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悲哀的“恐怖分子”

乘上从松本开往长野的JR筱之井线，沿着犀川行驶十五分钟左右，第二站就是明科站。这是一个用木头建造的车站，小巧玲珑，里面有小小的候车室、小卖部以及卖饮料的自动售货机等。车站边，面馆门上的暖帘在微风中轻轻地摆动着，完全是一番地方小站的景致。面向车站的左手边有一块站牌，上面竖写着“明科站”三字，右手边则竖着一块标牌，上面横写着“欢迎来到安云野”。向西望去，透过远处的白云可以望见常念岳等北阿尔卑斯群山秀丽的山顶。

筱之井线历史悠久，它是1902年开通的，那一年日本与英国签订了日英同盟协约，协约的签订最终导致了日俄之间的对立。铁路开通后，明科町（现在的安云野市）变得人来人往热闹了。“当时车站的房子已经被重修过，但是房子的骨架没有变化，还是明治末年宫下太吉在的那个时候的骨架。”望月明美拿被视为事件源头的中心人物的名字，结合“时间和场所”向我作了简短的说明。明美住在明科当地，曾经长期和已故的父亲画家望月桂一起调查“大逆事件”。

当时宫下就在明科站前的国营明科制材厂工作，听说现在的车站的房子和当时几乎没有变化，我感觉像是回到了一百年前。当然，那个位于明科站前、占地达二点五公顷之广的明科制材厂现在已经没有了。宫下几度搬来搬去住过的旅馆和简易出租屋也不在了。

这里就是信州的明科，20世纪初那起“大逆事件”的发源地。在该事件中，反对日俄战争，希望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的人们及其思想遭到了国家的野蛮镇压。

2007年7月下旬，梅雨时节刚过，我和“大逆事件牺牲者表彰会”成员以及冈功等人一起来到了这里。“表彰会”是和歌山县新宫市的一个市民组织，一直致力于为在事件中被处死的来自纪州、熊野地区的六名受连坐者恢复社会名誉，冈功则是出生于和歌山县东牟娄郡请川村（现在的田边市本宫町请川）的成石平四郎的外孙。除了望月明美，同行并兼做向导的还有大岩川嫩。

明科站前竖着一块铁皮制作的导览图，约有三畳大小，上面写着“明科文化遗产地图”。导览图上厚厚的颜料有的已经剥落，但是在编号为“⑩”的地方写着“大逆事件炸弹试验地”，宫下太吉制作的炸弹的试爆地竟然被列入了“文化遗产”。

我们乘坐的面包车沿着一条弯曲的小道，几乎是擦着对面开来的车辆爬上了陡坡，到达了一座小山的顶上。因为是夏季，周围郁郁葱葱，长满了杂草和树木。这个地方的位置在明科站的东边，直线距离约一公里。

“那个就是事件发源地的标柱。”

来自“大逆事件思考会”的一名成员手指着道路左侧一根用白色的木头制作的标柱说道，这个人和望月一起从几年前就开始在当地开展事件相关调查了。标柱上用大大的黑色字体写着“大逆罪（加害皇室）发现之地”。标柱宽十厘米，高约一点五米，看上去还是新竖的。柱子左侧有简短的说明：

明治四十二年（1909）11月20日夜，在此附近的河边，出生于甲府、当时就职于国营明科制材厂的宫下太吉与数名无政府主义者共谋，试爆了为暗杀明治天皇而制造的炸弹。以此次试验为开端，二十四名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被逮捕并受到处罚。

这一说明与事实不符，首先，实际被逮捕和受到处罚的不是二十四人，而是二十六人，此外，在这段文字中，没有说明这一事件其实是国家制造的一起冤案。望月等人所在的“思考会”曾在2004年向教育委员会提出过自己的标柱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们建议，在标柱的正面写上“大逆事件发端之地”；至于侧面的说明，因为事件当时没有进行现场勘验等，具体时间和场所不确定，所以他们建议写：“明治四十二年（1909）11月某日夜，在此附近的会田川边，时任国营明科制材厂职工长的宫下太吉试爆了为实施炸死国家元首（天皇）计划而制作的炸弹。响彻峡谷的爆炸声不久扩大为震惊世界的所谓‘大逆事件’。”这也许是在有限的空间中最妥当的说明。但是没过多久，“思考会”的成员在松本一带发行的地方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大逆罪发现之地”标柱竖立起来了的照片，发现有关方面并没有理睬他们的建议。明科町是在2005年10月与相邻的四个町村合并为安云野市的，而这个标柱是町教育委员会在合并前不久的7月28日竖起来的。

町教育委员会竖立的标柱正面写的是“大逆罪发现之地”，而望月他们建议写的是“大逆事件发端之地”，在如何传递事实方面，两者完全不同。“大逆罪发现”这一表述，延续了一百年前国家制造的“绝对不能原谅的”这一话语，它是战败前或者事件发生后不久时的说法。而“大逆罪”后面括号里的说明虽然也可以理解为是想要通俗地说明该罪名已被废止、在现在的法律上已没有了，但是，将括号内的说明和“某某罪发现”这一表述连在一起，这种做法让人完全看不出它是21世纪竖立的标柱。

