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舞台已就
《新闻周刊》换了老板和编辑，他们热切期盼能挑起一场争论，于是他们决定了由保罗·萨缪尔森来挑战米尔顿·弗里德曼。
随着滞胀危害日深，凯恩斯主义面临考验。
喜欢离群索居的文森特·阿斯特[1]执掌纽约房地产家族企业的美国分部，他在英国堂兄威廉·阿斯特[2]位于克莱维顿的乡下庄园[3]居住时偶感风寒，此后一直未能痊愈。宏伟而阴暗的建筑承载着诸多历史的回忆。正是在这些20世纪30年代奢华的周末派对上，威廉的双亲，沃尔多夫[4]和南希[5]举办“克莱维顿盛会”，政府高官、新闻编辑与贵族名流等社会精英聚集一堂。在30年代，这些人更倾向于对阿道夫·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6]
时年66岁的文森特·阿斯特此时正携比自己小十岁的第三任妻子布鲁克访问自己的英国堂兄们，他充满爱意地称呼她为“甜心”。她与纽约天主教大主教一起参加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加冕礼，然后在伦敦与丈夫会合。在他们短暂的英国之行结束后，文森特感冒未愈就和布鲁克登上了驶往曼哈顿的“合众国号”豪华邮轮。
海上之旅似乎激发了文森特的想象力。他在25岁时继承了父亲在阿斯特家族的财富，他的父亲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四世[7]死于泰坦尼克号皇家邮轮的处女航。约翰·阿斯特在这艘“永不沉没”的邮轮开始沉入大海之时泰然自若，面临巨大的灾难依然保持优雅，这令时人津津乐道。有报道说，这位身材高挑、相貌英俊、沉着镇静的百万富翁护送自己有孕在身的妻子登上救生艇之前，曾走向船上的狗舍，将所有的宠物狗放生，包括他自己的一只名叫凯蒂的艾尔谷犬。据说在鸡尾酒酒吧静待自己的命运降临时，阿斯特曾半开玩笑地说，“给我来点冰，不过这听着有点讽刺”。这则传闻可能并不是真的，但是这个故事使公众对文森特的父亲印象深刻，即安静地接受提前到来的死亡，没有一丝抱怨。
结束对英国的访问，回到美国后，文森特和布鲁克去了阿斯特家族在芬克利夫墓园的墓地，它坐落于纽约城以北大约160公里的哈德逊河畔。他在附近的波基普西市找寻正在放映的一部英国新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是《冰海沉船》[8]，再次讲述了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故事。他想了解一下电影制作人如何表现他父亲不事张扬的英雄事迹。他还想知道这部电影如何讲述凯蒂被解救这件事。终其一生，父亲之死始终萦绕在他的心中。一次走在通向剧院包厢的楼梯上，文森特感觉胸部绞痛，后来经过诊断，表明这是一次轻微的心脏病症状。
回到曼哈顿以后，文森特的病情恶化了。1959年2月3日晚上，他与布鲁克本来计划参加一场晚宴。由于感觉身体不适，他让妻子自己前去赴宴。当她晚上回到家时，发现丈夫躺在床上，呼吸困难。布鲁克·阿斯特给文森特的私人医生康妮·盖恩打了电话。医生断定他的病情已经稳定，无须送去医院。大约在午夜时分，文森特离开了人世，床边的两位妇人愁苦不已。这一悲剧性的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受到影响的不止布鲁克·阿斯特。她经历了重重变故，又活了五十年。文森特的离世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第一幕，这些事件出人意料地搭建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经济思想史上一场最重要、最激烈的决斗即将上演。
文森特·阿斯特给布鲁克留下了1.34亿美元的巨额财富，按照2020年的价格计算，约合12亿美元，其中第一笔价值200万美元的遗产不附带任何条件。剩下的财产中，有一半用于投资，为布鲁克提供了一大笔收入；剩下的一半用于文森特·阿斯特基金会。这家成立于1948年的基金会致力于“缓解人间的悲苦”，完全由布鲁克掌管，并且基金会产生的收入将按照她的意愿进行分配。她郑重地承担起在基金会的职责，并乐于扮演女慈善家的角色。她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金钱就像肥料，应当播撒四方”。阿斯特基金会拥有大量声名显赫的财产，包括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瑞吉酒店和《新闻周刊》杂志。
在听取建议之后，寡居的阿斯特夫人认为自己无意成为一名豪华酒店的管理者或者一位新闻巨子，于是她将瑞吉酒店和《新闻周刊》挂牌出售。这份杂志创刊于1933年，由亨利·卢斯名下取向保守的《时代》杂志的一些前雇员创办，风格更偏自由主义。然而，至50年代后期，这份杂志失去了自己的活力。时任《新闻周刊》华盛顿分部总裁的本·布拉德利[9]回忆，此时这份杂志由马尔科姆·缪尔父子经营，两人分别担任杂志的主编和执行编辑。这份杂志已经沦为一份呆板的商务周报，成了“由其生意伙伴组成的商会的附属品”“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光辉”。“它既没有汇聚顶尖的人才，也缺乏《时代》杂志的激情，更不像亨利·卢斯那样胆大妄为。”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10]写道。
