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皇族方面的不安与诏书涣发

东久迩宫强硬的“满洲”政策

正如前文所说,东久迩宫曾因赴法留学期限问题与宫内省之间产生嫌隙。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东久迩宫又是如何看待日本国内外的种种政治问题的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前往名古屋上任的东久迩宫给留京的秘书安田銕之助留下了几条指示,通过这些指示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东久迩宫的内心想法。在一封推测写于1931年12月中旬的信中,东久迩宫对安田说:“你把我前些天寄去的关于满蒙问题的意见书转交给清浦 (奎吾)老人了吗?老伯爵对此有说些什么吗?此外,荒木 (贞夫)中将出任陆军大臣一事,从国军的立场来看实是可喜可贺之事。”115从内容来看,这封信应当写于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职、犬养毅内阁成立、荒木贞夫接替南次郎出任陆军大臣之时。那么,东久迩宫在信中提到的“关于满蒙问题的意见书”中究竟写了什么呢?我们从下文引用的书信116中可以一窥究竟。简单来说,当时东久迩宫认为日本应当对中国的东三省以及热河省进行保障占领。

前日议论的东四省保障占领一事不知有何下文呢?私以为,在当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切既有问题,以及今后日本必须向中国提出的各项要求得到解决和落实之前,我国非常有必要对东四省进行保障占领。借此保障占领之机,我国可采取各类措施为今后吞并满蒙做好准备。待保障占领结束后,满蒙自然会成为日本的领土或保护领。为了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也为了实现东洋的永久和平,必须使满蒙完全成为日本的领土。(中略)从长远来看,领有满蒙可谓是当前日本的最佳战略。如今,英、美、俄等国根本无力阻止我国吞并满蒙,国际联盟之流更是不足为惧。因此,为了国家的将来,我们应断然推行一切必要措施,完全不需要有所顾虑。

东久迩宫的“满蒙”问题解决策略,与当时陆军省、外务省、天皇以及宫中势力·元老的方针相比,明显强硬许多。此外,东久迩宫曾指示安田设法和清浦奎吾取得联系。当时清浦正努力策动牧野等宫中侧近,希望宫中针对时局涣发新的诏书。1931年10月23日,侍从次长河井弥八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与牧野商谈有关涣发大诏,树立举国一致的政党内阁一事。”117

木户幸一的诏书涣发案

在清浦为了诏书涣发四处奔走策动的同时,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也独自开展了类似的活动。1932年3月1日,木户在日记中说,当天在近卫家中举行了一场讨论会,核心话题是陆军的内部情势118、国军的重建计划以及建立超然内阁(33)的可能性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木户略显唐突地在日记中写道:“如今应该颁布一部指明国家发展大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就像明治维新之际颁发的《五条御誓文》一样。”119

关于这个所谓“纲领性文件”的具体内容,木户在“五一五”事件发生次日的日记中做了记述。当时木户向牧野伸显内大臣提交了一份题为 《时局收拾大纲》的文件,表示应当涣发一道明确“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顺应时代发展对“《宪法》以及 《五条御誓文》”进行重新解释的诏书120。而且这道诏书应对“近期军部的越轨之举”和“政党政治的腐败现象”发出警告,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应新时代的国家政策”121。同年5月12日,河井弥八则在日记中写道:“清浦伯爵表示希望通过颁布敕语的形式来建立联合内阁。”122由此可见,至少到当时为止,清浦主张的颁发敕语方案和木户主张的涣发诏书方案是同时存在的。

1932年6月4日斋藤实内阁成立之际,牧野曾将之前清浦起草的诏书 (或敕语)案交给在内阁官房总务科任职的吉田增藏进行润色。然而,铃木贯太郎侍从长在看到诏书文案之后显得十分为难。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也表示,诏书涣发与否,应当由斋藤实首相全权决定123。而木户在看到经吉田润色的清浦诏书文案后也评论说:“该文案看起来就是两篇诏书生拼硬凑出来的东西。”对此,铃木侍从长也深表同感。最终在宫内大臣一木的主导下,宫中将诏书案交给了斋藤首相,由首相来决定是否涣发诏书。