让我们将时光回溯到一百年前。

日俄战争结束后过了四年，1909年11月3日，那一天是明治天皇五十七岁生日——天长节。当天，在松本举行了“庆祝烟花大会”，“砰、砰”，响彻天空的烟花爆炸声在大约十五公里之外的明科时而也能隐约地听到。有二百六十名左右员工的国营明科制材厂这一天也放假。晚上7点左右，机械装配工宫下太吉悄悄地离开了位于明科站附近的简易出租屋。直到半年多之前，他还在位于爱知知多半岛上的龟崎。与那里不一样，信州地处阿尔卑斯群山环抱的山地，秋天的夜晚相当冷。宫下的身体紧张得有点僵硬，因为他偷偷地拿着五个小铁皮罐，那些铁皮罐每个长约六厘米，直径约三厘米，里面装满了炸药和小石子。这些炸弹是他好不容易研究制作出来的，现在要拿去试爆。宫下来到了距离车站大约一公里左右的大足山会田川边，算准时机向着十米开外的山崖投出了铁皮罐子，“轰”的一声，炸弹冒出了白烟，发出了蓝色的火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山谷，人像是要被气浪掀起来一样。宫下只投了一颗炸弹。虽然不知道威力如何，但是感觉很顺利。于是他急急忙忙像逃跑似的回到了出租屋，此时时间是8点左右。他把剩下的几个装着炸药的铁皮罐处理掉了。“我的夙愿实现总算起了头。”宫下努力克制住兴奋的心情，给在东京千驮谷平民社的管野须贺子写信，告诉她炸弹制造得很顺利。

宫下太吉于1875年9月出生于山梨甲府的一个刀匠的家庭，是家中的次子。十六岁那年他离开了家乡，先后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工厂里当学徒、做工。二十七岁，也就是1902年左右，他来到位于爱知县的龟崎铁工厂做工，并在那里结婚、安顿了下来。根据神崎清编的《大逆事件》等资料，此时的宫下已成为一名熟练的机械装配工，工厂对他也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出差员”。宫下好像是在其接触到1907年1月创刊的《平民新闻（日刊）》后开始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不过他留下的文字极少。

在此，我想先简单地提一下当时的社会主义报纸的盛衰与“大逆事件”之间的关系，是这些报纸培育和引导了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者）。

1903年10月12日，在朝报社发行的《万朝报》上发文反对日俄开战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与基督徒内村鉴三一起宣布退出朝报社。朝报社是黑岩周六（泪香）主办的。在这天的报纸上，内村单独一人发表了《致泪香兄的备忘录》，堺和秋水则联名发表了《退社之辞》。

《退社之辞》以“余等二人不幸于对俄问题上与朝报意见相左”开头，接着这样写道：

余等依据平等社会主义之立场与观点，向视国际战争为贵族、军人等之私斗而多数之国民乃被迫为其牺牲者，此读者诸君必已见诸本报者也。然于余等意见宽容至此之朝报，念及近日外交之局势紧迫，以为战争恐终不能避，既不能避，则应举国一致无条件帮助当局，此亦读者诸君必已见之者也。

余等身处朝报社本应对此保持沉默，然自思，若永久沉默，不语己之所信，则有失志士之本分及对社会之责任，故余等不得已乞求退社。（后略）

是年三十三岁的堺和三十二岁的秋水写下了如此格调高远的文字。这篇《退社之辞》还造就了另一名社会主义者，那就是荒畑胜三（寒村）。10月12日中午，在横须贺海军工厂当学徒的荒畑胜三一边吃着便当，一边无意地展开先前包便当盒的《万朝报》，映入他眼帘的便是《退社之辞》。当时十六岁的少年胜三感觉“自己受到极大的冲击，眼前火花四射”。他被那两个离开《万朝报》的人所写的《退社之辞》所震撼，当时社会上盛行主战论，而这两个人竟然公开宣布反战。由此荒畑寒村决心终身做一名社会主义者。寒村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10月12日的感激之情，大概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消失。”

第二年的11月15日，堺和秋水在位于东京市麹町区有乐町三丁目十一番地的租来的房子中创立了平民社，作为社会主义活动的据点。这个地方在现在的有乐町MULLION商业中心的斜对面。在这里，他们高举法国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创办了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报纸《平民新闻（周刊）》。