当布鲁克·阿斯特决定卖掉这份杂志时，缪尔父子相信，作为文森特值得托付的朋友，他们将会首先得到出售刊物的报价，于是他们开始筹集资金。诺顿·西蒙[11]是生产罐装番茄和水果的亨特食品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据传他也对这笔交易感兴趣。然而，布拉德利另有计划。他与《新闻周刊》的编辑主任奥斯本·艾略特[12]开始寻找更令人满意的选择。他们找到了一个可能的买家，即《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菲尔·格雷厄姆[13]。
格雷厄姆精力充沛，富有魅力，与《华盛顿邮报》老板的女儿凯瑟琳·迈耶结为连理。他一直在想法找点事儿干，以摆脱顽固的抑郁症的困扰。格雷厄姆热情地回应了布拉德利和艾略特的初步意向，他告诉他们，“为什么你们不过来？现在就来！”自从从岳父手中接手《华盛顿邮报》以后，他一直盼着能够拥有一份自己可以做主并随意改造的产业。《新闻周刊》似乎恰好满足这一要求。它在新闻业界声名素著，正好可以与《华盛顿邮报》携起手来，成为风头正劲的《时代》杂志的潜在对手。这当然需要天赋、想象力和勤奋的工作，而格雷厄姆感觉自己正好具备这些品质。于是他在1961年3月9日提出了一份报价，当时一场暴风雪席卷纽约城。菲尔·格雷厄姆和凯瑟琳·格雷厄姆夫妇在其位于曼哈顿的卡莱尔酒店公寓等待来自阿斯特基金董事会的消息。性格开朗的布鲁克·阿斯特一开始就愿意出售给格雷厄姆，并说服董事会其他成员接受了这一报价。由此，《新闻周刊》以1500万美元的总价易手了，按2020年的美元计价，约合1.29亿美元。
杂志的编辑风格立刻发生了改变。正如布拉德利所讲的那样，“一夜之间杂志就摒弃了原来倾向于商会、商业和共和党的态度，表明了自己的新立场。与《时代》相比，它的风格更具青春活力，冷嘲热讽也更少一些，更加公道，说教更少，也更有趣”[14]。在新任主编奥斯本·艾略特的领导下，《新闻周刊》逐渐变成了一份更具自由主义风格并更具娱乐性的新闻周刊，以面向一般的读者群体。为了与偏右翼的《时代》区别开来，艾略特更换了撰稿人，用他的话讲，这些人“观点四平八稳，取向保守”。这一转变迎合了20世纪60年代进步主义的风潮。艾略特期待《新闻周刊》的评论专栏能够针对热点问题展开争论，由此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改变杂志的风格。在1963年8月格雷厄姆自杀离世之后，艾略特继续推进《新闻周刊》内容的转变。
艾略特在1962年10月引进了美国新闻业的巨人沃尔特·李普曼[15]，他是一名久经历练的记者，然后又在1965年早些时候引进了埃米特·休斯[16]，他之前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撰稿人，但后来与其旧主反目。之后，艾略特决定换掉杂志商业专栏的撰稿人亨利·黑兹利特[17]，代之以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亨利·沃利克[18]，后者曾是艾森豪威尔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黑兹利特是一名老派的保守主义者，反对联邦政府干预经济，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结束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的革命性思想被广泛接受以来，两个政党都拥护这一做法，以将失业降至最低水平。艾略特认为黑兹利特的观点已是“老古董”，于是着手寻找一名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以便能够反映林登·约翰逊[20]政府的凯恩斯主义思想。
显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21]是位不错的候选人。他是出生于加拿大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通过撰写包括《富裕社会》[22]在内的一系列畅销书，他已成为美国最为知名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和最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雄心壮志在于让自己进步主义的思想付诸实践，于是他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约翰·肯尼迪[23]等民主党总统工作。他又高又瘦，说话慢条斯理，态度温和，彰显了他的贵族派头。艾略特相信这样的明星人物是值得追逐的目标，这将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新闻周刊》有了新方向。加尔布雷斯不仅与政界和经济学界有着良好的关系，他还是遇刺身亡的肯尼迪的密友，还与这位已故总统的社交圈保持密切联系，包括菲尔·格雷厄姆和凯瑟琳·格雷厄姆夫妇，他们在乔治城的家中举办盛大派对，并使之成为传说中[24]的最富魅力的沙龙。