与此同时,木户幸一也在按照自己的想法起草诏书文案。诏书文案开篇写道:“宪政之确立及征兵制之实施,乃是明治天皇伟业之两大支柱。”木户认为,这两大支柱乃是明治以来国家发展的根本所在。然而,受世界大战的影响,宪政与征兵制日渐陷入了混乱。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两大支柱进行重建124。木户主导起草的诏书文案的内容大致如下125:

明治天皇“行立宪之政治,定征兵之制度”,借此日本才走上了发展之大道。然而如今“世界各国承欧洲大战之余弊,无暇救济”,日本亦饱受其影响,陷于疲敝困境之中。当前“如欲匡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则须举国一体。文武百官,各守本分,相互信赖。勿背公而徇私,勿舍义而趋利,以国家之利益得失为自身行为之唯一参照标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木户在将宪法和征兵制定义为明治时代日本发展的两大支柱的同时,还对军部的干政行为以及唯党略党利是图的政党政治进行了批判。木户幸一作为木户家的子孙,想必时常会想起1868(庆应4)年3月14日颁布的 《五条御誓文》的划时代意义。然而不得不说,木户想要利用这样一道诏书来撼动民心,起到像 《五条御誓文》一样扭转乾坤的划时代作用,已然是难如登天了。

斋藤首相的广播讲话

最终鉴于当时农民贫苦的生活状态,为了缓解国民的不满情绪,斋藤实首相决定通过广播向民众发表演讲。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1932年7月6日晚间7点30分,广播播放了首相题为 《于重大时局之际敬告全体国民》(重大なる時局に際して国民に告ぐ)126的演讲。在这篇以缓和国民生活中的不安情绪为主旨的演讲里,斋藤首相向民众表示,将在之后一段时间内推行所谓的高桥财政 (包括金融缓和、汇率管制和进口遏制等政策),通过扩大预算规模对农村基础建设进行投资。在演讲最后,他还提及有关政界革新的必要性问题。斋藤向民众保证,今后将设法去除党争的种种弊害,抑制地方长官人事中的党派色彩,以此重建立宪政治。然而,木户在诏书文案中提及的抑制军部的相关问题,斋藤在演讲中只字未提。

听了斋藤的广播演讲之后,7月9日,西园寺对原田说:“之前内大臣经常派人和我说,当前有必要让陛下涣发诏敕。我心想这怕是清浦奎吾的主意吧,于是派人去找内大臣确认了一下,果然如我所料。”“想必前一阵内大臣和各位重臣也多次劝说首相,希望首相亲自奏请陛下针对时局问题涣发诏敕。还好斋藤首相是个思虑周全之人。想必这次首相也是抱着与其麻烦陛下、不如自己亲自出面向民众说些什么的想法来进行广播演讲的吧。”127此后原田又面见斋藤首相,向他转述了西园寺的推测。对此,斋藤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诏敕一事完全如公爵所想。”128

要求天皇亲政的秩父宫

在宫中对敕语、诏书的文案进行准备的过程中,皇室内部也发生了对昭和天皇直接产生震撼效果的大问题。1932年5月28日,昭和天皇叫来了奈良武次侍从武官长,表示:“据朝香宫 (鸠彦王,步兵第一旅团长、陆军少将)和秩父宫 (雍仁亲王,步兵第三连队第六中队长、陆军步兵大尉)两殿下说,近来青年军官的言行似乎异常出格。”129鉴于秩父宫所在的步兵第三连队内国家改造运动之风大盛,天皇还专程询问陆军大臣是否有必要将秩父宫从该连队调走。6月21日,天皇又叫来铃木贯太郎侍从长和奈良武次侍从武官长,向他们转述了秩父宫提出的“事态严重的意见”130。