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始于1900年社会主义协会的成立。次年，也就是1900年的5月，协会的核心成员秋水、片山潜等人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但是该党成立仅仅两天就遭到禁止，于是，他们再次通过社会主义协会开始启蒙活动。为了通过反对日俄战争来壮大社会主义运动，平民社办起了报纸。《平民新闻》首期先是印了五千份，之后又立即加印三千份，总共达到八千份。当时不要说电视，连广播也没有，因此，出现一家讴歌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否认属于国家专有权力范围的战争的“反战”主张的活字媒体，不仅令人感到新鲜，也是划时代的事件。堺后来写道：“日俄战争中反战论的出现，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最初的一大飞跃。”《平民新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印数通常在三千七百份至四千五百份，从当时报界的发行量来看，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刊登有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五十三期和创刊号一样，发行量达到了八千份。尽管如此，在罚款、禁止发行，甚至将发行人、印刷者以及执笔人投入监狱等持续不断的严厉镇压下，1905年1月，《平民新闻》在发完用红色字体印刷的第六十四期后停刊。之后，虽然出过《直言》《光》等出版物，但都没有长期延续下去。

在此期间，从1905年11月开始，秋水到美国去了半年。他在旧金山遇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发生了大幅转变，立场变得激进。他回国后，在1907年1月17日创办了《平民新闻（日刊）》，这份社会主义的报纸每天面向全国发行。秋水在《平民新闻（日刊）》第十六期（1907年2月5日）上发表了《余之思想的变化》，文中写道，只有采取直接行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一观点与片山潜、田添铁二等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派的主张形成鲜明对立。随着秋水的直接行动主义的提出，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07年2月17日召开的日本社会党（1902年2月建党）第二次大会上，两派的对立达到顶峰。随着《平民新闻（日刊）》直接行动派色彩的增强，当局也加强了镇压，该报于创刊四个月后的4月14日，在发行了七十五期之后停刊。

此后，片山潜于1907年6月创办了《社会新闻》。与此同时，在大阪，森近运平在来自宫武外骨的资金支持下，创立了大阪平民社，地址在大阪市北区上福岛北三丁目（现在的福岛区福岛七丁目“城市之塔西梅田”附近），开始发行《大阪平民新闻》（后改名为《日本平民新闻》），每个月出两期。运平的立场与堺利彦相同，介于直接行动派和议会政策派之间，但其所办报纸的直接行动派色彩浓厚。同样在1907年6月，松尾卯一太和新美卯一郎等人在熊本市创办了《熊本评论》（每月两期）。但是，上述两份出版物相继受到镇压，1908年8月，《日本平民新闻》被迫停刊，同年9月，《熊本评论》也不得不终止发行。接下来是在群马县的高崎市，1908年5月诞生了宣传社会主义启蒙思想的月刊《东北评论》，但是因为其第三期（10月1日发行）被勒令禁止发行导致最终停刊。第三期的印刷人新村忠雄入狱两个月，出狱后他寄宿于东京的平民社。

1907年12月8日，片山潜等人主办的《社会新闻》第二十八期刊登了只有一百九十个字的宫下的来稿，题为《来自尾张龟崎》。宫下很少写东西，在这篇投稿中，宫下在叙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若干经历之后，提到了正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横须贺造船厂，宫下写道：“（小生）熟知资本家的压迫和欺瞒手段，读贵报第二十六期关于横须贺造船厂共济会的报道，深感由权力阶层把持的工会只会损害职工的利益，绝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事实确实如此，职工们不仅受到工资的束缚，还受到共济组合或消费组合的束缚，像是被两把大锁锁着。”

宫下之前辗转于各地，亲身经历了极其辛苦繁重的劳动，在工会运动还未充分发育的时代，他对工人解放的性质和方向的认识是激进的。宫下看了《平民新闻》之后，尤其赞赏直接行动派的主张。在自己的来信被《社会新闻》刊登后不久，12月13日，宫下利用去大阪出差的机会首次造访了平民社，见到了森近运平。交谈过程中，宫下询问了森近对皇室的看法：“森近先生，您对皇室怎么看？”

他俩是第一次见面，而且森近比宫下年纪小六岁之多，面对如此对象突然问一个关于皇室的问题，宫下的无畏和直率的性格可见一斑。

确实，对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对于否定一切权力和权威的无政府主义来说，如何对待皇室是一个深刻的课题，宫下似乎当时也面临这一问题，因为他看过当时早稻田大学教师烟山专太郎写的《近世无政府主义》（1902年刊行），那是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介绍，里面介绍了一些当时社会主义者所解读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这本书使宫下深受刺激。宫下是个急性子，见到森近后便问了这个问题。被问的森近运平读过当时古代史研究者久米邦武写的否定有关日本诞生的神话以及天皇神话的《日本古代史》，已经开始有了自己对皇室问题的认识：“宫下先生，我并不认为日本皇室能够逆世界大势而继续保持其特别的地位。另外，纪元两千五百年是错的，橿原宫即位(1)的历史也是不可信的。”

宫下心中对于皇室的疑问越来越大。第二年，1908年1月18日，宫下又问了来东海地区做宣传的片山潜对皇室的看法：“片山先生，有无可能取消皇室？”

片山答道：“如果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取得了多数，宪法也是可以修改的。为此首先要实现普选，这是前提。”

