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重复与创新的可能性

从这一角度来看，生命的进化史和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史都可以看作相邻可能在不断延伸与扩展的历史。每一种新的创新出现后，更多相邻可能就又出现了。但是，在一些系统或环境中，要探索新的相邻可能空间则会更容易些。在本书开篇，我们讲到“达尔文的悖论”。要解释该悖论，需要先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珊瑚礁的生态系统能极大地促进相邻可能的扩展与延伸？在极小的珊瑚礁空间里，生命形式的数量却大得出奇；与之相比，在广阔的大海里，生物多样性却少得可怜。而与小镇和农村相比，在大城市里，与商业相关的相邻可能则能更快、更深入地开发。

在人类的通信技术史上，网络对通信媒体中存在的相邻可能进行了最快速、最深入的开发。1994年年初，网络只是一种基于文本的媒体平台，各文本之间通过超链接取得关联。但只用了几年时间，网络的相邻可能空间就大大扩张了。网络这个平台可以实现金融交易，并最终演变成虚拟购物广场、拍卖行等。不久，网络又发展成一种新的、双向互动式的媒体平台。在网络上，人们不仅可以阅读他人的作品，而且可以很方便地发布自己的作品，从而推动一批全新事物的出现，比如，用户编辑的百科全书、博客世界和网络社交。YouTube的出现，让网络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视频传播系统。而其后数字地图的出现，也引发了一场制图革命。

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发展模式，现代科学家称其为发明的“独立重复”（the multiple）现象。在这一模式里，相邻可能同样起着作用。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一位聪明的科学家或发明家想到奇妙的新创意，并且把这个新创意公之于众。然后他却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里，有3个人先后都想到了这个创意。1611年，居住在4个不同国家的4位科学家同时发现了太阳黑子的存在。1745—1746年，居住在荷兰莱顿市的迪安·冯·克莱斯特（Dean Von Kleist）和康奈尔斯（Cuneus）先后发明了电池。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4)和卡尔·威尔海姆·舍勒（Carl Wilhelm Scheele）分别在1772年和1774年独立地分离出氧气。19世纪40年代，能量守恒定律先后4次被不同的人提出。柯斯金斯基（S. Korschinsky）和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1848—1935年）分别在1899年和1901年先后发现基因变异对于生物进化的重大意义。1927年，又有两位学者分别独立发现X光的照射会影响基因的变异率。电话、电报、蒸汽机、摄影术、真空管、收音机，在现代生活中的几乎每一项重要技术突破与发明过程中，都存在一个“独立的重复”。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两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威廉姆·奥格本（William Ogburn）和多萝西·托马斯（Dorothy Thomas）决定做一项新的研究，即尽可能地记录下创新历史上有关“独立重复”的案例。最终他们将研究结果写成了一篇极有影响力的论文，并取了一个引人思考、意义深远的标题：《创新是不是一种必然》（Are Inventions Inevitable）。他们一共找出了148份创新案例，每份案例的“独立重复”均发生在同一个时代里。这篇论文的读者不仅惊叹于案例数量之大，同时，更加惊叹于这些案例与未经过滤的伟大创新史没什么两样。

某些时代精神（Zeitgeist，尤指文学、哲学和政治中表现出来的）的相关理论至今并不明确，而人们常常引入发明的“独立重复”案例来为其佐证。而发明的“独立重复”现象之所以出现，有一个更加有根据的成因。好创意并非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由一些现存的部件加以组合、拼接而成的，而这些部件的内容与数目会随着时间扩增（有时也会缩减）。在这些用来拼接或组合的部件中，一些是概念性的，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或者是确认问题之所在的新定义；而另一些，实际上只是一些机械部件。

为了分离出氧气，普里斯特利和舍勒都必须先有一个理论框架，理解研究空气成分的重要性。同时，要清楚空气是由不同的气体混合而成的。这几点，直到18世纪后半叶才为大众所知。但要完成氧气的分离，他们还得有先进的称重工具。当实验中的物质发生氧化反应后，可以称出重量上的细微区别。这种称重技术于1774年出现，至此也只有几十年历史。当上述的几项概念性或技术性的部件出现以后，氧气的分离就进入了相邻可能空间中。如俗语所说的，分离氧气似乎已“近在咫尺”。不过，如果没有之前出现的各种前提条件，氧气分离的实验不可能成功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