虽然奈良的日记中并没有记载秩父宫到底向天皇提了什么样的意见,但在1933年4月奈良的继任者本庄繁的笔记131当中却有相关记载,本庄曾听铃木侍从长说起:“某天,秩父宫面见天皇,在和陛下的交谈中多次劝说陛下亲政。秩父宫还说为了实现天皇亲政,哪怕停止宪法效力也在所不惜。最终天皇和秩父宫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此后,天皇对铃木侍从长表示:“我断然不会做伤及祖宗威德之事。亲政一事,我也只愿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以宪法为纲总揽国家大政之权。宪法规定的职权外之事,以及所谓停止宪法效力这种伤及明治大帝创制的国家体制的行为,实是断不可为。”

针对秩父宫要求天皇亲政这一事态,宫中侧近很快做出了反应。6月21日,木户、近卫和原田三人齐聚宫内大臣一木官邸。在场众人经过讨论,都认为“秩父宫关于近来时局的种种看法,似乎有倾向军国主义之嫌”132。

天皇与军队关系的动摇危机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1932年7月11日,宫中以陆军士官学校方面没有邀请天皇行幸为由,取消了天皇例行出席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典礼的日程安排133。此外,或许是因为了解了秩父宫的过激思想,当近卫文麿等人提出希望将来让秩父宫接替牧野伸显出任内大臣时,西园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原田熊雄在日记中写道:“西园寺公曾对我说,‘过去近卫等人时常提出让秩父宫就任内大臣一职。我曾表示,这一人事安排如果是时势所需亦无不可。然而如今想来,可绝对不能让秩父宫出任内大臣一职’.此后西园寺公又拜托我将他的这一想法转达给近卫等人。”134

当昭和天皇表态希望召开御前会议,在会上探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解决办法之时,西园寺也表示了反对。他担心,如果召开御前会议,此后一旦有军人表示不愿服从御前会议的决定,则必会使天皇的权威蒙受严重打击。是优先解决国家的对外纷争?还是优先回避天皇制国家的存续危机?这一时期,这个究极的选择题大概常常浮现在西园寺的脑海中。随着主张停止宪法效力、天皇亲政的直宫(34)·秩父宫,以及表示为了解决“满蒙”问题,有必要对中国东北四省进行保障占领的第五旅团长、东久迩宫这两位皇族的登场,昭和天皇想要维持作为“人心归一之基轴”的皇室的内部安定,也日渐变得困难起来。

结语

行文至此,似乎笔者的论述模式已经开始有些接近阴谋史观了。正如前文所述,1931年10月6日,西园寺曾对秘书原田表示,“陆军中大概是混入了红色分子”,“极左派很可能在暗中策划着些什么”.上文中,笔者一直假定西园寺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并以这一假定为前提进行了一系列实证。正因此,本章的内容才会显得有些类似阴谋史观吧。

战前,将种种历史事件的责任全盘归于“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的论调屡见不鲜。提起这种共产主义阴谋论,想必不少读者很容易联想到1928年政府以紧急敕令的方式“修改”《治安维持法》,加上了“目的遂行罪”一事。虽然大多时候这类阴谋论实际上只是内务省、司法省当局者们过度“幻想”以及夸张“妄想”的产物135。然而西园寺作为元老,当时他手中可以说汇集了上至国家机密、下至各种怪文书的各类情报。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应将西园寺心中产生怀疑的理由简单粗暴地归结为他的反共心理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1931—1933年,军部·右翼·国家主义者不仅在日本国内策划了各类未遂政变 (如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神兵队事件)以及恐怖袭击事件 (如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还在国外强行挑起武装冲突和战争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在当时的复杂事态下,是优先将对外战争的萌芽扼杀在摇篮中,还是优先维持天皇 (皇统)和皇室的安定?面对这一问题,西园寺到底做出了怎样的抉择,笔者对此非常感兴趣。就结论而言,西园寺最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驻扎境外的关东军不顾内阁和军部中枢的反对与制止,断然在海外挑起武装冲突,继而引发了中日两国间的战争。我们回顾历史,经常会发现昭和天皇对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特别是后者的严重性有着非常敏锐的认识。“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昭和天皇便开始担忧英、美、法三国会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根据 《昭和天皇实录》的记载,1932年2月5日,“昭和天皇对上海事件深表忧虑。(中略)同日,天皇向侧近询问英、美、法三国对日态度的相关问题”.同日,天皇又向牧野内大臣咨询召开御前会议来商讨事变解决方案的可能性136。