片山的这一回答让宫下感到失望，干啥要向议会政策派的论客提出这一问题呢？根本没有必要。次月，宫下在去奈良出差之时再次到大阪见了森近。对于此时的宫下，森近在2月5日出版的《日本平民新闻》上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道：“这是一位掌握着用铁锤和螺丝刀装配机械技术的人，其头脑之明晰为帝国大学的先生们所不及。”直率，技能优秀，头脑清晰，并且注重行动，这就是宫下给运平留下的印象。不过，运平后来也告诉过秋水，这个人“很单纯”。他的这一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不过，除了上述因素外，对宫下的皇室观影响最大和最深的是他与《入狱纪念·无政府共产》这本小册子的邂逅。

1908年11月3日，宫下收到了一个包裹，寄件人不明。打开包裹，里面只有五十册很薄、印刷很粗糙的小册子。封面上用红底白字横写着“无政府共产”，另外用红色字体竖写着“入狱纪念”。在封面的中央还印有一面红旗，红旗上用白色字体标出了“革命”。红旗虽然不大，但是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很有感染力。翻开封面，里面跳出了一行字来：“佃农为什么这么苦？”这就是这本小册子的标题。

仔细看一下，书上写着，佃农之所以困苦在于其被三种“迷信”所束缚：一是以为向地主交租是当然的；二是以为纳税的义务是当然的；三是以为服兵役的义务是当然的，因为没有军备就会被外国人所杀。在《无政府共产》这本小册子中，作者呼吁消除政府，建立没有天子这一政府头领的自由国家。在书中作者还告诉读者，天子什么都不是，更不是什么“神之子”，人们只是受了小学老师等的欺骗，等等。就其写法而言，这是一本近似于宣传动员用的小册子。这本只有十五页的小册子浸润了宫下的心田，迄今为止折磨着他的疑问一下子冰消雪化，“太好了！”他差点叫出声来。小册子的开头写着：“你为何贫穷？如不知道原因，就应该问一问。天子、有钱人、大地主，都是吸人血的坏蛋。”这些通俗的话语一下子撼动了他的心灵。很久以后宫下才知道，给他寄来这批小册子的是位于箱根大平台的曹洞宗林泉寺的第十代住持内山愚童（生于1874年），而当时他与愚童从未相识。

尽管当时宫下并不知道小册子是谁送的，也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小册子中的内容还是引起了他的共鸣。一周后的11月10日，当他得知天皇乘坐的“专列”将经过大府站，便向厂里请了假，带着小册子来到车站，一边说着“天皇大人什么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一边向前来恭迎的人们分发。但是人们的反应很冷淡，这大大出乎宫下的意料期待。他觉得这样下去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开始坚信，必须让人民知道，天皇也是人，和我们是一样的，否则对天皇的迷信就不会消失。“必须造炸弹，让人民知道，天皇和我等一样，也是会流血的人，以此来打破人民对天皇的迷信。”直性子的宫下认准了这一点后便一下子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或许他将自己的行为与《近世无政府主义》中所介绍的俄国革命党的行为结合在了一起。宫下认为，要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社会主义，就必须打破对天皇的迷信。他的这一直觉朴实而敏锐，作为天皇制社会基础的社会意识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宫下过于性急了，他的想法是粗浅的，并非是在对天皇制国家这一强大的政治系统进行冷静分析后所形成的思想。

当宫下开始认识到要打破国民对天皇的迷信就必须杀掉天皇，他就进一步开始行动了。一直以来宫下就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对他而言，言语与行动两者之间恐怕很难分开，就像石川啄木在诗歌《一勺可可》中所写到的那样，“我明白，恐怖主义者的，悲哀的心灵，对他们而言，话语和行动难以切分，就像他们的心，唯一而难以切分（后略）”。

1909年2月12日，宫下为安装制材厂制造的机器，出差前往东京，期间他顺便去了位于巢鸭的平民社，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秋水。

“我认为，只要把炸弹投到天皇身上，大家就会明白他和我们一样是人，迷信就会被打破。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行。”

宫下告诉了秋水，自己决心用炸弹暗杀天皇。但是秋水并不完全赞同，他说：“这种做法或许也有必要，但那是以后的事。”

关于秋水暂且不说。宫下接着又去见了运平，运平当时因为《日本平民新闻》被迫停刊，关掉了大阪平民社，搬到了东京生活。宫下对运平说了同样的话，但是运平明确拒绝道：“我有家室，不行。”一个月后，也就是3月，运平和妻子一起返回了老家。

但是之后，宫下通过写信结识的管野须贺子（1881年出生，号幽月、须贺），得知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新村忠雄（1887年出生）抱有与自己相同的想法。宫下利用调换工作至明科的机会，中途再次去了东京，在平民社和管野见了面。见面时管野向他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新村，另一个是当时经常到平民社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古河力作（1884年出生），他当时是位于东京泷野川的草花园艺场的一名园丁。后来在狱中，力作吐露了当时的实情：当管野动员他参加用炸弹暗杀天皇的行动时，平时喜欢说大话的他一方面不好意思说“不”，另一方面想反正自己随时都可以脱身，于是就消极地答应了。就这样，得到二人或者说三人支持的宫下就赶快去造炸弹了。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这三人或者四人曾经凑在一起，反复商量、制订周密的“暗杀计划”。宫下和古河两人甚至连面都没见过。至于后来在管野寄宿的简易出租屋内练习炸弹的投掷，以及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投掷炸弹的顺序等，更是如同儿戏，实在谈不上是为实施“大逆”所作的阴谋和准备。

