灯；我们会对这两张惊愕不已的孩子面孔大笑一场的。

一个独处的人很少笑。这整个场面对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甚至粗暴的、然而却是纯洁的印象。接着它便解体了，只剩下灯、栅栏和天空，这就算不错了。一小时后，灯点燃了，刮起了风，天空变成黑色，再也没有什么了。

这一切并不新鲜。我从未拒绝过这种无害的激情。恰恰相反，要感受它只需稍稍孤独，以便在恰当时刻摆脱真实性。我仅仅在孤独的表层，我与人们十分接近，一遇危险便躲藏在他们中间。其实我至今只是业余爱好者。

现在到处都有东西，譬如桌上这只啤酒杯。我看见这只杯子，很想说：“暂停，我不玩了。”我知道自己走得太远，我想不能让孤独“占上风”。这并不是说我上床以前先看看床底下，也不是说我害怕房门在半夜里突然打开。只是我感到不安，因为半小时以来，我就一直避而不看这只啤酒杯，我看它的上方、下方、左面、右面，就是不看它。我知道周围这些单身汉都无法救我，因为太晚了，我无法逃到他们中间避难。他们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头，对我说：“怎么了，这只啤酒杯怎么了？”它和别的杯子一样，有斜切面，有杯柄，还有一个带铁铲的小纹章，纹章上刻着施帕滕布罗。这些我都知道，但我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几乎莫须有的东西。我无法解释我见到的，无论对谁。就是这样，我慢慢沉到水底，滑向恐惧。

在这些欢快和理智的声音中，我是孤单的。所有这些人都一直在相互解释，愉快地看到他们思想一致。他们都想到一起了，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呀，老天爷！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明白了，因为在他们中间，有时走过一个长着凸眼的人，他似乎朝内观看，与他们完全不一致，他们便做鬼脸。我八岁时去卢森堡公园玩耍，那里也有一个凸眼人，他坐在一个岗亭里，紧靠沿奥古斯特—孔德街的铁栅栏。他不说话，不时伸直一条腿，惊恐地瞧着这只脚，它穿的是高帮皮鞋，另一只脚上却是拖鞋。看园人对我叔叔说此人曾是中学学监。他穿着法兰西院士的院服去课堂上宣读季度成绩，于是被迫退休。我们觉出他是孤单一人，对他十分恐惧。有一天，他从远处朝罗贝尔微笑，并伸出双臂，罗贝尔几乎晕倒。使我们恐惧的不是他那穷途潦倒的神态，也不是他脖子上那块与假领相摩擦的肿瘤，而是因为我们感到他脑子里装的是螃蟹或龙虾的思想。一个人居然用龙虾的思想来看待岗亭，看待我们玩的铁环，看待灌木丛，我们不免惊恐万分。

难道等待我的就是这个吗？我头一次讨厌孤独。我想把我身上发生的事告诉别人，趁现在还来得及，趁我现在还没有使小男孩害怕。我希望安妮在这里。

真奇怪，我写满了十页纸，可还没有说出真相，至少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在日期下方写“没有什么新鲜事”时是问心有愧的。事实上我不愿说出一件小事，一件既不丢人又不奇特的小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人说谎而自恃有理，真叫人佩服。当然，可以说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今天早上，我八点一刻从普兰塔尼亚旅馆出来去图书馆，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片，想拾起来，但没能拾起。就是这件事，甚至还算不上一件事。是的，可是，说实话，我受到深深的触动，因为我想我不再是自由的了。在图书馆里，我试图摆脱这个想法，但挥之不去。我逃到马布利咖啡馆，希望它会消失在灯光下，但它仍然待在我身上，沉重而痛苦。前几页纸正是在它的授意下写的。

我为什么没有讲这件事呢？大概是出于骄傲，也许还带有几分笨拙。我不习惯向自己讲述我身上发生的事，记不清先后顺序，因此也分不清哪些是重要的。不过现在都结束了。我重读一遍在马布利咖啡馆写的东西，感到羞愧。我不要神秘，不要心境，不要难以表述的东西。我不是童贞女，也不是神父，不善于玩弄内心生活。