但是加尔布雷斯不感兴趣。人们从来不会低估自己的价值，他也从不将自己仅仅视为一名新闻杂志的专栏作家，也不愿让自己疲于应对每周的交稿。加尔布雷斯告诉艾略特自己习惯于写书，不愿意受《新闻周刊》专栏所允许的几千字的束缚。不过，加尔布雷斯婉拒邀约，实际上另有隐情。
1961年，肯尼迪总统请加尔布雷斯为自己新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寻找一位主席，这项使命的言外之意是拒绝其担任这一职位，而加尔布雷斯本来预计这一职位非自己莫属。肯尼迪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25]，后者在1960年总统竞选期间帮助肯尼迪更好地理解了当时所面临的经济选择。但是萨缪尔森无意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由波士顿迁往华盛顿，于是他拒绝了这次邀请。萨缪尔森发现年轻的总统总是犹豫不决。他回忆道，“人们对约翰·肯尼迪的印象全错了。大家认为他属于勇往直前、决策果断的类型，而实际上他做事谨小慎微、如履薄冰”。[26]
肯尼迪要求自己的高级助手和撰稿人小阿瑟·施莱辛格[27]打探一下加尔布雷斯是否还有意担任这一职位，但是此时加尔布雷斯另有打算。施莱辛格回忆道，当加尔布雷斯最终拒绝时，当选总统并未感到任何难过。加尔布雷斯担心其他人的建议将会超过自己对肯尼迪政府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讲的，“我不希望每天都围绕着‘坚毅桌’，与大致相同的一些人针对相同的问题展开相同的讨论，而且其中一些人还是我不愿意见到的”。[28]
尽管未能请动加尔布雷斯加入自己的团队，肯尼迪仍然邀请他勾勒出新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并在1961年1月自己的就职典礼上予以公布。加尔布雷斯列出了新政府应当致力于实现的目标，范围更为广泛，包括扩大公民权；增加对教育与健康的支出；尝试解决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外交政策更注重道德因素，停止对外国独裁者的支持；对更为贫困的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但是，当肯尼迪作为总统第一次向全国发表演讲时，加尔布雷斯发现新任总统的谨慎天性占据了上风。这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很多更为激进的建议并没有出现在演讲稿中。
两年之后，肯尼迪遇刺，权力转移至肯尼迪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这使得加尔布雷斯与民主党的领导层疏远了。加尔布雷斯不是约翰逊的人，也没有被邀请加入新政府，于是他继续著书演讲。不久，他发现自己与约翰逊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意见不一。正如加尔布雷斯的传记作者所讲，他“从一名政府高层的知情人变成了政府之外的一名激烈的批评者”。[29]
《新闻周刊》本来可以为加尔布雷斯提供一个完美的平台，以反对约翰逊的冒进政策，但结果并未如此。加尔布雷斯拒绝了艾略特的邀请，于是后者转向了萨缪尔森。与加尔布雷斯一样，萨缪尔森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学术界之外也广为人知，他在1948年撰写了广受欢迎的权威性的凯恩斯主义教科书，并简单明了地将其命名为《经济学》。但是萨缪尔森告诉艾略特他不感兴趣。“您要知道，由于那本教科书，我衣食无忧，不太需要钱。”他对艾略特讲道。艾略特反驳说，尽管他相信《新闻周刊》所能提供的一年几千美元的额外薪酬对萨缪尔森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新闻周刊》专栏将使萨缪尔森作为美国最为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的声望更为显赫。艾略特回忆，当他指出《新闻周刊》每周的读者高达1400万人时，“萨缪尔森竖起了耳朵，然后接受了邀请”。根据协议，每篇专栏的报酬为400美元，大约相当于2020年的3450美元。然而，当专栏在9月份开始刊登时，酬金升至750美元，相当于2020年的5800美元，这意味着一年17篇专栏文章的报酬高达98 600美元。萨缪尔森被告知，他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来撰写专栏，如果他愿意的话，甚至专栏的标题都可以自己来定。
艾略特的计划是找三位经济学家轮流在专栏上对新闻进行评论。他回忆道，“我有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一位中间派（沃利克），还有一位略微呆板的右翼学者（黑兹利特）”。艾略特感觉《新闻周刊》还需要一名年轻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来代替已被放弃的黑兹利特。艾略特还有另外一个好玩的念头，即只找两位经济学家来写专栏，萨缪尔森和另外一位，左派右派各有一人，于是他试探了一下萨缪尔森[30]是否愿意隔一周写一篇专栏。萨缪尔森的回复是，他忙于修改《经济学》，无暇他顾，但是他同意每三周可以写一篇。