宫下在明科的山里进行试爆后大约过了半年，即1910年5月过半，当地的警察一下子忙乱起来了。宫下来到明科后不久，长野县警察部即根据来自山梨县警察部的情报，将其作为社会主义者列入了需要监视的人员名单中，明科派出所的巡查小野寺藤彦紧盯宫下不放，甚至在他工作的制材厂里也安插了两个密探。结果，他们发现宫下让其同事新田融（1880年出生）等人制作了二十多个铁皮罐，怀疑其在制造炸弹。宫下和管野、新村的交往，警方当时也已经掌握。因此，小野寺等对宫下寄宿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但是，在这次搜查中，警察未能发现制造炸弹的关键材料及药碾等物品。于是警察继续进一步打探，得知宫下将铁皮罐等存放在其部下清水太市郎那里。

5月25日，长野县警察部的搜查一举取得突破。

早上6点多，在小野寺等审问清水的过程中，清水交代，宫下计划于今年秋天用炸弹袭击天皇，听说新村和管野也参与了这一计划。获得这一“证言”四小时后，上午10时许，搜查人员突击搜查了明科制材厂，收押了被认为用来制作炸弹的铁皮罐子、药品以及书信等。但是在搜查中并没有发现最关键的物品——炸弹。中午，宫下被作为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的“准现行犯”逮捕。接着，在长野县屋代町（现在的千曲市）的新村被作为共犯逮捕。深夜11点多，忠雄的哥哥（比忠雄大六岁）善兵卫（1881年出生）被以向宫下提供被认为是用于制作炸弹的药碾等为由，作为共犯遭到逮捕。以上三人均被押送至松本警察署。在东京的管野当时正因与幸德秋水一起创办《自由思想》刊物一事受到处罚，刊物被禁止发行，罚款尚未缴纳。5月28日，她被更换罪名，投入东京监狱。

随着搜查的进一步展开，从被扣押的宫下的笔记本中发现了在东京府北丰岛郡泷野川村（现在的东京都北区泷野川）“康乐园”从事花卉栽培的园丁古河的名字，于是他被当作了共犯。宫下为何会记下自己根本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的古河的名字甚至其住址呢？这只能说他做事粗疏。28日，松本警察署派小野寺巡查等二人前往东京，将古河带回调查。29日早晨，在长野地方法院检察局将其逮捕。接着，6月2日，宫下原来的同事、协助其制作铁皮罐的新田也被作为共犯逮捕。当时上述人员的罪名都是涉嫌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新田的被捕同样说明了宫下的粗疏。新田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同志，只不过是职场上的部下，但是宫下却让他参与了与炸弹有关的重要物品的制作，甚至还可能向他泄露了暗杀天皇的打算。对此水上勉也感到愕然，他在《古河力作的生涯》一书中写道：“本该是慎重缜密的大阴谋，却那么粗疏和马虎。”

宫下调换工作时，他的妻子拒绝一同前往明科。好像期间经过几次协商，但最后两人还是离婚了。也许是因为这个空隙，5月初起他与清水的姘妇有了关系。但是当时宫下又不想与那个女人的“丈夫”清水摊牌，于是心烦意乱的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年轻的新村，并且与之商量。这里的事情微妙而复杂，但是它暴露出了一个更加重大的事实：当时正在通往恐怖分子的道路上疾行的宫下未能战胜孤独，似乎掉入了“陷阱”之中。或者也许应该说，没有名气的社会主义者宫下太吉，还没跑到终点就被“绊脚石”绊倒了。神崎清编的《大逆事件》第一卷的照片页上有宫下的照片，1910年5月15日拍摄的，也就是在即将被捕之前。照片上的他，两眼直愣愣的，脸绷得很紧，虽然表情看上去很精悍，但实际上却……

长野县警察部下属松本警察署接到小野寺巡查等人的报告后，即与长野地方法院检察局联系，将其作为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的案件开始进行调查。(2)但是，在松本警察署的警官们5月25日制作的文件中，除了宫下和新村兄弟俩之外，幸德秋水也被列入了名单之中，尽管当时并无证据表明幸德也参与了此事。该文件说他们“密谋的结果，以加害于他人为目的”，制造了爆炸物。接到有关逮捕宫下和新村兄弟、对他们的住处进行搜查的情况以及有关清水的情况的报告后，长野地方法院检察局检察长三家重三郎于5月27日一早匆匆赶往东京，见了检察总长松室致、司法省次官河村兼三郎、司法省民刑局长兼大审院次席检察官平沼骐一郎等人，向他们进言，此案并非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的案件，而像是适用于《刑法》第七十三条的案件。不过此时松室态度较为慎重，他认为仅仅根据“清水证言”就下此判断依据并不充分，指示先作为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案继续进行调查。尽管如此，考虑到该案可能适用《刑法》第七十三条，他急派东京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小原直携带处理长野地方法院检察事务的委任状前往当地，调查内容包含“大逆罪”。