没有什么大事可讲。我未能拾起那张纸片，仅此而已。

我很喜欢拾东西：栗子、破布，特别是纸片。拾起它们，用手捏着它们，这使我很愉快。我几乎像孩子一样将它们凑到嘴边。我在角落里拾起一些厚沉而豪华、但可能沾上粪便的纸片时，安妮便大发雷霆。在夏天或初秋，可以在公园里看见一些烂报纸，它被阳光烤熟了，像落叶一样又干又脆，黄黄的，仿佛在苦味酸里浸泡过。还有些纸片在冬天被捣碎、碾碎、污迹斑斑，返回到土中去。另一些纸片完全是新的，甚至上了光，白白的，令人激动，像天鹅一样展在那里，但是泥土已经从下面将它粘住。纸片卷曲着，脱离了烂泥，但是最后，在稍远的地方，又伏贴在地面上。这一切都可以拾起来。有时我从近处看看纸片，只是摸摸它，有时我将纸片撕碎，好听它发出长长的噼啪声。如果纸很潮湿，我便点上火，这当然有点费事，然后我在墙上或树上擦净那满是泥泞的手心。

今天早上，我瞧着一双浅黄褐色的皮靴，这是一位刚从军营出来的骑兵军官的皮靴。我瞧着它走动，看见在一个小水洼旁有一张纸。我料想军官会用鞋跟把纸片踩进泥水里，可是没有，军官大步越过了纸片和水洼。我走近那张纸，是横格纸，大概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它被雨水浇透，卷了起来，像烧伤的手那样布满了肿胀的水疱。纸边的红道褪了色，成为粉红色的水渍，有些地方的墨迹也模糊不清，纸的下半部被一块干泥盖住。我弯下身，高兴地盼着触摸这团柔软凉爽的纸浆，用手将它揉成灰色小团……但我没有做到。

我弯腰待了一秒钟，看到纸片上的字：“听写，白猫头鹰”，我两手空空地直起腰来。我不再是自由的，不能再做我想做的事。

物体是没有生命的，不该触动人。我们使用物体，将它们放回原处，在它们中间生活，它们是有用的，仅此而已。然而它们居然触动我，真是无法容忍。我害怕接触它们，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野兽。

现在我明白了。那天我在海边拿着石子的感觉，现在记得更清楚了。那是一种淡淡的恶心。多么令人不快！而这种感觉来自石子，我敢肯定，是由石子传到我手上的。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手上感到一阵恶心。

星期四 上午 图书馆

刚才，在走下旅馆的楼梯时，我听见吕西一边给楼梯打蜡，一边在向老板娘诉苦，她诉苦已不下一百次了。老板娘很吃力地回答，话语简短，因为她还没有戴上假牙。她几乎赤身露体，只穿着粉红色的晨衣，脚蹬拖鞋。吕西像平时一样很脏，时不时地停下来，跪着直起上半身瞧着老板娘。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显得理直气壮。

“我宁可他去追女人，这我不在乎，这对他也没有坏处。”

她讲的是她丈夫。这个黑发棕肤的小女人四十岁上才用积蓄买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年轻男人，勒库安特工厂的钳工，但家庭生活很不幸。丈夫并不打她，也不找别的女人，只是酗酒，每晚回家时都是酩酊大醉。他情况不妙，三个月以来面色发黄，日见消瘦。吕西认为是因为酗酒，可我看是肺病。

“得振作精神。”吕西常常说。

很明显，她十分苦恼，但她慢慢地、有耐心地振作起来，因为她既无法自我安慰，也不自甘沉沦。偶尔她也稍稍想到这桩烦恼，稍一想起便借机发挥，尤其是与人交谈时，因为人们总是安慰她，而她也稍感轻松，她那不慌不忙的语气仿佛在为他们出主意。她独自一人收拾房间时，我听见她在哼歌，为的是不去想这件事。但她整天闷闷不乐，厌烦愤懑地指着喉咙说：

“这里咽不下去。”

她独自享用痛苦，大概也独自享用快乐吧。我在想，她有时是否想摆脱这种单调的痛苦，摆脱这种她一停止歌唱便卷土重来的唠叨话呢？她是否希望痛痛快快地痛苦，自溺于绝望中呢？但是对她来说，这不可能，因为她已经被卡住了。