自1936年凯恩斯革命性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出版以来，保守主义经济学一直处于守势，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也是如此。至60年代中期，由于成功地结束了大萧条，凯恩斯主义革命在美国经济管理领域声势日盛，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大学中，一批又一批的凯恩斯主义者代替了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教职。找到一名善于表达的年轻经济学家，并且反对萨缪尔森的观点，并非易事。但是，在作为保守主义经济学堡垒的芝加哥大学，有一位富有活力的教授吸引了艾略特的眼光，这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31]。令艾略特绝望的是，当他在1966年夏天试探弗里德曼的想法时，得到的回答也是“太忙了，没有时间为《新闻周刊》写专栏”。艾略特非常失望。但是他并不知道，弗里德曼令人敬畏的太太罗丝正在说服丈夫接受《新闻周刊》的邀请。
“尽管他也认为这件事值得去做，但是我丈夫极不情愿接受这项任务，”罗丝回忆道，“他认为自己很难找到足够的话题，能够在一篇专栏文章这么短的篇幅内讨论清楚……他感觉这太耗费时间，会干扰他自己的研究，而研究和教学才是他的主要任务。”[32]罗丝·弗里德曼懂得为一份声名显赫的新闻杂志撰写专栏有助于提升弗里德曼的形象，于是她劝说自己的丈夫，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会找出时间来传播自己的思想。
她告诉弗里德曼，通常而言，研究和思想的传播是由两类不同的人来完成的。但并非总是如此。“比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两件事都做。”她这样劝说他。而且，就像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的雄心壮志远不止理论经济学。“比如，解释政治自由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明政府日益广泛地干预我们的生活可能会产生何种后果，这类工作现在做得并不好，”罗丝回忆说，“我感觉我丈夫拥有特殊的才能和知识，这使他特别适合完成这类任务。”[33]
弗里德曼列了一个自己想要讨论的问题的清单，并写了两三篇专栏文章作为试验，看看自己是否能满足《新闻周刊》要求的文章长度和行文风格。他将这些试验性的文章寄给了自己的好友芝加哥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34]。他同意罗丝的观点，认为弗里德曼才思如泉涌，因此敦促他接受《新闻周刊》的邀请。但弗里德曼还是下不了决心，于是他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萨缪尔森，在芝加哥读研究生时弗里德曼就认识他了。弗里德曼回忆，经过长谈以后，萨缪尔森“强烈建议我接受邀请”。[35]通过鼓励弗里德曼给《新闻周刊》撰写专栏，萨缪尔森暗示在所有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中，弗里德曼是最为合适的对手。
对于艾略特而言，促成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一起撰写专栏是在新闻界搞了一次创新，这件事甚至上了《纽约时报》。[36]艾略特“极具创意”地将风格迥异的经济学家撮合在一起，这在来年赢得了诸多赞许，从而使他获得了该年度财经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杰拉尔德·勒布奖。
自1931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37]第一次在知名的学术期刊上挑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引发一场决斗以后，一场最能言善辩的经济学大家之间最为持久的舌战即将登场，而舞台已经搭好。无论是艾略特还是萨缪尔森或者弗里德曼都没有预料到，在接下来的十八年间，两人轮流发表了一系列专栏文章。在此期间，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的霸权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38]