27日，松本警察署将宫下、新村兄弟三人移交给长野地方法院检察局。在相关材料上，不仅有上述三人的名字，还有秋水、管野、古河、新田的名字，共计七人。

到了5月31日，案件性质大变。因为在29日，宫下和新村向东京派来的小原和长野当地的副检察长和田良平“自供”：制造炸弹的目的是要杀害天皇。于是，长野的检察长三家在当天将该案作为应由大审院管辖的违反《刑法》第七十三条案呈送检察总长。检察总长松室接到报告后认为这七人“阴谋危害至尊（意即天皇），且制造行动所用之炸弹，准备遂行阴谋”，向大审院院长横田国臣申请对这七人进行预审。

虽然当时的预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起诉环节，是就是否应该移交法庭审理对被告人进行的事前调查，但是实际上等于是为证明被告人有罪而进行的调查。在被申请进行预审的七人中，有关宫下、新村和管野等涉嫌违反《刑法》第七十三条的证据并不完整，而新村善兵卫和新田明显是被卷进来的受害者。

至于秋水，当时参与案件处理的神户地方法院检察长小山松吉后来在思想系统检察长联合会上这样说道：“当时相关官员一致的意见是，幸德传次郎与此案不会没有关系。松室总长认为，管野须贺是其姘妇，新村忠雄和宫下如同其弟子，均受到幸德鼓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幸德与此案不可能没有关系。既然松室总长也认定幸德是共犯，所以虽然当时有关他的证据比较薄弱，但还是对其一并提出了起诉。”这个案件就是这样，一开始就以预断和推测为跳板，然后使用包含捏造在内的手法一直弄下去，最后成案的。

宫下被捕后仅仅过了一周，发生在信州明科的制造炸弹案的性质就变成了触犯《刑法》第七十三条案。本来，从天皇制国家这一角度来说，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存在“大逆”，因为当初1882年施行的旧《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首次写入“大逆罪”时就有反对意见，认为作为日本国民，这一规定本身就是一种“不敬”。既然如此，此案件的处理就没有必要硬搬出《刑法》第七十三条来。但是，当时国家的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国家而言，要实现这一图谋，没有像第七十三条这么方便、这么易于捏造的法律了，因为在适用《刑法》第七十三条的案件审判中，一审即终审。

其实，当局之所以认为管野、新村等人支持了宫下用炸弹暗杀天皇这一激进做法，就其背景而言，与当时的思想镇压以及政治氛围有很大关系。

1908年7月，桂太郎继西园寺公望之后掌握了政权，他是按照当时政界的元老、最高权力者山县有朋的旨意上台的，在其组阁时发表的“政纲”中，公然提出了要遏制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出版和集会等的思想镇压方针。山县是一个绝对拥护皇室的人，他对社会主义极为恐惧。1907年11月3日，在美国旧金山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向各地发送题为《给日本皇帝睦仁君》的材料，主张对天皇开展恐怖行动，并且将这一材料秘密地发往日本国内。山县对此大为震惊，他写信要求各方加强对思想的管制。山县断言，之所以发生此事是因为西园寺对社会党取缔不严，他还向天皇诉说了此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赤旗事件”。

位于神田的锦辉馆是当时关东地区最早播放幻灯片电影的场所，1908年6月22日下午1时起，在那里举行了一场欢迎因笔祸入狱的山口义三（号孤剑）出狱的活动。欢迎会上既有评书，又有萨摩琵琶，还有剑舞，煞是热闹，参加人数达到七十人左右。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大杉荣、荒畑寒村等年轻充满活力的直接行动派人士，挥舞起事先带入会场、写有“无政府共产”等字样的手制红旗，走上街头开始游行。事先等在那里的神田警察署的警察立即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把旗帜收起来！”“不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夺。警察一下子逮捕了十四人，其中有荒畑、大杉以及前去劝阻的堺利彦以及山川均等人，还有包括管野在内的四名女性，并将他们关押在神田警察署。大杉等人在警察署里依然大吵大闹，拒绝接受调查。恼怒的警察们则对他们踢打踩踏，施以暴力。大杉和荒畑被警察扒光了衣服，再加上被拖来拖去，几乎晕死过去。深受侮辱的大杉气得嚎啕大哭。寒村后来在回忆这一时刻时写道，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杉哭。事件发生后，山县等人激烈批评西园寺政权，认为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政府在取缔社会主义方面过于手软。在他们的压力下西园寺内阁被迫下台。这就是“赤旗事件”的经过。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一事件是在受山县指使者的挑衅下发生的。