星期四 下午

德·罗尔邦先生容貌奇丑。玛丽·安托瓦内特[2]王后常称他为“亲爱的丑八怪”，然而他却赢得宫廷里所有女人的欢心。他不像丑男人瓦泽农[3]那样扮演小丑，而是靠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使被他征服的女人神魂颠倒。他长于耍阴谋诡计，在项链事件[4]中举止暧昧，与圆桶米拉博子爵[5]及奈尔西亚[6]来往频繁，后来在一七九〇年销声匿迹，不久后又出现在俄罗斯，参与暗杀保罗一世事件，后从俄罗斯去到最遥远的国度，印度、中国、土耳其斯坦，走私、玩弄阴谋、充当密探。一八一三年他返回巴黎，一八一六年执掌大权，成为昂古莱姆公爵夫人[7]的唯一亲信。这位老夫人喜怒无常，为童年回忆所困扰，只有看到德·罗尔邦先生时才开心地微笑。他通过这位公爵夫人在宫廷里为所欲为。一八二〇年三月，他娶了美丽的德·罗克洛尔小姐为妻，她芳龄十八，而他已七十岁了。此时他至尊至贵，处于一生的巅峰。七个月以后，他被控谋反，被捕入狱，五个月以后死于狱中，而此案无人过问。

我忧郁地重读热尔曼·贝尔热[8]的这段注解。我是从这几行字中首先知道德·罗尔邦先生的。我觉得他十分迷人，而且，根据这几行字，就立刻爱上了他！正是为了他，为了这位亲爱的先生，我才来到这里。我从国外旅行归来时，原本可以立刻定居巴黎或马赛，然而，大部分有关这位侯爵滞居国外的资料都保存在布维尔市立图书馆。罗尔邦曾是马罗姆城堡的领主。在战前，那个村子里还有他的一个后代，是位建筑师，姓罗尔邦—康普雷。他于一九一二年去世，将大量遗物赠给布维尔图书馆，其中有这位侯爵的书信、日记片断以及各种文件。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

我很高兴找到这些笔记。我有十多年没有碰它们了。我的笔迹似乎变了。从前我写得很密。那一年我是多么热爱德·罗尔邦先生啊！我还记得有天傍晚，一个星期二傍晚，我在马扎林图书馆工作了一整天，阅读了罗尔邦先生于一七八九至一七九〇年期间的书信，从中猜到他多么巧妙地欺骗奈尔西亚。这时天色已黑，我走下曼恩大街，来到快乐街拐角，买了一些栗子。我真快活！我想到奈尔西亚从德国回来时那副模样，不禁独自大笑起来。侯爵的面孔和这墨水一样，自我研究以来，已大大暗淡了。

首先，从一八〇一年起，他的行为就难以理解。我不缺资料：信件、日记片断、秘密报告、警察局档案，我的资料甚至太多了。但我认为这些见证不够可靠，不够确实。它们相互并不矛盾，不，然而也不吻合。它们说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人。可是，别的历史学家依据的也是同样的资料，他们是怎样做的？莫非我过于谨慎或者不够聪明？其实这样提问题对我毫无意义。我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长久以来，我对罗尔邦这个人的兴趣超过我打算写的那本书，可是现在，这个人……开始使我厌烦。我更关注的是书，写书的愿望日益强烈，大概是因为我越来越老了吧。

当然，我们可以假定罗尔邦积极参与了谋杀保罗一世的阴谋，后来又被沙皇派去东方做密探，并且经常背叛亚历山大一世而效忠拿破仑。与此同时他还可能与阿图瓦伯爵[9]保持频繁通信，并告之以无足轻重的信息以显示自己的忠诚，这一切并非不可能。在这个时期，富歇[10]也在玩弄更复杂、更危险的把戏。罗尔邦也许还私下和亚洲的公国做枪支交易。

是的，他很可能做这一切，但是没有证据，我开始想也许永远也找不到证据。这些假定十分恰当，能反映事件，但它们来自于我，它们只是我归纳知识的一种办法。没有任何一点来自罗尔邦。事实是缓慢、怠惰、阴沉的东西，它们顺应我所强加的严格秩序，但始终留在秩序之外。我觉得自己在做一种纯粹臆想性的工作。小说人物肯定更真实可信，而且更为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