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数量惊人，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对经济学当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持续展开争论，这些文章对于公众了解经济学所做的贡献，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如果不是由于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宽容大度和谦虚有礼，这场对战本不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两人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互为敌手，但私交甚笃。他们思考和写作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这反映了他们迥然不同的观点。萨缪尔森的行文风格显露出自己的个性。作为在本领域颇有建树且自信满满的公认领袖，他撰写的稿子体现了他的这些特点，他回应挑战时总是表现得宽宏大量，有时也稍显高人一等。相反，弗里德曼有点像街头斗士，所设计的招式都是为了得分，以尽量说服永远持怀疑态度的对手。弗里德曼的意图是政治性的，目的在于通过说理和赢得支持以改变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走向。萨缪尔森倾向于长期和宽广的视角，不太愿意纠缠于以往的每个争论。
弗里德曼将《新闻周刊》这次尝试的成功归功于两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和相互尊重。“尽管保罗和我对于公共政策问题经常有针锋相对的看法，但私下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尊重彼此的才能和对经济学的贡献。”[39]弗里德曼写道。萨缪尔森在写给弗里德曼的一封信中称赞了对方：“我希望我俩可以这样说，尽管我们对很多事情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理解两人为何在逻辑和经验方面存在分歧，而且我们自始至终对对方心存善意、友情和尊重。”[40]
[1] .William Vincent Astor (November 15,1891-February 3,1959).
[2] .William Waldorf"Bill"Astor II,3rd Viscount Astor (August 13,1907-March 7,1966).
[3] .查尔斯·巴里1851年建造的意大利风格的府邸，位于白金汉郡接近泰普洛的地方。
[4] .Waldorf Astor,2nd Viscount Astor (May 19,1879-September 30,1952).Owner of the London Times.
[5] .Nancy Witcher Langhorne Astor,Viscountess Astor (May 19,1879-May 2,1964),the first woman member of Parliament to take her seat.
[6] .至1958年，克莱维顿庄园处于一段短暂的平静时期。然而，在三年之内，这座庄园再次成为头条新闻。在一桩被称为“普罗富莫事件”的丑闻中，保守党内阁大臣们在这里与他们堕落的情妇们嬉戏打闹。哈罗德·麦克米伦政府负责战争的国务秘书约翰·普罗富莫与一位名叫克莉丝汀·基勒的妓女爆出了绯闻。在承认撒谎之前，他一开始在国会否认了这件事，这导致了他的辞职。这桩丑闻以及其他相似的事件引发了麦克米伦政府核心层的动荡，进而导致了保守党在1964年的大选中失利。
[7] .John Jacob"Jack"Astor IV (July 13,1864-April 15,1912).
[8] .《冰海沉船》是一部罗伊·华德·贝克于1958年导演的英国电影，参演的影星包括肯尼斯·莫尔、奥娜尔·布莱克曼、肯尼斯·格里菲斯、亚历克·麦考恩、大卫·麦卡勒姆、迈克尔·布莱恩特。
[9] .Benjamin Crowninshield"Ben"Bradlee (August 26,1921-October 21,2014),WashingtonPost reporter,Washington bureau chief of Newsweek,and managing editor of the Washing-ton Post.
[10] .David Halberstam (April 10,1934-April 23,2007),New York Times journalist whose reporting from Vietnam won him a Pulitzer Prize in 1964.
[11] .Norton Winfred Simon (February 5,1907-June 2,1993),Californian industrialist and philanthropist whose substantial art collection became the Norton Simon Museum in Pas-adena,California.
[12] .Osborn"Oz"Elliott (October 25,1924-September 28,2008),editor of Newsweek,1961-1976.Under his leadership,the magazine's weekly circulation doubled to three million.