被捕的十四人均被以涉嫌抗拒官吏罪、违反治安警察法遭到起诉。当时正是取代西园寺内阁的桂内阁上台后不久，在审判中，只有管野和神川松子二人被判无罪，其余十二人被判处刑期不等、最高达两年半的监禁。对这类事件做出如此严厉的判决，史无前例，极大地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法院被当作了镇压的工具。虽然按理说在当时司法是独立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明显地以山县和桂的意志为转移。

包括法院做出的重判在内，“赤旗事件”给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冲击。随着桂政权强化对思想、言论的镇压，社会主义者开始从早到晚受到跟踪，他们即便隐藏起自己的思想和信仰也找不到工作，很多人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管野觉得在这一事件后自己被逼入了极端，她意识到，只有走极端，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采取革命的手段，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她的这种焦虑和走投无路的感觉，与宫下那种不杀掉天皇、人民就不会发生变化的想法产生了共鸣。愚童之所以在林泉寺须弥坛的草棚里印制《无政府共产》，也与“赤旗事件”的影响有关。

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名著《面包与自由》(3)的秋水，因患结核此时正在老家高知的中村（现在的四万十市）养病。“堺被抓，速归”，一封关于堺利彦遭逮捕的电报飞到了他的脚下。秋水抱病起身，于1908年7月21日乘船从高知县幡多郡的下田港出发，前往东京。途中，他去了新宫，在那里住了两周左右，大石诚之助医生对他的病情做了诊断。其间，他和熊野的社会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一起愉快地在熊野川抓虾什么的，这件事后来也被作为捏造罪证时的素材。在从纪州熊野去东京的路上，秋水参拜了伊势神宫，并且顺便去了箱根的林泉寺，与愚童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伊势神宫是皇室宗庙，秋水去那里参拜一事似乎让人得以窥见其天皇观。

再说大审院院长横田。5月31日，他决定开始预审，并任命来自东京地方法院的潮恒太郎、原田矿、河岛台藏三人为预审法官。这一“人事”安排系根据平沼骐一郎的意思。平沼在其《回忆录》中得意洋洋地记述了当时自己的想法：“预审在大审院进行，但是让大审院法官审的话我不放心，于是通过东京地方法院院长铃木喜三郎，让大审院下令，由潮恒太郎担任预审法官。”而且，平沼在得知信州的事件后即刻指示：“秋水定是魁首。须首先逮捕幸德。据说其在温泉地，为防止其逃脱，我已派认识他的警官前往。”将这段话与前边小山松吉说的话加以对照，就清楚地可以看出司法当局的意图，他们从一开始就将目标对准了秋水。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因为当时秋水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象征，司法当局为了遏制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才利用宫下案启动了“大逆罪”这一罪名。当然，这一点并非只是以平沼为代表的司法当局的意思。这一事件是在桂内阁执政时期发生的，桂内阁秉承山县有朋的旨意，在其“政纲”中就提出了要镇压社会主义。此外，司法官僚之所以利用宫下案启动“大逆罪”，也是为了自己升官，平沼自从知道这一案件后，便开始每天早上6点钟向首相报告全部情况。

秋水于1909年年初与妻子师冈千代子分手，不久与寒村曾经的妻子管野走到了一起，此事在他的同志中间引起一片哗然，受到广泛批评。加之秋水日常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受到严酷迫害，生活也很艰难，所以除了警察之外，他的同志几乎谁都不去位于千驮谷的他和管野同居的地方了。时而到访的社会主义者吉川守圀看到秋水衣衫褴褛、袜子上满是窟窿的穷困样子，以及屋子里那些曾经放满了书籍、如今却空空如也的书架，一时间话都说不出来。秋水的“刎颈之交”、当时在做投机倒把生意的小泉策太郎（号三申）实在不忍心看到秋水生活在如此困苦的环境中，在他和其他人的安排下，3月下旬开始秋水住进了位于汤河原的旅馆“天野家”，在那里一边静养一边写《通俗战国史》。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5月9日，因“赤旗事件”服刑一年半、期满离开千叶监狱的寒村，在得知秋水和管野两人的事情后，怀揣手枪去袭击这两人。但是这天两人正好偶然一起去了东京，结果才得以幸免。

被指名担任预审法官的潮，在决定开始预审的那一天——5月31日的夜里，立马向幸德秋水发出了有关讯问涉及《刑法》第七十三条案的传票。6月1日早晨，原本一边静养一边想着要重新开展活动的秋水离开了“天野家”，来到了靠近汤河原的轻轨门川站。秋水刚一到达，即被手持传票的横滨检察局大田黑英检察官等逮捕，时间大约在上午8点半左右。此时的秋水，只有三十八岁。

《大和新闻》晚刊抢先报道了秋水被逮捕的消息。这天，来大和新闻社校对部上班的吉川守圀突然被在门口等他的同事，也是他的“隐蔽的同志”拦了下来，那人将他带进了报社里的厕所，在将门从里面反锁之后贴着他的耳朵小声地问道：“你看了晚刊了吗？”