此外,针对蒋介石和中国国民政府的一些研究表明,1932年2月,蒋介石在维持第19路军 (广州国民政府唯一的直系部队,据推测该部队的抗日容共意识较高)部队番号的基础上,将直系精锐部队87师、88师编入了19路军137,暗中增强了19路军的实力。因此在“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遇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正是在此背景下,大角岑生海相才表示,当时日军面临着比日俄战争时更加困难的局面。这一认识无疑是准确的。“一·二八”事变中,中日两国军队战斗之激烈远远超乎日军之估计。1932年3月,国民政府还以 《国际联盟盟约》第15条为依据,将日本的侵略行为提诉至国际联盟。面对这一局面,昭和天皇会有危机感,会要求内阁和统帅部门尽快采取措施来解决“一·二八”事变问题,也可以说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当时西园寺尽管对昭和天皇的担忧心知肚明,但还是对召开御前会议一事明确表示反对。1933年2月,天皇对奈良侍从武官长表示,希望取消此前自己做出的批准日军进攻热河的决定。对此,奈良侍从武官长也表示了反对138。西园寺和奈良二人目睹政界内部的暗流涌动,脑海中想必都浮现了这样一幅噩梦般的情景:在政变的混乱当中,政府宣布停止宪法效力,东久迩宫或是伏见宫等皇族被拥戴为首相,比昭和天皇小一岁的秩父宫就任内大臣,之后这些皇族又以天皇亲政的名义来架空昭和天皇。

此前,坂野润治也从相同的视角出发,对这一时期西园寺所面临的抉择进行了研究139。坂野将当时日本的对外战略、应对国内恐怖袭击的政策以及政权构想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综合分析。针对1931年12月,西园寺在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倒台后推荐犬养毅为继任首相这一决定,坂野指出:“在指名让政友会单独组阁之时,如果西园寺已然知道陆军三长官会议和军事参议官会议的决定,那么他对此后的种种事态发展无疑负有巨大责任。”14 0当时陆军在三长官会议和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决定,如果犬养毅内阁成立,则推荐荒木贞夫就任陆军大臣;如果成立的是安达谦藏等人建立的政友会、民政党联合内阁,则选择让南次郎陆军大臣留任。从这一事实出发,坂野认为西园寺最终还是选择让荒木贞夫来出任陆军大臣。而这一人事决定对于之后的日本内外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园寺对此也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然而正如本章所实证论述的,日本引发“一·二八”事变乃是为了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从“九一八”事变引开这一通行说法,其实存在不少漏洞。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园寺做出的选择无疑有比坂野的结论更为重大的意义。本章中,笔者将视线集中于天皇与军队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同时对原本处于天皇的统帅权之下、理应接受天皇指挥的青年军官和士官候补生的思想变化过程进行了探讨。本应以保卫国家为己任的军人们,面临危机时代的国内外局势的风云变幻,开始逐渐认为在国内危机 (诸如共产革命和农民暴动)中保卫国家也是军人应尽的义务。正是在这种思考方式下,《军人敕谕》中规定的“军人不干政”原则在这一时期逐渐被瓦解和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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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人敕谕》原文对于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军人来说较难理解,陆军官方出版 《军人敕谕谨解》的目的在于用较为白话的语言进行解释说明。

(2) 楠木正成与楠木正行为日本镰仓时代末期至南北朝时代的武将,父子二人先后辅佐南朝的后醍醐、后村上两代天皇。在近代,这对父子被标榜为日本历史上“尊皇”的代表人物,分别被尊称为“大楠公”“小楠公”.如今在日本皇居前广场还能够看到楠木正成的铜像。