[13] .Philip Leslie"Phil"Graham (July 18,1915-August 3,1963),publisher (from 1946 until hisdeath) and co-owner (from 1948) of the Washington Post,married to Katharine Graham,daughter of Eugene Meyer.
[14] .Ben Bradlee,A Good Life (Touchstone,New York,1995),p.249.
[15] .Walter Lippmann (September 23,1889-December 14,1974),often described as"the most influential American journalist of the 20th century."Author of the influential book Public Opinion.
[16] .Emmet John Hughes (December 26,1920-September 18,1982),a foreign-bureau chief and article editor for Time-Life and a speechwriter for Eisenhower.
[17] .Henry Stuart Hazlitt (November 28,1894-July 9,1993),conservative economics writer with a libertarian bent.
[18] .Henry Christopher Wallich (June 10,1914-September 15,1988),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Yale and a member of Eisenhower'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before joining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in 1974.
[19] .John Maynard Keynes,Lord Keynes (June 5,1883-April 21,1946),a Cambridge Univer-sity mathematician turned economist whose bookThe General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1936) overhauled macroeconomics and encouraged governments to borrow and spend to avoid recessions.
[20] .Lyndon Baines Johnson (August 27,1908-January 22,1973),a Texan Democrat who served as the thirty-seventh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President John F.Kennedy,from 1961 until Kennedy's assassination in November 1963,and then as the thirty-six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from 1963 to 1969.
[2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October 15,1908-April 29,2006).
[22] .1958年的《富裕社会》描述了自二战以来，美国私人部门如何变得更加繁荣，但是公共部门缺乏足够的社会的和物质的基础设施，这导致了难以忍受的收入不平等。这部著作预见到了林登·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宣战”的运动。
[23] .John Fitzgerald"Jack"Kennedy (May 29,1917-November 22,1963),the thirty-fif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from January 1961 until his assassination in November 1963.
[24] .约翰·肯尼迪短暂而辉煌的总统生涯被广泛地比作亚瑟王圣境宫殿这一田园诗般的世界，1960年勒纳和洛维的同名音乐片描绘了这一场景，然后1967年由理查德·哈里斯和范妮莎·雷德格雷夫主演的电影讲述了同样的故事。
[25] .Paul Anthony Samuelson (May 15,1915-December 13,2009),the first American to win the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The author of the definitive economics textbook,named simply Economics.The New York Times dubbed him the"foremost aca-demic economist of the 20th century."
[26] .Interview with Samuelson,New York Times,October 31,1993.
[27] .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born Arthur Bancroft Schlesinger (October 15,1917-February 28,2007),historian,social critic,and public intellectual.
[28] .John Kenneth Galbraith,A Life in Our Times:Memoirs (Ballantine,New York,1982),pp.389-90.
[29] .Richard Parker,John Kenneth Galbraith:His Life,His Politics,His Economics (Farrar,Strausand Giroux,New York,2005),p.416.
[30] .Letter from Elliott to Samuelson,May 17,1966.Duke Samuelson archive.
[31] .Milton Friedman (July 31,1912– November 16,2006),conservative economist who advised presidents Nixon and Reagan an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hatcher.Described by The Economist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possibly of all of it."
[32] .Oriental Economist,November 1976,pp.17-18.
[33] .Ibid.
[34] .George Joseph Stigler (January 17,1911– December 1,1991),Chicago School economist who won the 1982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35]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Memoi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98),p.357.
[36]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4,1966.
[37] .Friedrich Hayek,known as F.A.Hayek (May 8,1899– March 23,1992),an Austrianborn and later British economist and philosopher,key figure in the Austrian School,who defended classical liberal economics from the Keynesians.Notable for moving to London from Vienna to better challenge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about macroeconomics emanatingfrom Keynes from 1931 onward.The 1974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38] .自美国于1941年加入二战以来，在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经济受到联邦政府的管制。但是，到了60年代末期，随着通货膨胀猛涨和经济增长急剧减速，不断利用纳税人的收入和公共借款来维持经济增长，已经走上了绝路。
[39] .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p.357.
[40] .Letter from Samuelson to Friedman,December 8,1995; Two Lucky People,p.357n.