“不，还没有。”

“是吗，幸德被抓了。晚刊已经登了。不过，你决不要在别人面前看晚刊。”

大吃一惊的吉川来到校对部，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将一份晚刊放入怀中，随后去附近的商店买香烟。在店里，他悄悄地翻开晚刊一看：

《社会主义者被一网打尽》《幸德秋水被抓获！——头等大阴谋暴露？》

超大标题跳了出来。

坂本清马是在群马看到《大和新闻》的独家报道的，他也感到十分惊讶。他将秋水尊为自己的导师，后来因为一些小事而吵架分手。当时清马正在各地游历，当他为了确认此事而返回东京时，不知何故，自己也成了被调查的对象。

在宫下上班的国营明科制材厂西南约一公里处，有储木场和矿车轨道的遗迹。从那里再往西，沿着犀川，坐落着明科历史民俗资料馆。在这一公共设施里边，设有一个“大逆事件之角”，这在全国也是唯一的一家，很稀罕。在那里展示着事件相关年表、明科的地图、关于事件的若干说明，还有宫下、幸德、管野等人的照片，以及药碾和外形看上去有点奇怪的炸弹模型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中有很多表扬小野寺巡查的内容。小野寺巡查当时受到赞扬，说他为防止“大逆”实施立下了巨大功勋。不仅明科当地，而且周边的町村、县议会、警察署等都竞相称赞其为“我等家乡之荣耀”“忠君爱国”的警官，对其进行表彰，向其发出感谢信、赠送纪念品。文字的内容多为不眠不休，防“大逆”于未然；不仅救了陛下，也救了我等国民，让我等感到放心；您乃我等长野县警察部之光荣，等等。“长野县巡查小野寺藤彦　鉴于右者于犯罪搜查中功劳卓群，依据明治四十三年（1910）第四百三十八号敕令，授予警察官吏及消防官吏功劳记章……内务大臣正三位勋一等法学博士男爵平田东助”。小野寺巡查是警察官吏功劳记章制度设立后的第一个受到表彰的获奖者，而这一制度正是以“大逆事件”为契机设立起来的。数了一下，展示角里展示的给小野寺的感谢信有七封之多。当时对小野寺的赞扬性报道非常热，报纸上充斥着类似于这样的文字：“桂首相、西园寺侯爵及河村司法次官等因公途经明科站，彼等特意于该站下车，径直看望了小野寺巡查，感谢其功劳。”（《信浓每日新闻》1911年1月27日）。不仅在宫下被捕的地方，就是在出了连坐者的熊本，经《九州日日新闻》等的报道，小野寺也成了“时下之名人”。

“大逆事件之角”宛如小野寺巡查事迹资料室，而时间也好像停留在了1910年至1911年。我问了一下，回答说这个资料角建于1981年，也就是宫下被处刑后七十年。面对国家话语之根深蒂固及其传承力，我再次无语。“大逆罪发现之地”这一标柱在其建立后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即2005年，也还照样竖在那里。

6月1日傍晚，当局根据报纸法下令禁止刊登相关报道。当时在内务省、司法省已经成立了记者俱乐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通过操控信息来压制言论的状况。4日，禁令被部分解除。同日发行的《东京日日新闻》传达了政府的方针：“当局表示，其方针乃彻底铲除，直至可向世界骄傲宣告已无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与此同时，该报也传递了东京地方法院检察局小林芳郎检察长关于“案件不大”的谈话：“此次阴谋确实令人恐惧，然余确信本案相关者仅以上七人，不会连累其他人。”接着，5日发行的各家报纸报道了内务省有松英义警保局长的谈话：“此次被拘捕之被告人仅七人，案件所涉范围极小。”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说，通过七个人的“炸弹案件”这一件事情就可以彻底镇压无政府主义。

但是，实际上建立在预断和推测基础上的“大逆事件”愈演愈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1909年3月被东京朝日新闻录取为校对工的石川啄木，在得知“阴谋案”的报道后全身颤抖、深感震惊，他阅读起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啄木1911年写的日记中记有上一年（1910）发生的要事，在那里他写道：“6月，幸德秋水等阴谋案被发现，余之思想发生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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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日本古籍《日本书纪》记载：“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位于橿原宫，是岁为天皇元年。”但这只是传说，并非信史。据推算，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是公元前660年2月11日。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集团为确立神道教的国教地位，于1889年在奈良县橿原市修建了橿原神宫，并将2月11日定为纪元节。二战后，纪元节被废止，1967年改为建国纪念日。

(2)　根据1890年公布的相关法律，日本在法院内附设检察机关（但并非作为其下属机构）。战后，1947年，制定和公布了新的相关法律，检察机关和法院分别单独设置。

(3)　该书的日文本名为《麺麭の略取》（中文直译为“《面包的略取》”）。考虑到巴金将该书译为《面包与自由》（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为方便理解，将该书日文本书名改译为《面包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