(3) 所谓“御制”,特指天皇所写的和歌。

(4) 直到今天,每年年初日本皇室仍然会举行名为“歌会始”的仪式。仪式上,皇室全员会根据某个既定题目发表提前写作的和歌。此外,宫内厅还会事先向民间征集同一题目的和歌,并遴选其中的佳作在仪式中公开。由于和歌相关的皇室仪式的需要,至今宫内厅还会雇用相关专业的特殊雇员。

(5) 20世纪30—40年代的“重臣”是一个狭义的历史专有概念。在西园寺公望成为“最后的元老”之后,在后继首相推荐等问题上,如何构建一个扮演明治、大正时代元老角色的新群体,成为日本国内重要的政治课题。斋藤实内阁总辞职后,内大臣与西园寺召集了各位前任首相和枢密院议长,就后继首相的选任问题进行了商议。此后,这一会议的参加人员开始被称为“重臣”.此后,除后继首相选任之外,在一些重要国策的制定过程中也经常会召开重臣会议。

(6) 樱会桥本欣五郎策划的未遂政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呼应关东军,动摇若槻礼次郎内阁和金谷笵三参谋总长的不扩大方针,樱会的桥本欣五郎中佐和长勇少佐计划于10月24日纠集近卫师团步兵中队、海军拔刀队袭击首相官邸等中枢机关,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新内阁。该政变计划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在政变计划曝光后,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态度迅速软化。不久,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职,以荒木贞夫为陆相的犬养毅内阁宣告成立。

(7)1933年,以爱国勤劳党的天野辰夫为首的右翼分子策划的未遂政变。受到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的鼓舞,天野也决定投身所谓的国家改造运动。之后,天野开始联络各地右翼组织、国家主义团体和陆海军军人,计划动用海军航空队轰炸首相官邸和警视厅,杀害斋藤实首相和各内阁大臣。最终警视厅特高警察得知了该政变计划,在政变实施前逮捕了参与政变活动的主要人员。

(8) 1925年 《普通选举法》制定后,由立宪政友会和宪政会 (1927年与政友本党合并,更名为立宪民政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体制。

(9) 政治学者,1939年出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作为近卫文麿的智囊参加了昭和研究会,任该会外交部会长。此后,矢部为近卫制定了新体制运动的各种草案,可以说是新体制运动在理论方面的领导者。

(10) 所谓宫中势力,主要指的是以内大臣、宫内大臣为核心的内大臣府、宫内省官僚群体。在某些语境下,宫中势力还包括元老在内。在明治宪法体制下,宫中势力独立于内阁。这里提及的侍从次长,是宫内省侍从职的次官。

(11)1868—1869年,以萨摩、长州、土佐势力为核心的明治新政府军与德川幕府军、奥羽列藩同盟等势力之间的战争。自鸟羽、伏见战役开始,至函馆战役告终。

(12) 1871年太政官制成立之时,在太政官下设正院、左院、右院三大机构,其中左院主要负责立法审议与咨询事务。1875年元老院成立后,左院被废除。

(13) 镇台是明治初期日本陆军的最大编制单位。1873年,日本全国共设有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6个镇台,每个镇台下辖2—3个步兵连队。1888年,镇台制被改组为师团制。

(14) 幕府于1856年设立的西学研究教育机构。

(15) 明治时代的著名记者。本为幕臣,明治维新后出仕于大藏省,并作为岩仓使节团成员之一出访欧美。1874年加入东京日日新闻社,并在之后成为该社社长。其间,他反对激进的自由民权论,在立宪等问题上主张渐进主义,因此也被部分民权派批判为“御用记者”.

(16) 明治宪法体制下,两院制帝国议会的上院。其议员主要由皇族、华族议员、多额纳税者议员、敕选议员构成。在设立之初,贵族院被赋予了议会体制下“政党政治防波堤”的职能。此外,下文在提及一些贵族院议员时,会经常在议员姓名后标注“研究会”“茶话会”之类的组织名称,这些都是被称为“院内会派”的贵族院内部派阀组织。

(17) 侍从武官府的长官。虽然官职名称和宫内省侍从职的侍从长、侍从次长非常接近,但侍从武官府并非宫内省的下属机构。由于担任侍从武官或东宫武官的军人有机会频繁接触天皇或皇太子,更容易获得其信任,因此到了昭和战前、战时,不少在军中担任要职的军人,都有着担任侍从武官或东宫武官的经历。

(18) 或称为“明治典宪体制”,由1889年同时颁布的 《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和《皇室典范》构成。前者规定国家政府相关制度,后者规定宫中、华族相关制度,两者互不干涉。政府无权管理宫中事务,这便是下文所提到的“宫中府中之别”.再加上前文提及的统帅权独立原则,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明治典宪体制是一个政、宫、军严格分立的分权体制。

(19) 特指一些带有煽动性和政治攻击性的无署名传单和文书。

(20) 牧野伸显是大久保利通次子,出生不久被过继到牧野家当养子。岛田一郎正是1878年在东京纪尾井町清水谷刺杀大久保利通的主谋。

(21) 昭和天皇的二弟。

(22) 在裕仁从学习院初等科 (相当于小学)毕业后,专门设立的对其进行中等教育的机关。

(23) 即军事参议院的构成人员。军事参议院是天皇的军事咨询机关,负责在天皇提起咨询时,就军事事务向天皇提供意见。其成员由元帅、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以及其他天皇任命的陆海军将官构成。

(24) 1876年创立的海军军官交流、亲睦机构。

(25)1925年制定的 《治安维持法》最初只禁止组织、加入旨在变更国体、否定财产私有制的团体的行为。然而1928年,《治安维持法》以紧急敕令的方式被大幅修改,列入了“目的遂行罪”这一罪名,将“为遂行结社目的之行为”也列为处罚对象,大幅扩大了该法的适用对象范围,使其成为政府大面积取缔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律武器。

(26) 矶部浅一、村中孝次均为“二二六”事件的主谋。在事件后,两人均被判处死刑。

(27) 主要指退出现役、回归原籍的预备役、后备役军人。1910年,在田中义一的主张下,日军设立了负责在乡军人的训练、教育工作的全国性组织——在乡军人会。

(28) 《日本国宪法》第一条:天皇日本国之象征,亦是日本国民整体之象征。其地位基于主权所在的全体国民的意志。本条是规定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的核心宪法条文。

(29) 指明治初期太政官制度下,以太政官名义向政府各部门下发的法令。

(30) 1885年,以大井宪太郎为核心的自由党左派曾策划发动政变。政变计划曝光后,参与计划的上百人被捕。当时大井等人宣称政变的目的在于支援朝鲜独立党,打倒朝鲜守旧党政权。但正如作者下文所说,关于大阪事件的一系列研究指出,大井等人策划政变的主要目的在于内政改革。

(31) 1875年成立的近代日本的最高司法机构。1947年 《日本国宪法》实施后,该机构被最高裁判所取代。1890年模仿德国司法制度制定的 《裁判所构成法》规定,针对皇室的犯罪和内乱罪由大审院直接负责审理,且一审即为终审。

(32)“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分别于1928年3月15日、1929年4月16日爆发,是日本政府针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活动的取缔镇压事件,大量日本共产党员在事件中被逮捕、起诉。

(33) 1889年2月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际,时任首相黑田清隆面向各府县知事表示,宪法颁布后“政府应维持一定的政策方向,超然独立于政党势力之外”.此后,黑田的这一方针便被称为“超然主义”.将政党势力排除在外,以官僚势力为核心组建的内阁,亦被称为“超然内阁”.

(34) 即与天皇有直系血缘关系的皇族。在近代史语境中,这一概念主要用于区别伏见宫系统 (包括文中提及的东久迩宫、朝香宫等人)的旁系皇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